在上海老城厢东南部有一条富有明、清、民国建筑特色的马路，它的路名叫乔家路，东起中华路，西至凝和路，全长539米，原是一条河浜，叫乔家浜。
据考证，从1568年开始，明代抗倭名将乔木从川沙迁徙到城内，人们将乔家聚居的地方称为乔家浜。1906年填浜建路命名乔家路，现在依然能从弯弯曲曲的路基上分辨出当初河道的走势。乔家路原来是弹格路，1958年因为积水问题改成了柏油路。
昔日，以乔家路为中轴线的一平方公里的区域,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周边有许多寺庙、善堂、衙门、商号、宅院、钟楼等，每天热闹非凡，一番清明上河图景象。在明清时代甚至民国初年，是老上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最具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曾说，“老城厢中乔家路一带是最有味道的，这是上海市区内最后一块带有浓重的江南小镇特色的区域”
3月26日，一个雨后的早晨，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乔家路开始了寻觅之路。
一
从中华路进入乔家路，迎面是一个南北向的小街，叫永泰街。街口，有一株600多年的古银杏树。我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居住在银杏树后面不远的一排小屋里。他常常以这棵树为荣。因为，在市中心地区能有这样一棵古木实属少见。
这棵树曾遭雷劈，主干被从中劈开呈现一片焦黑，枝叶却依然长得郁郁葱葱。同学说，不少本地老人视这棵遭雷劈而不死的老树为“神树”，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在树前供奉香烛拜祭。如今，为了防止火灾，银杏树周边围起了铁栏杆隔离，不过偶尔还是能见到新插在地上尚未燃尽的香烛。
银杏树左侧不远便是宜稼堂。这座大院坐北朝南，是典型的三进江南古建筑，这座大院的主人是郁泰峰。其后人曾经如此描写该院当初的景象：四周围墙高耸，朱红大门发光，上下二层各排列着六大间，还有一排挂着六个大红灯笼的灯楼。刻花格窗格外耀眼，古色古香。一到夜晚，一弯新月当空挂，乔家浜波光粼粼，红灯笼光影映入水中，一闪一闪宛若人间仙境，成为当时“沪上八景”之外的一景。
相传，晚清重臣李鸿章在沪办公务时，常到宜稼堂来拜访郁泰峰。他边赏阅古籍，边切磋收藏之道，还会借几本好书回去。上海道台丁日昌也跟随李鸿章到藏书楼看书，看到好书就叫跟班偷放在轿子底下，夹带而去。可见郁泰峰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引文人骚客垂涎。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郁泰峰私交甚笃，杭州城被太平军包围时，城内百姓粮食断尽，饥饿难忍。胡雪岩冒死逃出城，到沪与郁馥山、郁泰峰商量筹粮救灾，两位慷慨捐粮，通过洋枪队护送，把粮运往杭州城。然，粮食未到城已失陷，这批由十一艘沙船装运的粮食，最终只好给左宗棠做了军粮。由此，胡郁二家成了生死之交，胡雪岩把女儿嫁给了郁泰峰的孙子郁锡生。迎亲之日，左宗棠特派军舰二艘为胡护航，并亲临郁府道喜，一时轰动上海滩。亲上加亲，郁钟麟又娶胡雪岩孙女为妻。
“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三进大宅被切分成多户民居，邹韬奋夫妇为躲避国民党迫害曾隐居于此，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诞生于此。
时光荏苒，已有180年历史的宜稼堂，虽经历晚清战火损坏和长期风雨侵蚀，但旧址基本保持了完整的江南宅院风貌。
在我的记忆中，昔日“宜稼堂”的正门是黑漆漆的颜色，像封建社会衙门似的竖着一根根栏杆。我上小学时，这座大院曾经是“少年之家”（我们常在晚上到这里花上3分钱看电视），再后来是“阳光之家”，现在则是民居和一些机构的办事场所。
二
宜稼堂向西一点便是“梓园”。梓园，原是清朝康熙年间构筑的宜园。20世纪初，上海的名画家、实业家王一亭买下了这处老房子,因园中有一棵百年梓树，遂更名“梓园”。他在院落中建造了一座古怪的宅邸，将意大利百叶窗、哥特式窗户和希腊式廊柱融入一体，宅邸周围还有飞檐的亭阁和假山，如梦如幻。大门门洞上，镶嵌有著名画家吴昌硕所题写的“梓园”石匾额。浓郁的欧式风情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格外惹眼。园中有佛阁、假山、池塘以及各种景物，广栽花木，还饲养鸟类。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携夫人艾尔莎访日途经上海，应邀到“梓园”赴晚宴，爱因斯坦在致词中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他在日记中也写道：“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去一位富翁画家（按即王一亭）家里吃中餐晚饭。房子外墙高冷，外面黑暗。里面，节日般灯火通明的走廊，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陆报》等都对此作了报道。
如今，“梓园”遗址尚存一幢塔式楼房和一座两层佛阁。在后面，还有一排宽敞的平房，可见大大的斜顶、高高的廊柱和雕花门窗，据传它曾是王一亭的客厅和书房、画室。
王一亭笃信佛教，他在后花园建造了一幢中西结合式样的念经楼。如今，念经楼还在，但不再会有朗朗的念经声从楼中传出了，因为它早已改作了一般民居。
我曾经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就居住在民居的二楼。有好多次，我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那时，全没有想到如此简陋的民居，也有过不一般的身世。
小时候，乔家路上的居民不多。我们可以从梓园的正门穿进去，再从后门穿到天灯弄、药局弄，有时还兜到巡道街。那时的“书隐楼”，可以随意进出。
梓园西面的143号门前有一棵大桔树，在没有行道树的老城厢里显得特别显眼。经常会有路人对着桔子树拍照留念。树上会结出桔子，主人在显眼处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树上的桔子很酸，请勿采摘。
门口的另一侧有一节凸出地面的长方石柱，石柱的表面上阳刻着三杆长戟。这是一个旗杆的石基座，正面刻三支戟，寓意“连升三级”。
据传，这里为明末将领乔一琦故居遗址。西侧，药局弄口的墙上钉着“最乐堂遗址”牌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曾在此建宅者是乔一琦的族兄弟。
如今，“最乐堂”仅有遗迹可寻。
三
乔家路上知名度最高的居民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乔家路234-246号的“九间楼，”是徐光启故居。为明代崇祯年间建造，距离今天有500多年了。
1562年，徐光启诞生于此宅内，这是三进大宅，徐氏住在最后一进。上下各有九间，称为“九间楼”。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丁忧回籍，在南京邀请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郭居静（LazaroCattaneo）来沪传教，郭到上海即居“九间楼”。第二年徐光启在宅旁建第一天主堂，委托郭居静主持堂务，是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
“九间楼”历经三百多年，房屋已经多次改建，尤其抗日战争期间，遭日军轰炸毁掉两间，如今只剩下上下七间。
“九间楼”对于我来说也一点不陌生，因为我曾经住在“九间楼”的前门——俞家弄，“九间楼”里面住着我的几位中学同班同学。记得，那时“九间楼”里有一堵白色的高高的照壁，还有一口古井。如今古井被填，白色高大的照壁墙已毁。
“九间楼”虽年代久远，却仍具昔日风格，楠木梁柱依然完好，柱础、雀替、斗拱和宽厚楼板等还是当年旧物，梁上镌刻卷水云纹。1956年进行文物普查时，住在“九间楼”的徐氏后裔朱二媛曾捐赠明代徐光启绢本画像和崇祯皇帝所赐黄绫诰命两件。
如今，我走近“九间楼”，只见房门窗户都被用砖头封死了，这里的住户因为旧改都已搬迁，昔日的住宅风味荡然无存，只是门口还竖立着“明徐光启故居”的石碑。马路两边的小店摊头贩卖着熟食、水产、蔬菜、早点，行人和自行车穿行其间，很难想到这排不起眼的房子曾住着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彪炳史册的上海人。
“九间楼”斜对面是一个校场，记得小时候校场的两扇黑漆大门顶天立地，足有两三个人高。进了大门，有一条四五米长的通道，两边是放兵器的木架子。走过通道，里面是个空旷的广场，可以通往凝和路99弄。该地曾被铅笔厂使用。1958年大炼钢铁时，空地上都是小高炉。后来又被轻工机械七厂占用，再后来变成了如今的万有全菜场。
曾经以一本《死是容易的》享誉文坛的阮海彪，过去居住在紧挨着校场的沿街小屋内。小屋旁边是一家南北货商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居住在南北货商店的楼上。那时，我、我同学，还有阮海彪经常在一起玩耍。记得有一次，为跟阮海彪打赌有机玻璃是否摔得破，我傻傻地将一块好不容易觅来的有机玻璃往地下一摔，碎了。阮海彪笑了，我哭丧着脸，心疼不已。
乔家路、凝和路转角处、连接俞家弄的那一片地方，叫“高石头”。后来，那一片地全都被铲平，造起了两幢工房。之所以这个地方叫“高石头”，是因为那一片地，高出路面许多且又很僻静，没有几户人家。
彼时，“高石头”处有一家专门供应企业的副食品批发站。每天清晨，人们还在熟睡时，食堂采购员就骑着黄鱼车前来采购副食品了。那哐啷哐啷炸响的黄鱼车声音，扰人清梦。
俞家弄靠近乔家路一侧曾有一段很长的高围墙，还有一条很深很深的夹弄，拐角处，被一长溜的黑色竹篱笆围着。据说，那里是明清时某富翁的私家花园，里面种着荷花等各种花卉。我搬到这里时，已是民居和一家小型工厂。
俞家弄是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很不寻常。
上世纪40年代，杨浦发电厂工人运动领导人王孝和烈士就住在乔家路东首的俞家弄71号内，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在门口隐约可见“颐寿堂”字样，刻蚀已经风化。
俞家弄193号内的陆敬德堂里，曾居住着两位爱国志士陆伯鸿与关炯之。上海的爱国华商领袖与工商巨子陆伯鸿，为上海城市建设打下基础，他创设的华商电灯公司，解放后改为了上海南市发电厂。1912年，他又兴建了上海华界的第一条有轨电车，车头是绿白红三色谐音“陆伯鸿”。8·13淞沪抗战，他凿沉自家轮船于长江中阻挡日军西进。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关炯之，1905年在审理“大闹会审公廨”案时，不顾外国陪审员干涉，认定中国人无罪，名震上海。五卅惨案中，他释放爱国学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一笔。
我的老宅在俞家弄211号，与193号相邻。那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3号为何是大门不显山露水暴露在外面，而是被一排矮平房遮掩着，路人无法直接看见里面的庭院。长大了，有专家为我解惑：这是当时做官人家建造房子时讲究风水的一种做法，类似现在的玄关结构，转个弯，挡一下，不让财气与官运直接外露，避免造成流失。
四
乔家路的边上有条一百米多长的小路叫做“乔家栅”，和上海知名的糕团店同名。
乔家栅的前身是开设在此地56号的一家汤团店，后来跟着弄堂把店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我居住在老宅时，隔壁邻居是个40来岁胖乎乎的女子，大家都叫她小妹妹。
小妹妹的祖上是开糕团店的，至于是不是就是乔家栅汤团店老板的后人，她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小妹妹很健谈。夏天，在弄堂口乘风凉时，她总是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乔家栅记忆。从乔家栅的历史一直到路两旁各家门面的历史，不厌其烦讲了一遍又一遍……
清代乔家栅的路东头，曾设有一个大栅栏（因为安全需要上海城内曾有过数道木栅栏），由于紧邻乔家浜所以叫做“乔家栅”，栅栏边的小路也因此得名。在现在乔家栅、光启南路口的一间平房上有一根貌似烟囱的四方石柱，石柱上有好几道长条的镂空，样子有点奇怪。专家考证后说，这并非烟囱，而是当年“乔家栅”的石头基座。
我后来搬家住到乔家栅的柏枝弄。从乔家栅到柏枝弄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鸳鸯厅弄穿过去。有专家考证，鸳鸯厅弄是上海最早的红灯区。他说，以前上海的“红灯区”最早是在虹桥（今复兴东路望云路附近），后转移到鸳鸯厅弄一带。直到上海开埠，才转到和法租界交界的郑家木桥，最后才转移到“四马路”福州路。二是从乔家栅走进去。柏枝弄路面狭窄宽不过3米，居住着110户人家，我家在南端，是一座老式石库门房子里的客堂间，楼上东厢房居住着一位望族，收藏着许多珍贵的书籍。我中学时，为学习篆刻专门到他家里去，将一本厚厚的《康熙字典》里面的篆体字恭恭敬敬的抄录下来。我在这间客堂间里整整居住了20年，在这里，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在这里我创作发表了人生第一本中篇小说《三刺张啸林》。客堂间的后门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凝和路。
与乔家路接壤的凝和路，旧时有“古商业街”之称,曾一度是老城内西南部一条商铺众多，百业繁荣的老街。上海第一个“报关业公所”机关诞生于凝和路北首，是上海外贸部门的起步地。
记忆中，这条一公里左右长的凝和路，从头到尾都是摆摊的，最多时候有500多个小摊贩。卖菜的、卖熟食的、小百货、货品回收站等，一度挤爆凝和路及周边乔家路等区域。
与一般马路集市不同的是，这个马路市场两边都是地摊，中间有黄鱼车摊，挤得水泄不通，别说开车，就是骑自行车，也只能推着过，高峰时候，空手经过也很费劲。
这条路上的菜价，很便宜。我一个同学住房改善搬到徐汇区得高层楼房去了，每每遇到请客，总是打的到这里来选购食材。他说，加上打的费用，菜价也要比自己现在居住的地方便宜很多。虽然菜价实惠，但环境让人糟心。有时候，天刚亮，楼下的小贩为了争摊位吵架，吵得人窗户都不敢开。拥堵、吵闹还都是小事，脏乱更让人受不了。夏天，路上的那怪味，让人苦不堪言。因人多、货多，这里到处是垃圾、污水横流，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生活。
前两年经过整治，这种现象有所改变。
凝和路靠近乔家栅有一家绸布店，据说是杜公馆总账房黄国栋的产业。黄国栋曾经居住在凝和路靠近乔家路的一幢房子里。我有个小学女同学与他是邻居。同学家的成分有点高是否与黄国栋有关不清楚。不过，这位娇小的女同学硬是凭着自己的埋头苦干和勤奋好学，后来成长为一家中型企业的工会主席。
我家后面通往凝和路的那条小路，正对着梅溪弄。这也是一条很有故事的弄堂。里面有建于光绪四年（1878）12月的“梅溪小学”（原名“正蒙书院”），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不到200米长的梅溪弄，还有一家被称为上海最后的老虎灶，曾经还因此上过电视。
这家老虎灶建造至今已近一个世纪，是上海仅有的一家有茶馆的老虎灶。早上7点，大多数人还在梦乡的时候，梅溪弄老虎灶就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辰光。十多个玩鸟的男人人手一壶茶，围桌而坐。近二十只鸟笼在头顶上“唧唧喳喳”地热闹着，茶客们高声谈笑，说着只有圈内人才听得懂的“鸟语”。
老虎灶的老板，一位来自安徽的小伙子，在一旁殷勤地沏茶添水，并不时往炉膛里添木柴，炉灶捅得火星飞溅，“噼哩啪啦”的木柴爆裂声，清脆而有弹性，水汽在屋内弥漫……
俄顷，来了一桌子男男女女，他们以前都是老虎灶的常客，后来分头搬走了，趁假期，来这聚会。在他们看来，比起茶室，老虎灶实惠很多，可以加酒加菜，就像家里一样。
五
乔家路这片旧城区域，掩藏着上海原汁原味的老城厢历史，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基因的积淀，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留下百年传奇。
穿行在这条路上，追寻特殊的市井气息，仿佛在解读上海城市的历史，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
去年年初，乔家路地块旧区改造正式启动，引起了各方关注。根据规划，乔家路地块旧改工程将以光启南路为界分东、西两块推进。也就是说，7300余户居民将告别这里。
有专家断言，乔家路经过旧区改造后，相关明清建筑将得到修缮，传统街巷的线形和界面特征将得到凸显，一条展现历史风貌的原汁原味的“老街”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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