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与中国古钱
风鸣（原创）
六、中国古代铸钱工艺简史
中国古代铸钱工艺的进展，与古代铸造技术的整体水平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个直接以“青铜时代”开创其金属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钱自启幕之初，即已形成与青铜铸造紧密相关的一系列受制于其工艺特征的品格。
夏、商两代日益成熟起来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直接被应用到金属铸币的制造上面。从现已发现的古范来看，早期象形金属贝的和空首布所采取的陶范和或石范其型腔和文字，多为直接在范泥、范石上刻制而成。其制范与合范的要求较低，生产效率也无从提高。象形金属贝和空首布时期的铸造技术，可以视为同时期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小型器物领域内的一种延伸。钱币铸造自身的工艺特色尚未崭露出来，更不必说反过来对早已成型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有所贡献。这种钱币铸造工艺上的特征，反应在出土或传世实物上面，使我们很难找到两枚形制完全相同的铸币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早使用金属范盒压制钱币泥范的国家，也是由此率先发展出叠铸技术的国家。叠铸技术是源于铸钱领域，很快波及马车配件铸造并且扩散到整个铸造技术领域的一次大的技术变革。在成熟的范盒制范和叠铸技术之前，显然有一个在风干的泥块上以木模或金属母模打印或压印铸币型腔的技术过渡阶段。现存的齐刀陶范、砖范和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仍然可以见到的陶范，揭示了以母范打印或压印钱范的漫长历史。
以叠铸技术铸造钱币影响深远。在山西侯马牛村战国时期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叠铸陶范，方足布、尖足布，甚至晚期空首布都曾经大规模使用叠铸技术铸造。
西汉时期，叠铸的技术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以范盒压制泥范并同时压制共用浇口的立式浇铸系统这一技术形式以外，以石范和铜范立式叠迭的技术形式也有所发展。这个时期，以两排、四排、六排钱范相叠按卧式浇铸系统叠铸的技术也有较大的进展。汉五铢和各式莽钱多以叠铸方式制造。叠铸技术在西汉和新莽时期造币领域内的广泛应用，是汉武帝铸五铢以来，到平帝原始年间，得以“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之巨，也使王莽能够在改进了浇铸系统之后，凭籍卧式叠铸技术铸造出文字丰满、品质优良的钱币。叠铸技术大大节省了铸钱所用的金属和造型材料，节省了生产时间，造型空间、燃料和炉具损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钱币的特殊制造要求（按同一型制和文样大量复制）促成了叠铸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地提高了钱币制造的水准，并且惠及整个铸造工业。
自先秦以来直至唐开元甚至下延至五代十国，我们可以确证的制作钱范和范母的材料，可以归为如下几类；石料、泥料和金属材料。
春秋时期的“卢氏”空首布即战国初期的“梁一釿”平首布，早有发现铜范的记载。齐法化、蚁鼻钱、賹六化、半两、五铢、莽币、太平百钱等也续有铜范母或铜范出土。铜金属所具有的耐腐蚀和易于加工的特性，加上合适的强度，使之成为钱范母和钱范的上选材料。同样，铅的类似品性（耐腐蚀和易于加工）也适于制作钱币的范母。但铅强度不济、易于变形，使之无缘成为古钱制造史上长久使用的造型材料。王莽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曾有铁范，但铁范易锈蚀的特性似乎不宜于作成面文细致的钱范。这已注定铁钱范不可多得。
石制钱范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石料是制范材料中唯一不可能使用范母打压或铸造成型的材料。因此，石范应是制作成本最高而生产效率最低的一类范型。据出土所见，石范的制作材料有青板石、滑石、红砂岩等，多为易于刻制加工并有较高耐火的石材。
泥范是钱币铸造史上最早使用的一类范型。以泥制范是古老的制陶技术传递给铜铸或铸造工业最基本的技艺。泥范的基本造型材料有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等风化而成的粘土、细沙，以及谷糠、麦秸和用旧范碾成的熟料。上述造型材料经晒干、碾碎、筛分、泌水、浸泡、淘洗后按一定比例拌和并经反复揉搓。即得到延展度较好，表面光洁的范泥。范泥经木模板或手工修制成合适的范坯后，风干定型，然后在其风干定型尚未失去塑性的时候，用母范（金属母范或木制母范）打压成型或直接以手工雕制成型。压制或雕制成型的泥范，可以在阴干或微火烘烤之后直接使用，也可以经850—900℃的高温烘烤，制成没有达到烧结状态，亦即尚未陶化的陶范。在以范盒压制钱币泥范的技术出现后，泥范的制作水准大为提高，原来需要分开制作的榫卯定位结构，现在可以经由范盒一次压制成型。这种范盒压制泥范技术的直接后果是，叠铸的出现。叠铸的前提是制作出标准合范结构可以互换的范块。而范盒压制泥范技术的出现。满足了这个要求。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得知。在唐开元以前，中国古钱铸造范型基本上由泥范主导。泥范制范技术的进步以及以之为动源的铸造技术的进步，是规定这一时期铸钱成就及钱品工艺特征甚至钱文特征的主要制约因素。
钱币所特有的轻薄体型，及其对金属机械强度没有太高要求的特点，是的熔炼技术的进步对铸钱工业的影响显得微乎其微。在青铜冶铸工业可以制造出一系列青铜重器的背景下，铸钱工业显然已不可能对熔铜技术提出额外的技术要求。
以秦汉为分野，先秦即秦汉以后的青铜钱币其合金成分经历了显著的改变。先秦币多为铅含量甚高铜合金。个别钱品铅含量甚至高达62%。锡含量也有所上升，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三元合金结构。铅含量有显著下降，铜、铅、锡的对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趋于稳定。到宋代，青铜铸币的合金成分已基本上稳定在铜66%，铅26%、锡8%这一标准剂型范围内。先秦的铅基或铅含量甚高的青铜铸币，由于是经硬模浇铸，摈弃铅含量很高，可以有效的翻制铅锡金属偏折所导致的表面渗漏，从而避免了所谓铅汗（或锡汗）对铸币表面文样的损害。而铅锡青铜在青铜时代过去之后，仍然是铸币的主要材料，与铅锡青铜良好的流动性，复制细微型腔的能力及其稳定的金属性能密不可分。
唐开元通宝以后，中国古代铸币的造型工艺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进展。开元钱的深峻精美冠绝各朝。这个时期，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与开元钱相对应的硬型钱范。据《唐会要》劵八十九（泉货）载，“郑虔《荟粹》云，询（欧阳询）初进臈（蜡）样”，文德皇后在蜡样上掐下甲痕，即成所谓开元钱新月纹之缘起。开元新月纹的缘起是否有附会成分可以撂置不议。但有学者据“蜡样”掐痕见于开元钱成品应为下凹纹，今天所见开元钱实物月痕为凸起阳纹，来论证开元通宝不可能来自“蜡样”，则可能失去偏颇。由去开元不远的的德宗朝苏冕始编的《唐会要》引述更早问世的郑虔《会粹》，述者和引述者都显然不可能脱离当时的钱币制作常识来编制不在常识之中的秩闻。秩闻趣事的真实性因其不可证实而大可以依据考证的特殊线索予以质疑，但秩闻趣事所籍以铺衍的常识背景则是人人可以质疑，有目共睹的当前事实。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欧阳询进呈蜡样和文德皇后或杨贵妃爪拂蜡模是否真实必得依据的真实的常识背景，即当时铸钱是否依据“蜡样”。根据上述推论，以“蜡样”铸钱应是两位作者所处时代铸钱所采用的通行的工艺程序。
但当到此为止，我们依然不能断定开元通宝事实由失蜡法所得铸型铸造，还是有砂型铸造，田长浒教授断定唐以后铸钱由硬模叠铸转向失蜡法(见田著《中国金属技术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201页），而谭德睿先生从技术上评价，认为唐以前已采用水平分型或垂直分型的高效率叠串铸工艺铸币，因此，唐以后已没有必要使用技术复杂而且相对效力低下的失蜡法来铸造钱币（见谭著《灿烂的中国古代失蜡铸造》，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6-7页）。田先生和谭先生上述截然相反的结论，所依据的却是有关欧阳询进呈“蜡样”，文德皇后或杨贵妃“爪拂蜡模”一类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问题在于，我们将怎样理解“蜡样”？实际上，田先生与谭先生对“蜡样”的理解并无歧异，两位先生都把“蜡样”视为开元通宝以失蜡铸型铸币的线索，亦即把“蜡样”视为开元通宝用失蜡法铸币的失蜡铸型蜡质范母。田先生据此断定唐在开元通宝以后，转向失蜡法铸币，而谭先生的技术分析（上述有关掐指纹应以阳纹形式出现于开元通宝实物的推论，以及与叠铸技术效率的比较分析）则否定了以失蜡法铸钱的历史可行性。
两位先生对“蜡样”的解说似有误失。开元通宝以后泥范已十分少见，迄今为止，我们找不到曾经大规模铸造地开元钱以泥范铸造地考古证据。因此，开元通宝应是不留痕迹的砂型或失蜡型铸品。砂型透气性好，金属液的流动性和复制型腔的能力相应有所提高，为铸制出像开元通宝这样字廊饱满深峻的钱品提供了工艺前提。按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述，以砂型叠型铸造方法铸钱的工艺效果显然远非失蜡法或泥范叠铸法可以比拟。因此，从开元通宝实物所见工艺特征及其铸造规模，结合钱范出土现状和自此以后翻砂法明确应用于铸钱工业的历史线索来看，开元通宝应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个以翻砂法大规模铸造的钱品。
搜索现存的出土和传世资料，不难发现，我们找不到开元通宝以翻砂法造币所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雕母。传世或出土雕母不外木雕、铜雕、牙雕、锡雕等几类。牙、木、铜、锡几类材质显然都有传世基础，而以蜡雕制而成的“蜡样”则无缘传世。如果开元通宝以翻砂法铸造，而“蜡样”认定为失蜡法翻造砂型铸母的蜡质雕母，或者以范盒压制成型以便使用失蜡法来翻制砂型铸母的蜡型。传世开元通宝地章和字廊之间的光洁水准，非后世用雕母翻砂铸制铸母的钱品可比，无疑也是我们在这里让推断进呈“蜡样”为用失蜡法铸造铸母所本蜡型的一个有力物证（按照这种说法《唐会要》应可取代宋人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述及失蜡法铸造的历史文献）。
开元通宝以后，中国古钱造型工艺进入了由砂型主导的新阶段。五代十国部分钱品的泥范虽然可见零星出土，但这毕竟已经无关大流，而只不过是一种传承久远的早型工艺渐行渐远的一点遗响。
以砂型造币的“范母”，即是用以模造砂型的母钱。母钱可以分为雕母、铸母两类。雕母通常以牙、木、铜、锡雕制。牙、木雕母通常用作进呈皇帝听候选审的样钱。铜、锡雕母作“祖钱”，用以翻铸模造砂性的铸母（钱模），锡雕母可直接用作模造砂型的母钱。
以雕母，铸母翻砂铸钱，宋人文献已有明确记载。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明代翻砂铸钱的工艺程序和场面的详情记叙如下；“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未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灑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成字或布置其上。又用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只合十余匡，然后，以绳捆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遂一倾入孔中。冷定，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种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夹出逐一折断，以待挫磨成钱”。
从宋应星所述可知，以砂型铸钱的工艺实际上是一种叠型铸造工艺。砂型的造型工具是用以规范砂型造型材料和便于重叠合模的木匡。木匡取标准尺寸，因此得以层层相叠而不致错箱，框上下应有便于重叠定位的子母榫卯结构。“以绳捆定”则是避免浇铸时“抬箱”的技术环节。浇铸时“逐一倾入孔中”，反映了与泥范、石范、铜范等硬模型叠铸不同的工艺定位。砂型叠型铸造工艺因受制于造型材料的强度而不可能共用一个立式浇注系统。砂型叠型铸造工艺提高了造型的工效，也节省了造型空间和造型材料。其叠型铸造工艺设计的着眼点不是通过各范块之间共用浇注系统来节省金属材料。但各自独立的每一型框内部以一个浇注系统串铸成型的钱币数量，已大大超过范型透气性差，金属液流动不畅的泥范时期的串铸甚至叠铸水平。这无疑会在整体上大大减低浇注系统的金属消耗。
模造砂型的造型材料是捣细过筛的土、炭细末。以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为脱模剂，和以松香、清油熏模所形成的炭烟，都有利于型腔表面形成便于金属液流动和确保铸品表面光洁的隔离气层。
模造砂型的母钱，则是材质厚重，表面光洁，易于脱模，因而具有优良的模造性面能力，同时有利于提高“覆转”造型脱模工效的锡、铜雕母或铸母。
由此可知，唐、宋以后，中国古代铸钱工艺所采用的砂型叠型铸造工艺，其工艺设计思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工艺细节，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同时，这种工艺的突破，也为钱文形式的变各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开元通宝以后钱文书体无体不备，突破了钱
前此几乎只以笔划间距疏朗的篆体入钱的局限。砂型的良好制型能力及其优良的透气性所引导的金属液的更好流动性和填充复制型腔的能力，为唐以后铸制钱文生动明晰的钱币以及形成日益丰富多彩的钱币文化（如花钱在民间的极大发展），廊清了技术上的障碍。
以翻砂法制造钱币，其制模技术在经历唐代以失蜡法铸造铸母的阶段后，过度到以后直接以雕母翻砂，或以雕母翻砂制作铸母这一在技术上更为简约有效的阶段。中国古钱的翻砂法铸造技术显然是范盒压制泥范技术的一种延伸。开元通宝的翻砂技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成熟的技术风范，无疑背靠着深厚的泥范造型的久远技术传统。失蜡法应用于开元钱制模，表明翻砂铸钱法的确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和盘托出的集大成之作。以翻砂法铸钱，为中国古代传统的造型技术开辟了新的技术空间。铸钱工业沿用普通铸造业古老的泥范和金属法造型技术的历史，从此宣告终结。翻砂法铸钱的砂型造型技术，在其型面所要求的技术精度和超薄型铸件成型能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之失蜡型、金属型、泥型等广泛应用于其他铸造领域并且早已上千年发展历史的造型达到的水平，也未能望其项背。中国古钱铸造技术自以翻砂法铸钱以来，确立了与普通铸造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从此以后，砂型成为与普通铸造所承袭的失蜡型、泥型、金属型等传统技术并列的古代四大造型技术传统之一，并由此对小铸件领域的铸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开元通宝翻砂法造钱新纪元之后，对铸币也较有影响的工艺进步，可推宋代大规模推广的湿法炼铜工艺和明代嘉靖朝的火法炼锌工艺。
湿法炼铜即所谓的“胆水浸铜”的“胆铜法”，其工效远高于火法冶炼，这对于迅速提高两宋时期的铜产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效保证了两宋大量铸造铜钱所要求的供给。而胆铜法所需资源的迅速衰竭，似乎也对南宋大铸其铁钱不无影响（南宋以“胆铜法”所的铜产量已占到整个铜产量的85%，可见，当时的冶铜工业已大规模的暂时放弃了成本高昂，资源丰富的火法炼铜）。
明代嘉靖朝以后火法炼锌工艺的巨大成功，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对“倭铅”（锌）的依赖，而且也直接促成了黄铜铸币时代到来。嘉靖以后，中国古代铜铸币的金属配方在沿用了两千余年的铜、铅、锡青铜合金之后，迅速转向了铜、锌合金。中国古代铜铸币，从此由青铜时代转换到黄铜时代。黄铜（铜、锌合金）色泽亮丽，而且其金属液不会像青铜那样因为比重偏析出现妨碍砂型的锡汗或铅汗，加之锌金属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迅速取得了青铜无力与之抗衡的优势。这样，嘉靖朝以后的中国铜铸币史，便进入了以黄酮铸币为主流的黄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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