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明风华》，唤起多少明朝旧事，后人在怀想明朝强势立国的雄壮以及永乐仁宣的四海升平时，也无法回避明朝在盛世之时遭遇的巨大挫折，这就是1449年土木堡之变。
作为明朝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土木堡之变之所以“出名”，除了它距离明朝的仁宣盛世仅仅过了15年，可谓盛世剧变，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大明北方精锐席卷一空，明朝自立国以来首次京师戒严，大明天子英宗更是沦为敌国俘虏，大明王朝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之中。
不过，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就在大明王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怒斥南迁主义，力排众议扶持代宗继位，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稳定了军心民心，为明朝京师保卫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明代宗的信任中，于谦呕心沥血整饬军备、舍身忘死排兵布局，终于在北京城下重挫瓦剌太师也先统领的五万蒙古精锐，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英宗也在胜利之威下回到大明。
然而，于谦的忠贞为国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在英宗归明7年以后，夺门之变爆发，英宗成功复辟，代宗在重病中一命呜呼。
而作为代宗的“心腹”，于谦在英宗复辟后遭到了英宗集团的疯狂报复，最终落得了斩决的悲惨下场。
作为大明帝国的柱石，于谦可谓真正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的含冤落幕，使大明帝国失去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治世能臣，是大明帝国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那么，于谦被冤杀后，为何在北京城下折戟的瓦剌没有卷土重来呢？静夜史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大明国威尚在
土木堡之变不仅仅使大明一战失去了20多万大明精锐，北方军事力量被席卷一空，更使得明朝武将集团尽数被戮，从此文官集团独掌朝纲，明朝陷入了重文轻武的不归路，可谓真正的元气大伤。
但即便如此，明朝实力也依旧强大，特别是对于瓦剌而言。
土木堡之变的爆发，直接原因在于明英宗的无知和太监王振的无能，作为农耕帝国，明朝在体量上要远超瓦剌，游牧政权瓦剌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也先的出色指挥，骑兵相比于步兵的优势也是重要因素。
所以，土木堡的惨败，本质上是一次偶然，而惨败带来的巨大损失，虽然使得明朝北方门户洞开，但却并不意味着瓦剌能够趁虚而入甚至完全消灭明朝恢复大元荣光。
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意味着即便二线部队也能够在巨大的灾变中哀兵必胜。这种情况的出现，纵然有于谦力挽狂澜的因素，但本质上还是因为此时的明朝距离1368年建国只有81年时间，在我国“王朝难寿300年”的历史规律中，这意味着明朝总体上正处于上升期，阶级的腐化尚未达到不可控的地步。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明帝国正处于壮年时期，土木堡之变的一记重拳也许让它血流不止，但远达不到一命呜呼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瓦剌不识时务地卷土重来，即便明朝守不住北京，南迁的明朝也能够通过巨大的体量彻底拖垮瓦剌，这对于瓦剌而言是真正的得不偿失，所以敲诈点小钱钱才是正道。
2、瓦剌昙花一现
作为游牧民族集团，瓦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疾风骤雨般的，这意味着瓦剌很容易东山再起，但也极其容易一蹶不振。
换句话说，瓦剌是承受不起失败的，因为一旦失败，先前的积累就会化为乌有，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正是这样的特点，所以瓦剌的每次军事行动才倾巢而出，而且寻求速战速决。因为本质上实力的不足，瓦剌的来去如风更有纳粹德国闪电战的某些特征。
但高墙深沟的北京城岂是区区数万骑兵能够冲垮的？而只要一次这样的失败，瓦剌的所谓自信心就会瞬间荡然无存。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更尴尬的是，瓦剌的首领也先是“太师”而不是“大汗”，相当于总经理，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意味着也先更需要依仗军事上的胜利确立所谓的权威，而一旦失败，除了兵败如山倒，更会使也先的地位摇摇欲坠。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瓦剌元气大伤，最高领导人孛儿只斤·脱脱不花向明朝称臣。随后鞑靼部再度兴起，瓦剌被迫向西域迁徙，退出蒙古高原，后称雄西域，也就是后来的漠西蒙古。
瓦剌西迁后，明朝再度和鞑靼对峙，并持续到1571年俺答封贡。所以，瓦剌在蒙古高原的迅速衰落，已经没有了卷土重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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