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
园林精魂：拙政园的故事
文 | 柯律格
译 | 孔涛
今天的苏州城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区，苏州园林更是游人必看的主要景点之一。一本现代中国观览的“中国古典园林”部分是这样描述这座最著名的园林的：
传统苏州园林的代表——拙政园，座落于苏州露门的东北街，为（Censor of Throne）王献臣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其名来源于晋朝著名学官潘岳所写的《闲居赋》。从前当潘对官场生涯感到失望时，他辞官居住在一间农舍里，过着灌园贩蔬的闲居生活。在“闲居”一文中他写道：“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此园多次易主，易主后历经多次改扩建。
如果我们研读这种平淡的导游用语背后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王献臣，尽管其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资料还是很多的。他生于吴县，其早年经历官修史书《明史·王献臣传》以及文徵明所写的两篇文献都有记载。其中一篇是文徵明撰写的王献臣之父王晋的墓志铭，他于1510年死于监察御史的任上（监察御史是监察机构中声望颇高其实级别较低的职位）。王献臣先担任了行人这一职位，随后被擢拔为御史。1490年，因为擅自干预前线军务，被杖责三十，贬为福建省上杭县的县丞。当他路过故乡苏州时，当地的文化精英热情款待了他，并为他写了很多赠诗来安慰他。这些诗后来结集出版，序言为不到二十一周岁的文徵明所撰写，这是他第一次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们还不清楚文徵明与王献臣这一老一少、一官一民的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曾有人说文徵明帮助王献臣设计了拙政园。我们现在唯一能确切推知的是王献臣至少年长文徵明十岁。
王献臣于1493年进士及第，后在省级官衙任职，不到十年即重新调任御史一职，文徵明1503年的一首诗称呼他为“御史”可证（此处似为作者理解失误，古代尊称某人，往往以其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称呼之——译者按）。他的第二个职业是1504年担任的“言官”，但不久因受“张廷祥事件”而再次入狱，这件牵连颇广的事件在他的传记中有所记载。这一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当事双方几经较量，直接导致了文官集团与世袭军功集团和宦官掌控的东厂的对立。事件的起因是一个部落集团无端遭到明朝军队的攻击，而攻击者反被明军中的另一个势力集团所杀。王献臣因此被贬为广东省的一个驿丞。1506年，经正德皇帝批准，他升任浙江省永嘉县知县。这一职位又让他与文家多了一层联系，因为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此前八年（1499）死于温州知府任上（永嘉县是温州的一个属县）。1508年还在永嘉知县任上时，文徵明为他写了一首赠诗。1510年，王献臣父丧丁忧，标准的丁忧期限是25个月，然而王献臣好像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辞官归乡，选择了衣食无忧、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守丧和归隐这两个目的共同促成了拙政园的诞生。
拙政园位于废弃的大宏寺的旧址上。据1506年的志书记载，大宏寺于朱元璋征服苏州时被焚毁，在志书编撰之时，还是一片瓦砾之地。拙政园开建的确切日期现在已不得而知。现代园林史专家刘敦桢认为在1509—1513之间，证据有二，一是1539年王献臣说过“精心营构三十年”这样的话；二是文徵明1533年曾提到“二十年前”作为王献臣致仕的时间。尽管直到1517年文徵明才在诗作中明确采用“拙政园”这个名称，其实早在1514年，王献臣就已经拥有了这个园子，因为这是文徵明当年所作的一首诗的主题。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证明拙政园以此名存在的最早的直接证据。王献臣和文徵明，正如文徵明的诗所反映的那样，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比如1515年的一首暗示了园子开建的时间，1518年的一首提到了王献臣赠给他竹子，1519年的一首记录了游览拙政园主体建筑梦隐园的情形。这期间有一段空白期（即1523—1527年文徵明离开苏州这段时间），文徵明1527年回苏州后写了一首诗，记述了他同王献臣同游虎丘的情景。1529年也写了一首诗，首句是“高士名园万竹中”。接着文徵明又主持了王献臣之子的加冠礼，此项活动并非免费客串，他应该从这项服务中获得了酬劳。文徵明1533年制作了一本画册，里面包含一篇幅很长的介绍拙政园的散文游记，以及描摹拙政园景点的31幅配诗画作。文徵明的这部画册奠定了拙政园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文徵明于1551年制作了第二本拙政园画册，共有八页，与第一本相比，景点不同，但配诗相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尚存的和已佚失但著录过的手卷也反映了这座园子的特征，这些画作都出自文徵明的手笔。
刘敦桢追溯了拙政园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复杂变迁史。关于拙政园千头万绪的历史，有几点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园子并没有像巴黎的沙特尔天主教堂挺过漫长的中世纪一样挺过明代。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树林木也不是近五个世纪之前的那些原生植物。拙政园的边界在本世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遑论在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今天看到的建筑物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古建筑。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出现在文徵明1533年所作的画册中的景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流传了下来。今天的拙政园矗立着32处亭台楼阁以及其他建筑，其中只有四处与文徵明所列的31处景点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拙政园并不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物质存在，当今中国现存的任一历史名园都可以如法炮制。苏州“狮子林”的景点名称就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不尽相同。
现代的研究者，尤其是刘敦桢，早就注意到了拙政园几经易主，且从古至今在外观上经历了无数变化。比如刘氏曾指出拙政园起初非常自然和开放，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人造假山在当初并不存在，建筑也要少得多。他的研究结论很低调：中央三区的岩石和水塘始建于清代初期，即拙政园建成后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西部三区仍然是十九世纪晚期的布局，而东部三区是在被完全毁于1949年之后，按照现代景观风格重建的，开阔的草地和茶室是为了方便大批游客的参观需要。即使这样说也有点太乐观了。刘氏的看法有这样一种意味（当然，这一点在其他二次文献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即，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核心本质这一层面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在布局、植被、名称、所有权方面不断地发生变化，那种园林精魂却始终挥之不去。对拙政园而言，这种精魂才是它作为民居或者将军府（十八、十九世纪曾作此用）这一外表掩盖之下的真实存在。在那本关于中国园林炙手可热的现代英文著作的作者看来，拙政园是“另一个可追溯到明代早期的苏州园林……”这种表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从未有人对中国园林的“本质”提出过质疑和挑战，因为这一“本质”的文献基础是历代不断涌现的虚无缥缈的华词丽藻，而不是植被荣枯之类的实实在在的客观记录。为什么人们把拙政园看做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不是一个被屡次重建的东西？中国园林从十六世纪（或远早于十六世纪）到今天，其在表现方式、深层的美学理念以及社会角色等方面确实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如果对这一事实缺乏了解，上述疑问就是可笑的。
如果拙政园的名气不是来源于景致自身的不朽魅力，那拙政园何以成为“江南古典园林的类型代表”？这种名气究竟从何而来？对钱泳这位十九世纪早期的敏感作家而言，景致自身的魅力是不重要的。他的解释建立在社会学分析而不是美学分析之上的：
我反而认为一座园林的兴衰取决于它的所有者的名声。如果这个人是被人铭记的，那么他所曾拥有的园林也一定能重兴。如果这个人不被人铭记，即使兴于一时，最终亦难免一衰。笔墨文章因为不朽，其生命长度远胜于园林本身。现在当我研读文徵明的诗画题跋时，我仿佛看到了亭台楼阁之丽、花草树木之荣，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兴衰更迭，存废交替，犹如过眼云烟，历历在前，使人目眩神迷。
然而，绝大多数拙政园不同部分之拥有者的身份和事迹，清代的传记文学资料是付之阙如的，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是有名的作家或者画家，也不是政坛要人。尽管钱泳对王献臣这位著名的园林拥有者的人格颇为崇敬，但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拙政园的名声其实是更为钱泳所推崇、且更为著名的文徵明所成就的。现在这座园林竟成了描绘它早期面貌的艺术作品的附属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艺术作品成就了拙政园，而不是相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是文徵明记录和描绘的。而在清朝钱泳那个时代，文徵明可是不容置喙的学者文人的理想典范。
本文选自柯律格《园之萃》，题目上河君自拟，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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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之萃》
柯律格 著 | 孔涛 译
2016 | 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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