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的书画艺术本体观与书画同源论（下）

---

较之于论述绘画艺术存在依据的诸多画论，潘天寿并未留下相关对书法的看法。我们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以及作品中，分析出他对书法艺术存在依据的见解。事实上，我们这里讨论书法与绘画的存在依据也需要对比两者才能得出，故而所谓书法和绘画的存在依据，正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

《行书无比今宵月》 纸本水墨

33.5cmX137cm 1943年作 潘天寿

具体来说，第一，书法与绘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造型艺术，所以没有“应物象形”的要求。尽管书法的起源——文字，有模拟象形的意味，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成为表意符号以后，这种象形的意味已经非常薄弱了。构成汉字形态的间架结构，与外在物象的关系实际上不是形貌的对应，而是深层的生命规律相仿佛。当创作者运用书法进行艺术创作时，笔下的“形象”业已是经过归类、提炼，而且经过漫长的发展，形式高度凝练且天然地富于生命意味。20世纪40年代初期，潘天寿的书法中增添了不少来自魏晋书风的因素。如1943年创作的《行书无比今宵月》轴和《行书画能随意》轴。我们知道潘天寿一直追求的是雄强生拙、奇崛冷峻的风格，而且他的绘画作品也从未出现过“媚”“妍”这样的审美旨趣。之所以他会在培养自己的书法风格过程中吸收表面看上去似乎和他审美取向相悖的东西，实际上是因为书法和绘画属于两种造型系统。如果说绘画表现的是“第一自然”，书法表现的就是“第二自然”，潘天寿整体上是为了营构“雄强生拙、奇崛冷峻”的风格，而书法中的“媚”或“妍”在实现这一风格的过程中是作为被超越的必要因素，书法最终将从另一个层面与绘画的风格形成统一。

▲

《行乞图》 纸本设色

33.8cmX28cm 1948年作 潘天寿

第二，那些结体有方、间架有则的字形，熟练掌握它们所需投入的精力比起绘画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要少很多。如此一来，创作者往往不用很长的时间就能解决文字的基本间架结构——即“形”的问题。更何况，当文人画成为主流之后，很多画家本人就是终日与写字打交道的文人士大夫，书法对他们而言，简直熟悉到犹如吃饭喝水一般自如，因此上手极快并且能始终专注于作品视觉表象形式背后的内涵。如高宗赵构便说：“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也。”（《翰墨志》）一旦创作者熟练地掌握字形的间架结构以后，便可以进一步强化点画的韵律感，进入自由、自然的境界。但是美国学者罗樾认为，由于汉字具备高度艺术化的结构，书法家往往是在重现和解释，而不是创造或发明这种结构。所以书法家有可能会沉溺于既成结构而无法超越，如果书法家的天赋高、修养深、技法全，那么则又可能会将此弊端转为优势。

▲

《苍鹰图》 纸本设色

146cmX176.8cm 潘天寿

其实中国艺术的最精妙之处，恰是要在自由和自然之间保持最大的张力，于深厚文脉积淀和个性审美趣味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书法正是最好的代表。潘天寿从小习字，一生几乎都未中断，而且早年还著有《中国书法史》，无论实践或理论都有深入钻研，他无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之潘天寿还是一位卓越的画家，更能深刻体会书法和绘画的不同。广义上：由于两者同为平面空间的造型艺术，都是以线条和构图的形式为主要造型语言（特指书法与中国画），但同时书法又是介于造型与非造型之间，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介于静止和运动之间，介于原形和延伸之间。前文说潘天寿将绘画艺术的存在依据看成是“形与色”的造型，而他对书法艺术存在依据的规定，不是一种特殊的视觉造型，而是一种特殊的创作状态——“写”。他说：

吾国文字之组织，以线为主，线以骨气为质。由一笔而至千万笔，必须一气呵成，隔行不断，密密疏疏，相就相让，相辅相成，如行云之缥缈于太空，流水之流行于大地，一任自然，即以气行也。气之氤氲于天地，气之氤氲于笔墨，一也。故知画者，必知书。

▲

《行书天柱自攀》

1955年 潘天寿

所谓“一气呵成”“一任自然”和“以气行”，都是描述书法创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写”。之所以将“写”作为书法区别于绘画的存在依据，是由于书法的用笔具有特定的时序，其运行轨迹呈现出时间轴上的先后关系，故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历时性的艺术。绘画的时序关系则是断续和凌乱的，无法作为历时性艺术加以欣赏。也就是说，如果绘画一味追求“写”，追求那种由时间之贯连带来的秩序，一定程度上必然会牺牲物象结构、形貌等方面与客观对象的相似性。同时，“写”也会影响到画家理性地安排画面布局。潘天寿正是一位始终将理性和控制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的画家，对“写”所带来的这种弊端必然会持高度警惕。

▲《新放图》 53.3cmX60cm

纸本设色 1963年作

潘天寿

所以，潘天寿不像同时代的那些文人画大师那样试图从单个文字的结体笔法开始统一两者，而是让两者在更宽泛的层面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既有独立性也有互补性——当然也有相通性。当有些人认为潘天寿的书法与绘画在风格上没有形成真正统一时，并没有意识到潘天寿恰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拦开两者的距离，以便更好地彰显各自的艺术魅力。我们看到，潘天寿晚年的绘画作品中书法所占的比例已经大不如前期，尤其那些尺幅巨大的绘画作品，题款更加精炼。这种变化应该源于艺术家看到了绘画艺术的新欣赏方式，以及新审美功能与传统文人画强调书画同笔、同态、同韵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传统，已经不完全适应情势了。（文／朱剑）

快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