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徐明轩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有个大动作。4月25日，人民陪审员法草案二审稿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一审，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也就是说，今后死刑案，以及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等，必须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这意味着中国运行了几十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在“脱虚向实”。
和普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中国并非没有陪审员制度，虽然这和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有着本质区别。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就规定了陪审员制度，但是，中国的陪审员制度地位长期比较尴尬，一直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两难中徘徊踟蹰。不少地方陪审员的选聘“官员化、高学历、公职化”突出，更被认为违背了人民陪审的“人民性”。
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的问题在于，只“陪”难审。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作用、参与感不强，没能真正发挥陪审员应有的作用。
按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等规定，陪审员制度的施行受到很大限制：其一，只能审理“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但是这缺乏明确定义，不能刚性启动；其二，只能在刑事审判的一审中适用，上诉审中不适用；其三，被告人申请陪审权利形同虚设，决定权仍在法院；其四，陪审员经过层层遴选之后，对自身定位不清，往往只能附和法官的意见。
2014年，党中央决定进行陪审员制度改革。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经过三年的试行之后，终于将上升为“人民陪审员法”。
这次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有不少具体进步值得关注。
其一，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刚性启动，保证在重大案件中，“人民的声音”不缺席。这次草案拟规定：今后可能判10年以上徒刑乃至死刑的刑事重案，以及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等，必须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人民陪审员参审将成重大案件的必选项目。
其二，这次改革吸收了英美陪审团的一些机制，让陪审员能“取长补短”，明确陪审员主要负责事实认定，而不是参与他们并不在行的法律适用。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但是，这种名义“同权”意义并不大，因为陪审员缺乏法律教育背景，很难像法官一样精准适用法律。
相反，在英美法里，陪审团“审”的是事实，而不是法律，即控辩双方对证人交叉盘问，陪审团成员作为一个“普通有理性的人”，对于这些证据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次陪审员制度改革对于陪审员的法庭职责做了很大更新：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只代表“普通人”看法去认定事实，不再参与专业的法律适用，理论上说，对事实认定，加一把“普通人”的保险。
2015年何斌等老戏骨主演的电影《十二公民》，成为中国电影界罕见的律政剧。但是，《十二公民》的背景设定很别扭，因为中国并没有陪审团制度，剧本不得不设定为中国某政法大学，一群孩子为了补考，按英美法原理组织了一次模拟法庭。
这一次，中国版的“十二怒汉”真的来了。经过此次陪审员制度改革，中国陪审员将在重大案件中代表民众认定事实，在法庭上发声，不再只是“陪审”。这是中国司法民主化、专业化同时推进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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