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红旗大街与和平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我径自向西南方向望去。如我所料，我希望看到的画面，根本没有出现。
这个结果并不让我意外。毕竟三四十年过去了，城市拆了建，建了拆，当年衡水市最繁华的这个十字路口，怎么可能没有变化？新华路上几乎所有我熟悉的机构都已经迁移到别处，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怎么可能不变？是的，我站在这个位置向西南方向望过去，我以为我仍然会看到“新华书店”那几个字，看到书店朝向东北方向的大门开开关关，看到玻璃橱窗里摆着一本本封面朝外的新书。然而，都看不见。我隐约看到的是一家药店。卖所谓“精神食粮”的地方，变成了销售“生理药品”的超市。
说不上什么应该不应该或遗憾不遗憾。书店也是生意，生意谋求生存。把黄金地段让给其他商业，物业收入补贴文化亏损，这是救亡图存的壮士断腕，也是业态整合的经营策略。况且如今实体书店生存维艰，不设法自救难免死路一条。
我只是觉得不适应。这是纯出自私人视角的失望。我曾经很多次想象过重返街角新华书店的场面，没想到它失去了“街角”，向西撤退了。当然，我很快找到了它新的“容貌”：时尚，多彩，明亮，雅致。
衡水那时还没建市，人口不过几万之数，企业数衡水老白干酒厂最有名。像样的街道没有几条，最高楼也不过五、六层而已。红旗大街与和平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当之无愧的繁华中心。路口西北方向是红旗商场，东北是药店，东南是理发馆和国营饭店，西南，就是新华书店了。
书店是红砖红瓦的平房，有五六间的样子，呈L型把住十字路口的西南角。门设角处，朝东北方向。门前是坑坑洼洼的砖地，台阶是斑驳粗粝的水泥。进得门来，印象中光线总是暗的。店内沿里墙向西向南安放一溜玻璃柜台，柜台和里墙之间留一米左右宽的通道，那是服务员来回巡视的服务走廊，紧靠里墙放置的是两米左右高的书架。出售的书，有的放在玻璃柜台内，有的放在书架上。你想买什么书，需要埋头探视玻璃柜内上层，或蹲下身子搜寻下层，或俯仰眺望一米开外的书架。每次我喊服务员过来取书时，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是未做贼而心虚的。如果柜台内有一个服务员，她多半是眼朝窗外或门外在发呆；如果有两个，那她们多半是在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我喊一声“同志——”（那时“服务员”只是“革命分工”，不宜作为称呼喊来喊去，“同志”则是共同的尊称），等于打扰了她的沉思或她们的交流，没等人家流露出厌烦深情，自己心里早自我灌满了罪恶感了。一声“同志”出口，我不会指望有人答应或有人过来。我甚至都不敢盯着服务员那个方向看。我低着头，假装不介意她们是否已听见，或听见了是否会过来。我眼睛虽看向柜台，耳朵却紧张着，等的是柜台里面响起“嚓——嚓——”的缓慢的脚步声。万一脚步声真的响起来，天呐，她来了，怎么办？真希望刚才那声“同志”不是我叫的，那“同志”怎么就真来了？
“哪本？”
一个纯粹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落在了玻璃柜台上，反弹到我的耳朵里。我不敢抬头，只用手指着柜台里那本蓝色封面的书，小声说出了书名，仿佛那书名太大太硬，塞住了喉咙，只勉强漏出了两个字：“……美好。”
“大点声。什么书名？”
同志的声音没有起伏，没有升降调，但是自有一种威严。
“什么……最美好。”我又嘟囔一遍，觉得自己很内疚，不该麻烦那位同志多问一句。又恨自己：明明刚才应该一遍就说清楚的。
“什么……最美好？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
那同志明显觉得需要加大说话的力度，可是仿佛一时力气没及时赶到，该升调的地方没能升上去，只好无可奈何地将问句草草结束。
哗的一声，柜台里面的玻璃门被愤怒地推向一边。
啪的一声，那本书落在了柜台上，声音不哑也不脆，像搧了谁一个耳光……
我记得那夜我本来想回忆和街角书店相遇的场景，没想到笔端流出的是我在“服务员同志”面前胆战心惊的场面。这样的负面情绪，怎么会不请自来呢？
当然，初次相遇之后，以至几年之后，我在书店的表现就越来越正常了。书店的柜台也撤掉了，开架售书，忽成风气。我还走进了拥有独立空间的“机关服务部”，那需要从院子里的小门进出，是名副其实的“后门”。我和新书的许多故事，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个空间是街角新华书店的一部分，现在不知迁移到了哪里。应该消失了。
犹豫了一两天之后，前天我还是走进了新潮的新华书店。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店内设计竟然很有风格，尤其店内多处设置阅读座位，方便读者安坐读书。和当年新华书店相比，这是多大的变化！——相隔不过四十多年，书店从“衙门”变成了图书馆。二者都不是书店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书店就这样一路变迁而来，钟摆从一端摆到了另一端。哪里是你的终点？
当书店撤离街角，书店记忆中的缺口就永远留在了那里。暂时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将其填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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