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
传抄、阅读和接受
原文刊《船山学刊》2022年第1期
摘要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待访录》的盛况。
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于《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待访录》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借由以抄本形式暗暗流传。士林对其认识曲折多变，可以从中体察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所表现出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
《明夷待访录》；抄本；阅读史；政治思想
作者简介
蔡纪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近代思想文化史，经学史。
《明夷待访录》代表着明遗民的深刻政治反省。这部书调整了传统思想的坐标，重新诠释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尤其是激烈地批判了专制制度和独裁政治，被称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4。然而《明夷待访录》撰成百余年来一直隐而不彰，清代政治的高压状态使这部离经叛道的政论一直沉寂在思想潜流中。它能为今人所熟知并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原因在于书中所提出的政治设想成为清季士人推阐民权观念的重要本土资源。梁启超等人在鼓吹维新时将其节抄、散发，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刻印、分发单行本《原君》、《原臣》动员民众[2]50 [3]527-540。朱维铮指出《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受重应当归功于章太炎[4]356-357，也有学者强调宋恕、孙锵鸣等人有功于此书在晚清的传播[5]24-25 [6]227。王汎森则指出《待访录》在清代百年以上无闻但并不代表其思想中断，推测该书的“抄本隐隐地在流传”[7]190。
（《明夷待访录》）
学界往往关注《待访录》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对于其在晚清的发迹史也有留意，却忽略了道咸以降士林对《待访录》的批评和非议同样是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表征，这一议题学界鲜有论及。《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受到学者推重难以归功于特定学人的鼓吹，它的重出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然的。借由多部新见《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1
道贤之际的抄本积累及重刻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完成于康熙二年（1662）并很快开始对北京士林产生影响，黄宗羲的后学门生赴京科考、讲学和修史，联络了不少在朝文臣和重要文士。叶方蔼、汤斌、顾炎武、温睿临和阎若璩等人因此得以阅读《待访录》。顾炎武读后认为自己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8]298，其所撰《日知录》的《进士得人》条也大篇幅引用了《明夷待访录·取士下》[9]384。
《日知录》一书撰成后，陈梦雷在康雍之际编定《古今图书集成》时，又将《日知录》中有关科举考试的内容全部抄入，这就使得《待访录》的部分内容在雍正朝被间接冠以“钦定”之名供士人转引。《日知录》所引《待访录》并非无人留意，嘉庆间修撰的《三水县志》引作：“昔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篇》有曰：功名气节之士得科第，非科第得功名气节之士。”[10]170县志所引《待访录》的来源正是《日知录》，原因在于引文中“得科第”一语在《待访录》诸刻本中均作“得科目”，与顾炎武所引不同。
（黄宗羲）
《日知录》对《待访录》的引用实际成为清代士人了解《待访录》的重要津梁。道光六年（1826）冬贺长龄、魏源修成《皇朝经世文编》，其中《礼政四》又将《日知录》中所抄《待访录》重新抄出，题名为《取士篇》，可见贺、魏两人沿用了顾炎武所拟名称“取士篇”，未必知道这一篇黄宗羲原题名为“取士下”。
更有趣的是，由于魏源等人没见过完整的《待访录》原书，他们无法区分哪些是《待访录》的原文，哪些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自己的评述。《日知录》对于《取士下》的引用始于“古之取士也宽，今之取士也严”，止于“用之之严附见焉”，引用结束后，顾炎武又对尤重进士所导致的朋党关系加以点评，希望能“防微虑始”。但在《经世文编》中，编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评论也属于黄宗羲《待访录》原文，因此将其直接抄入[11]2093-2094，这可以证明《经世文编》所选辑的《待访录》是从《日知录》转抄而来，并未真正读到《待访录》。
尽管《待访录》不在禁书目录之中[12]108-111，乾嘉学者想要获得《待访录》仍很艰难。《待访录》初刻本一般认为是乾隆间宁波慈溪郑氏二老阁本（1），黄宗羲门人郑梁遗命其子郑性筑二老阁并刻印《待访录》。二老阁本刻于乾隆间，在清代文网的高压之下它并不避讳，可见刻书者并未计划此书被人阅读，而是依照黄宗羲所说将其“藏之名山，待之后王”。
《待访录》的刻本虽在乾嘉间较为希见，但并不妨碍它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江藩在编纂《汉学师承记》时，对黄宗羲的著述进行了整理。他不仅收录了《待访录》，还列出了《日本乞师记》、《弘光纪年》等《行朝录》中记录南明史事之书，这些史书都在乾隆间被列为禁书。江藩甚至记录了更为敏感的《留书》以及顾炎武的评语。《师承记》采用“集句”的形式组织材料，书中列明的梨洲著述是江藩从其他文献中“看来的”，而不是他四处寻访“找来的”[13]21-23。这表明黄宗羲的著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被学者“打包”看待。他不仅被看作蕺山后学而有功心学，也不仅是浙东学术在清初经史考证兴起过程中的开创者，他的政治思想在清代中叶始终得到关注。然而二老阁刻本的板片早已腐朽，《待访录》的刻本对于嘉道学者而言也已很难找到[14]黄承乙跋，学者想要阅读此书除了手写传抄之外，只能亲访藏书楼。嘉庆十二年（1807）梨洲族人黄澄量在浙江余姚建立五桂楼，这是获得《待访录》的一个重要途径[15]166。道光二十二年（1842），汪喜孙致书陈奂希望他代为寻找《待访录》的初刻本[16]236-237，这也反映出士人对《待访录》阅读需求已经开始变得迫切了。
《待访录》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重刻与张文虎有密切的关系。浙东藏书家钱熙祚有心搜求珍本秘籍，他延聘张文虎为其录书、校书达三十余年。钱氏组织编成的《守山阁丛书》、《丛珠别录》和《指海》等张文虎都参与其中[17]486。《指海》的编纂除了寻求珍稀逸籍之外，还要广为搜罗“近人著述有关学问政治风俗人情者”，“政治”成为丛书选编的重要标准。汪喜孙致书陈奂寻找《待访录》显然没有所托非人：张文虎校书期间“尝三诣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书，手自校录。绩溪胡竹村培翚、元和陈硕甫奂两先生亦以窥中秘书同寓西湖”[18]456。
除了《指海》丛书外，道光间另一种《待访录》刻本引起了朝鲜士人的注意。朴珪寿曾在北京得到广东行商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待访录》，这给他极大的震撼。朴氏称《待访录》为“皇王世界之书”，是“顾亭林所钦服者”[19]466。朴珪寿得到此书应当是咸同之际的事，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充朝鲜问安副使出使热河，不顾战火前往京城宣武门外慈仁寺内的顾炎武祠堂进行拜谒，这座祠堂是道光年间何绍基等名士所建，每年于此为顾炎武举行春秋祠祀，当时参与顾祠会祭的士人中不少人都对《待访录》阅读、传抄和翻刻怀有热忱，其中比较重要的人是叶志诜和张穆。
叶志诜在京交游非常广泛，与朝鲜使臣来往密切。朝鲜诗人赵秀三赠诗叶氏云“每岁行人诗一篇，帖中名氏半朝鲜”可见叶氏其影响之大[20]449。因长子叶名琛外任广东巡抚，叶志诜离京南游。道光二十七年《海山仙馆丛书》刊刻之后，潘仕成请叶志诜为其作序，叶氏盛赞了这套书，认为丛书所选“皆余所耳食其名而率多未见”[21]2。通过《海山仙馆丛书》所收《桂苑笔耕集》一书，可以看出京粤两地士人的联系及丛书刊刻的共同思想旨趣。
《桂苑笔耕集》是新罗士人崔致远的著述，此书虽在唐宋目录书中著录但在中国久已亡佚，道光以前无人得见其书[22]1070。《笔耕集》一书在中国流传的版本只有肃宗以前的朝鲜刻本和纯祖三十四年（1834）木活字本两种。相较于活字本，刻本在中国的流传极其稀少。即使到了晚清，藏书家叶德辉想要一睹刻本的真容也得转假多人才能实现[23]405-406。但是《海山仙馆丛书》的底本却不是流传较广的活字本，而是刊刻较早、极为罕见的刻本[24]104-107。
无独有偶，在海山仙馆刻出《待访录》和《桂苑笔耕集》之后不久，北京士人同样对这两部书发生了兴趣。道光二十八年，由张穆实际编写的《连筠簃丛书》刊行，除了已刊的十余种书外，还有数十种书“已抄未刊”。其中同样包括了黄宗羲的《待访录》和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25]185。连筠簃抄本《待访录》失落难考，但《桂苑笔耕集》抄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可资校勘的比对。这一抄本与海山仙馆本一样所依据的底本不是较为通行的活字本，也是罕见的朝鲜刻本[26]231-233。这无疑说明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后，广东与北京几乎同时刊行的两种丛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叶志诜、何绍基等往来京、粤两地的学者正是这种关系得以存在的重要纽带。在北京的朴珪寿对此也有所察觉，他说《海山仙馆丛书》“为叶名琛广督时，其大人东卿所序而刻也”[19]466。叶志诜与张穆的关系相当密切[27]9-10，他很可能对张穆和潘仕成两套丛书的编写都提供了帮助。
对比这两种《待访录》的文本很难发现异文的存在，它们均为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没有形成复杂的文字异动。这说明《待访录》的重刊并不是一人一地的独创和发明，反而体现了不同地域学者求新求变的思想基础。《待访录》虽然已经重刻，却并不代表传抄过程的便捷和轻松。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的薛福成所抄《待访录》（2），不仅可以一窥士人学者对于《待访录》的用力之勤，亦可体现《待访录》传抄过程中抄本与刻本的不断接力。
薛福成用墨、朱二笔抄录《待访录》，墨笔书写，朱笔句读，并附有若干朱笔批语。如抄本《置相》篇篇末有“四方上书之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句下朱笔小注“之，疑作言”，今本确作“言利弊者”。但这样的批改多是对原文的理校，这些理校中有不少都是错误的，如《取士上》：“如今日赵宦光《说文长笺》”，朱笔注言“'今’疑作'近’”，与今本不合。由此可知，墨笔的第一次抄录不以二老阁初刻本为底本，而是另有底本。
（薛福成）
薛福成第一次抄录的底本应当是一个残本，原因是墨笔所录文字常常出现留白。这些留白是薛福成受困于底本的残缺，他只能进行推想，尝试为再次抄写时留下书写的空间。由于薛福成并不知道底本缺字到底有多少，因此也不知道该留多大的空白以备后续的补录，抄本留白也常常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这也从侧面证明薛福成第一次抄录时所用残本不是刻本而是抄本。《学校》篇的一段话很典型：
引文中有方框的部分是抄本中的朱笔抄写部分，薛福成不知原抄本到底缺多少内容，导致他在以新本抄补旧本时发现曾经的留白已容不下这些文字了。因此只好用小字把内容抄齐。朱笔的改正也并非尽合于初刻本，这说明至少在朱笔第一次校改时，薛福成手中还没有刻本《待访录》。不过后来薛福成确实找到了刻本，在卷首《待访录序》字下有朱笔“刻本前有顾宁人一书”九字为证，这些朱笔批注很可能是很晚才补上的。
综上可知，薛福成所抄《待访录》的底本是一个残抄本。在第一次用墨笔抄完《待访录》全文后，薛福成至少还相继找到了两个本子，他首先找到了一个抄本，并与自己所抄进行比对，后来终于得到了刻本，将全书抄写完成。
这一部利用两份抄本和一份刻本相继抄录、校勘而成的抄本，从侧面说明薛福成开始抄写《待访录》的时间不会太晚。同治以后，《待访录》的重刻本越来越多，薛福成想得到完书已成易事（3），绝不会像这个抄本所反映出的那样繁难。根据薛本人的生平和宦游，把这个抄本的抄写时间定在咸同之际应当比较合理[28]7、10。
《待访录》在道咸之际再次刊行的背后，暗含着学术旨趣和思想重心的转移。相对于其他书籍而言，《待访录》的传播有着特殊的思想动因：这部书既没有古典学意义——不能“有功周孔”，也不具有史事考据的资料性质——不能“可资考证”，这就使它与《桂苑笔耕集》这类书始终有着根本区别：《待访录》的抄写者、刊刻者和阅读者都抱有对政治制度的现实关怀。薛福成的抄本很好地说明了地下书籍社会和士人们在多个版本之间转相传抄的盛况。经过学者的节抄和传写，《待访录》的文本常常是残缺的，学者也莫衷一是。在考据学格外重视版本和校勘的风气影响下，抄写者都会因得到更早、更精良的版本而感到兴奋，这就从物质层面推动了这一文本的不断生产乃至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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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书局与《待访录》的扩散
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出现了一大群关注《待访录》的知识人。作为晚清官书局的重要代表，金陵书局自设局以来一直是江南学术发展、学人交游和书籍出版的中心。其时在金陵书局任职的学者有近三十人，与这些学者有涉的文士也达数十人[29]173-174，抄录、阅读和讨论《待访录》已然成为当时的风尚。
戴望很可能是书局中最早接触《待访录》的人（4）。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作为晚清重要的考据学者和今文学家，他的思想面相非常多元，也格外留意在传统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正因如此，戴望对于《待访录》格外重视，经其手阅读和抄录了《待访录》的学者至少有三人。据卷末戴望自记可知其在咸丰五年（1855）抄录了二老阁本《待访录》，而在《思旧录》抄本后戴望记：“乙丑五月，在邵武官舍重阅一过，中有朱墨笔细草书注在上者，周礼传丈学汝遗墨也。礼翁于湖州陷时，自经已亡，去今已四季矣”。周学汝即周学濂，字礼传，湖州为太平军所陷时，学濂“阖户自经死，妻及子妇皆从”[30]170。可知戴望在抄成此本之后借给了周学濂阅览，学濂去世后，其弟周学濬托戴望撰写墓志。学濬字深甫，号缦云，金陵书局移至南京堂子巷后，周学濬负责新局的筹备。周学濬是局中文人集会的核心人物，已经去世的周学濂也常被忆及[31]4。除了周学濂外，周星诒也是这部《待访录》的借阅者。周星诒，字季贶，是晚清重要的藏书家。周氏题记言“乡后生周星诒借戴子高藏本写出，书钞阁珍藏。先生著述流传日少，已刻板片乾隆时已毁。□故文集并未易觏,此更难之尤难者也。近粤潘氏刻《待访录》入丛书，伍氏亦刻《诗历》、《文定》，独遗《思旧》一录，当由未见也。然此片金可宝尤也[32]119-121。”说明周星诒早已了解《待访录》的版本和刊刻情况，对梨洲所著的其他禁忌文献也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从戴望处转手而来的二老阁本，体现了士人们在《待访录》被丛书收录的刺激下对初刻本产生的兴趣。据周星诒的小记，这部抄本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戴望于南京校书期间所抄，可见此书自戴望抄成后一直向外扩散。
周星诒在小记中提到：“庚午闰月，有先生年谱三辑从福所来，又读”，是知周星诒再读《待访录》的契机是将其与黄炳垕新编《黄梨洲年谱》对读。可见对这几部书的阅读需求与咸同之际士人对晚明史事的追寻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学者对明季史籍开始变得更为敏感，对于《待访录》的珍视也伴随着书籍社会遭遇的困境而来。赵烈文对当时的书籍市场有这样一番描述：
当庚申、乙酉间，吴中寇乱，藏书家如汪阆源辈，数十族同尽。吴市书贾逸出者，往往赁乡农粪艘入城，从贼得其遗烬，载之沪上，抄校单本居十七，美不胜收焉。大略有所知见，而居贫鲜暇，旋困简牍，不皇甄写。咸同以前，去承平不远，士大夫好尚风义，不以财贿视典籍。家有善本，喜出示人，或披卷议论，无倾身障簏态，与更乱艰得者不侔。[33]2369
“倾身障簏”语出《世说新语·雅量》，祖约好财货，“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34]422，后世即以此形容人被财货所牵累的情态。赵烈文以为咸同以前的士大夫“无倾身障簏态”显然是其一厢情愿的想象，但至少说明士人因书籍而产生纷争已成习见。战乱过后，藏家散亡，珍本泯灭，为了抢救书籍必须“赁乡农粪艘入城”才能“得其遗烬，载之沪上”。经历了一大书厄的江南书籍社会格外珍视抄本文籍。管庭芬在他近五十年的读书日记中记录的抄本书籍多达145种，与刻本数量相若[35]74-75。这足证抄写文本的重要性不亚于刻本。而在这些抄本中往往蕴涵着思想的潜流，《待访录》就是有力的例证。对于禁忌文本而言，“借书不孝”的古训似乎并不成立：《待访录》既不符合清代考据学的旨趣，不能构成为学者炫博的资本，也不具备商品价值，传递此书甚至还得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这就使《待访录》的传抄带着某种“公义”的动机，书的持有者和抄写者都对于此书的意义和危险心知肚明，但仍对抄写抱有热忱。
如果以书籍的往来与流转为探讨对象，可以发现书籍社会同样分为上层和下层。这种分层不仅包含了阅读内容的差异，更可体现在物质介质的区隔上。当刻本早已为上层士人所拥有时，中下层的书籍世界往往还处对该书的传抄之中。《待访录》的抄写史也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区隔。翁心存校《待访录》一卷，其跋语自言“咸丰四年六月，以近时粤东潘氏海山仙馆新刊本对勘一过，刻本讹缪脱落，不逮此本远甚，然此本亦颇多脱误处，略加是正”。翁氏以海山仙馆的刻本《待访录》校正抄本，且以己抄为贵，这显然代表翁氏所具有的拥有大量书籍的能力[36]54-87。曾国藩和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多部刻本《待访录》。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翻看新刊丛书：“涉阅广东新刻丛书两种，一曰《海山仙馆丛书》凡五十六种，潘仕成辑刻[37]279。”可见曾国藩早在金陵书局正式设局前就已留意到《待访录》了。曾纪泽也在苏州书市得到了二老阁初刻本《待访录》（5）。这都说明了《待访录》刻本作为稀见的新书，已经成为上层书籍社会所关注的对象。曾氏幕中的夏燮在同治五年（1866）于江西任上依海山仙馆本再次翻刻《待访录》。在夏燮看来海山仙馆本已经足够精审，夏氏跋言“校录之余，喜无讹脱，儿辈即请以初写本付之手民，因识其缘起如此。”（6）可见夏氏也早有《待访录》抄本，但夏氏的校勘结论却与翁心存正好相反，夏燮认为海山仙馆所刻“喜无讹脱”，而翁心存则以为海山仙馆本“讹缪脱落”，与自己的抄本相比“不逮远甚”。可见北京与江南流传着文字各异的抄本，而身处上层书籍世界的翁心存对于各种版本均能掌握。可见在咸丰一朝，无论是家境贫寒的戴望还是身处中枢的翁心存均已开始关注《待访录》一书，它已经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为数众多的传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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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的异见与非议
大量的刊刻和抄录意味着咸同之际的士人对于黄宗羲以及与其有关的晚明史事抱有兴趣，也可以说明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怀有期待，但却并很难说明他们对于黄宗羲的制度设计产生认同。事实上，有不少人对《待访录》中的思想怀有疑虑。
赵烈文对《待访录》的反应很淡然，他认为是书“语多可采，僻见、迂见亦多”[33]1791。赵烈文对于《待访录》采取了折中的评价，而《待访录》哪些可采，哪些属于僻见和迂见则没有申说。对于不同的政论，赵烈文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读到王夫之的《黄书》后，赵烈文很不以为然。他说《黄书》的写作是因“亡国之痛激于中而然”，在赵烈文的眼中此书过分强调华夷之别，他概括《原极》篇“自古中国必先自卫其同类”，而《大仪》篇则申论“夷狄之祸始于嬴秦之罢封建而成于赵宋之释兵权”，赵烈文认为两篇都“语多过当”。而《宰制》篇要分割中央的军事权力，是“武断灭裂，纯乎客气”，其他几篇也都“语意未纯”。相比较而言，赵烈文更欣赏王夫之的《噩梦》，他称赞《噩梦》“俨然一王之制”，虽然他也说此书“武断、孟浪处亦多”[33]1085，但赵烈文显然认为《噩梦》比《黄书》更为精审。赞赏《噩梦》而否定《黄书》的态度并非偶然，张文虎在编校《船山全书》的过程中也读到了《噩梦》：
校王船山《噩梦》，所言皆经国治民之事，大都据其目见而言，补偏救弊，虽卑无高论而多中肯綮，较他著述为平正。[38]52
张文虎认为《噩梦》书中的观点颇中要害，却又无甚高论，不能说是石破天惊的著述。张文虎所谓“较他著述为平正”一语显然是指书局正在校勘的《黄书》和曾经其手校的《待访录》等书。张文虎和赵烈文都认为《噩梦》较为稳妥不是没有原因的，二者虽然同为船山所撰又同样是政论，但不同之处在于《噩梦》几乎没有对抽象的历史逻辑进行阐发，而把重点放在对具体的政治制度进行针砭上，这与《黄书》很不相同而与《待访录》接近。尽管《噩梦》同样保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内核，但又不像《待访录》一样专文申论、直白表述，也就是说王夫之在《噩梦》中所提出的所有制度设想都在现实层面拥有充分回旋的余地，而不必一破一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张二人认为《噩梦》一书更为“平正”。
对于《待访录》的这种态度在袁昶身上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他与金陵书局中的文人关系密切。袁昶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待访录》在同治九年（1870），他与戴望切磋学术，“爱其人，不释手”。很可能是受到戴望的刺激，这个月的日记中袁昶遍举乾嘉诸老的学问和品行。袁昶评论说“阎百诗于黄则曰：'太冲之徒粗’，《待访录》，指其讹缪者不一而足也[31]74。”此语虽袭自江藩《师承记》，但也显然说明袁昶对《待访录》有相当的了解。他很可能和周星诒一样在戴望处得到《待访录》抄本，并进行了抄录（7）。
袁昶对《待访录》也包含着一种不认同：
夜大雷雨达旦，披衣列烛，起读《校邠庐抗议》四十余篇，斟酌古今，通达事体，发虚繁就简实，要于易行，至于夷夏强弱、利败衅抅之机，尤为分数极明，洞若观火，其识力似出梨洲《待访录》之上也。[31]320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所撰政论集，袁昶认为《校邠庐抗议》比《待访录》更深刻，主要原因就是其中的观点“要于易行”。赵烈文也持相同的看法，曾国藩赠予其《校邠庐抗议》后，他对《抗议》中所提出的举措进行了逐条评论。所有评论的焦点都集中于判断冯氏的各项具体政策设计是否“可行”，而书中所申说的政治观点不过是“凑数而已”，似乎可有可无。从这两位晚清名士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政治主张的优与劣与政治思想是否具有价值内涵无关，只要政治主张能“通达事体”、“要于易行”就足够了。政治意见的提出还得醇厚平正，不能有过激的观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人。袁昶在读到《畚塘刍论》后说：
阅孙氏《刍论》卒业，此书论盐、漕、河、兵四大政为多，佳者与顾亭林氏相出入，特其变盐法以救漕蔽之说，更张纠纷恐不可行。其行文醇深恳恻，较之冯景亭氏诋訾叫嚣者不同。[31]352
综合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袁昶给他所阅读的政论进行了评级和打分：以《畚塘刍论》为上，以《校邠庐抗议》为中，以《待访录》为下。袁氏评判的标准在于论述是否平正、观点是否溢出了体制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其中的政治理念有超越现实层面的意义，袁氏就会像赵烈文一样将它打上一个“语多过当”的标签，它所抱持的思想意义在阅读过程中将会自然湮灭。
（《校邠庐抗议》）
实际上，同光之际的思想界对于《待访录》的非议比比皆是，并非是袁昶的独创。考据学者周寿昌对《待访录》也很反感，周寿昌认为《待访录》“鉴于明末之稗政而发，不尽可行于后世”，他还引用乾隆年间的考据学者程晋芳的话对《待访录》和黄宗羲加以批评：“程鱼门《正学论》曰：'梨洲于出处进退大端，言之可谓确矣，而其主意以为不封建不井田则世不可以治，此则迂生习见，不宜出于学人之口。乌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不能通权达变者乎。’”[39]115-116程晋芳的评语显然是对《待访录》的误读，但是这种误读却在晚清很有市场。在周寿昌看来，《待访录》中除了废金银一条外，其余政见或是“昧于形势”，或是“繁重难行”，整部书几乎一无是处，“不脱经生家习气”。浙江士人朱一新也持相同观点，他说“凡梨洲所讥者，大抵末俗之凌夷，非立法之本意。日久弊生，使梨洲之法果行，亦犹是也”[40]111。在朱一新眼中，黄宗羲的政治设想即使实现也无济于事。他因此强调“梨洲言利弊多透澈，而其法可采者无几，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见一时之利，而不思后日之害者为多”[40]104。这些例证都说明《待访录》始终无法获得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
结语
《待访录》虽然看似隐匿在思想潜流中，却伴随着清代抄本文化不间断的传播。戴望、薛福成等众多学人在咸同年间对《待访录》进行了抄录，而藏书家谢章铤也在咸丰十年（1860）的福州书市买到了这本书[41]41。清季国变以前这本书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和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绝不是默默无闻亟待发掘，它的重出和受重也难以归因于某位特定学者的发现和鼓吹。它的重新刊刻和持续传抄，也蕴含着学者求新求变的努力。虽然它被戴望这样期望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的学者所看重，但却并未受到其他人——尤其是亲身参与政治实践的学者的认可。是形格势禁让《待访录》中的看法显得天真，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在晚清士人阅读和思考时无一不将政治设计与政治现实加以比对。因此《待访录》的思想意义只在于它本身，只要政教传统和专制制度得以延续它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这也是《待访录》接受史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虽然在今天看来《待访录》已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但在传统士人眼中，《待访录》不仅不具有权威性，反而对其充满了歧见。正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指出的：“意图捕捉过去的阅读经验，最离谱的莫过于假定人们的阅读总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路数”[42]230，也就是说，对待同一本书的态度常常随时代而迥异。尽管《待访录》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读者，书中的理念并未对思想界造成刺激，这些读者对此书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这与清末十年士人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无论是集体性的认同或是批判，恐怕并非全然是不同学者不约而同的洞见，而是受制于士林的舆论环境，形成了思想认知的“同温层”和“回声室”（echo chamber）。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思想很难突破学者间共有的一般看法，更难以形成良好的思想争鸣。《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开始积聚大量的阅读者，并非百年以上无闻的秘笈，但从这些阅读者的反馈中可以感受到异质思想接受的困境。若没有晚清政局的变动和西学的传入，它难以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
【 注 释 】
（1）有学者根据抄本流传情况提出二老阁本不是初刻本的可能，参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2） 索书号K53.17-8/7.491/C5，第一篇题下有白文篆印“庸盦”可证抄者是薛福成。全书“寧”作“寕”、“曆”作“𢟍”、“玄”作“元”，“郑玄”之“玄”皆作“康成”。“弘”作“宏”，可见此抄本避讳严谨。
（3）海山仙馆本在道咸间亦有重刊，光绪初亦有补刊本，同治间顾湘辑刻的小石山房丛书亦收《待访录》，光绪五年（1879）刊行的黄梨洲先生遗书二种本《待访录》影响很大，同年京师晋华书局依五桂楼本再次刊刻，因此光绪初年得到《待访录》全本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4） 戴望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SB09975。卷首“余姚黄宗羲著”下有“后学郑性订，大节较”，这是此书抄自二老阁本的直接证据。
（5） 曾纪泽所获二老阁本《待访录》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5033）。全书无批注、圈点，可见曾纪泽对其珍视。
（6）国家图书馆藏夏燮文江官廨刻本《待访录》，索书号：（7991）。夏燮校本《待访录》以海山仙馆本为底本，夏燮可能从曾国藩处得见是书，因其父夏銮与海山仙馆关系密切，也可能已有家藏本。参见李伯元：《南亭四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7] 新见袁昶抄录的《待访录》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普430162），十二行，蓝色格线，蝴蝶装，版心有“慕堂文格”四字。扉页钤“袁永慕堂图记”朱文篆印。卷首为下方亦有“袁永慕堂图记”朱文篆印。此本墨笔抄写，“玄”、“弘”、“曆”、“寧”诸字皆直书不讳，朱笔有句读、订正，笔迹与墨笔不同，似非一人所书。朱笔还将文中不讳处用红框圈出，亦有简单的校勘，可能是袁昶曾将此书交予友人批阅和校勘。《原臣》篇中袁昶抄作“吾以己为路人”，朱笔改为“君以己为路人”，而二老阁本作“吾在君为路人”，朱笔所改与二老阁本意义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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