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璽,“是戰國時期的文字資料中數量較多的一類”,[1]吳振武先生在很早的時候就指出:“傳世和出土古璽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發展、職官制度、地理沿革、姓氏狀况等問題的一份重要資料。僅就戰國文字研究而言,古璽是同時期除竹簡外的最大宗戰國文字資料。其單字之多,是其他材料文字無法與之相比的。”[2]裘錫圭、李學勤先生都有類似的看法。[3]傳世和出土古璽著錄書蔚爲壯觀。除了早年的《古璽彙編》《古璽文編》,近年來,著錄書籍層出不窮,其中晉系璽印尤多。然而,這些著錄書較爲分散,不易收集,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目前所見晉系璽印彙聚成册,並對相關問題加以研究或説明,編撰成《晉系璽印彙編》,以餉諸君同好,並爲有志於此的後來者提供可靠的璽印參考書籍。需要説明的是,陶文和璽印關係密切,目前,三晉發現的陶文不多,考釋文章自然就少,故附記於此。晉系璽印氣象萬千,是印章藝術的瑰寶,在文字、史學等領域也是寶貴的文化遺産。總體來看,晉系璽印具有以下特點:從藝術性來看。戰國璽印在藝術表現上精緻、純熟,已經達到後世難以企及的高度,而晉系璽印更是其中翹楚。其文字嚴整,結構纖巧,爲戰國璽印之最,爲其他地域難以企及;其風格多變,或自然風趣,或筆畫遒勁,或無拘無束,或一絲不苟,是後世治印仿效的對象。從文字學角度看。晉系文字較爲整飭,相對於楚、齊及燕系文字的訛變程度較小,往往是解决其他戰國文字疑難問題的重要鑰匙。比如,吳振武先生在《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古文字的借筆字》等指出,三晉璽印中的合文、借筆、文字斷裂及借用邊款等現象,在晉系璽印中非常集中地出現,是其他材料無法比擬的。這是學習和釋讀古文字所必須掌握的要領。與其他各系璽印比較起來,晉系璽印具有獨特風格,特別秀美和規整,每一方璽印,都經過精心地設計和佈局,每一個字的刻寫,都認真細緻,一絲不苟。從文字學角度看,一些晉系璽印文字的書寫風格是其他地區所没有的,如,“都”作形,所从的“邑”旁一般作、、等形;“言”作、等形;“中”作形;“縣”一般寫作“”;“辵”旁作形,“人”單獨使用或作偏旁時一般作、等形;“馬”作、形;“寇”字从“伐”作“”形;“府”字一般从付从土或从付从貝,作“”“”形;“門”多借“閔”爲之等等。[4]由此亦可見,在文字構形和刻寫上,晉系璽印都透著秀氣、嫻雅和自然。從歷史角度看。晉系璽印對歷史研究具有極大幫助。戰國時代是我國郡縣制度的確立時期,文獻中關於“縣”的記載頗爲普遍。而從春秋晩期以來三晉地區就開始實行縣制,李家浩先生考釋出“”爲縣字,如“修武(縣)吏” “(縣)丞等,[5]使這一制度也得到了璽印的印證,對(縣)的起源和性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又如晉系璽印“騎右將”(《古璽彙編》0048),此方璽印對戰國時期騎兵的使用特別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提供了佐證。可助證其他學科。李學勤先生在《古璽通論》序言中指出:“在田野考古工作時,墓葬內發現古璽,可藉以考之墓主人的身份、姓名之類事項,有時非常重要。[6]戰國秦國墓葬往往除秦文化固有的文化因素外,也有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存在,墓葬之中或出土三晉璽印,可以斷定墓主人屬於三晉地區的移民。《商君書·來民》記述對秦國三晉地區人口掠奪政策,三晉璽印在秦國內地出土,是秦國實行的政策的真實例證,爲深入探討戰國時期人口流動文化交流提供了材料。從歷史地理角度來看。晉系璽印亦有著重要意義,如何琳儀先生考釋出“制司空”(《古璽彙編》2227)此“制”从“折”聲,完美地解釋了《左傳・隱公元年》“制,嚴邑也,虢叔死焉”的文獻含義,同時由此亦可知,“制”爲後世重要關隘的虎牢關,从“折”聲也是符合其地理險要的位置,文字構形和地形契合,這啓發了對先秦地理命名的思考。同時,通過晉系璽印上的地名也可以直觀瞭解戰國時代的各國勢力此消彼長,對戰國行政區劃、疆界劃分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是古代中國地域觀念從邦邑向領土轉變的重要證據。有助於職官研究。晉系璽印包含豐富的職官資訊。已經有不少學者做過整理和研究工作。目前可知,晉系璽印反映出來的職官大概有宰輔類、武職類、司法類、諫議類、倉廩類、廄苑類、宗室類、卜筮類、庖廚類、農牧類、關市類、宦侍類、邦交類、郡縣類、府庫類、財計類、工官類等等,名目繁多。通過這些職官制度,既可以探討晉系文化和制度,又可以研究相關區域的文字和文化,並進一步窺探古代中國國家及其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人名研究。人名不僅是區別人與人的符號,同時也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想。晉系璽印中大量的私名,可以讓當代人直接觸碰戰國的時代風尚,如:䐄(閻)亡(無)智、蒦亡(無)智 (《古璽彙編》2982、2300)等人名,其命名當源自《老子》“絕智棄聖”這一話語的內涵, 這是當時道家流行於世的真實寫照;而璽印中常常出現的與病名連稱,如“公師疲”“陳癰”等等,這是古人表達以病去病的樸素思想;而“長(張)牽犢”,則更對戰國生産技術提高和社會水準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最後,從材質上來看。晉系璽印涵蓋玉、銅多種,工藝盡態極妍,變化無窮,上承殷周玉器銘文,下啓漢唐印押之風。其中玉印如“匈奴相邦”“春安君”“新鹹君”等,筆畫健勁,雕琢細膩,反映了戰國時代治玉工藝繼承商周以來藝術傳統和技術,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展現了戰國工匠的高超水準;青銅璽印形制多樣,其中“春安君”通體刻花鎏金,“肖(趙)襄”印體錯銀,“又宜”採取燙銀工藝,反映了高超的金屬工藝技術和藝術水準。總之,晉系璽印在研究古代文字發展、職官制度、歷史地理、思想藝術及姓氏源流等方面有著其他材料無法比擬的地位。故本書可為書畫家、篆刻家以及廣大的書畫篆刻愛好者,提供地域特點鮮明,在結構、運筆、佈局等方面風格迥異於齊、燕、楚、秦各系璽印的臨摹作品,爲臨摹者最直接地掌握晉系書法特點,瞭解晉系與其他各系書法之不同,提供極大便利。同時,爲文字學界、史學界等相關學科提供可供研究和使用的資料書籍。 湯志彪
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於上海
注釋:
[1]施謝捷:《古璽彙考》“前言”,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黃德寬),2006年。
[2]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前言》,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于省吾),1984年。
[3]裘錫圭:《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1989年1月20日《中國文物報》第三版。李學勤:《〈古璽通論〉·序言》,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
[4]陳光田:《戰國古璽分域集釋》,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劉剑),2005年,166頁。
[5]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縣”》,李家浩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4頁。
[6]李學勤:《古璽通論·序言》,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