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西華師範大學寫本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 2021-3
頁數: 207
定價: 86.00元
ISBN: 978-7-100-19447-1
目錄
卷首語
什麼是寫本學——榮新江、伏俊璉、游自勇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對談錄
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馮婧
法藏敦煌遺書P.3730的寫本學研究 王使臻
敦煌寫本S.3227 S.6028 S.11423 S.5731綜合研究 郝雪麗
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 陶新昊
藏文寫本古籍紙頁殘片的顯微分析 易曉輝、索朗仁青
藏文古籍寫本邁向刻本時——以元刻為例 薩仁高娃
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 周海鋒
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兑 張存良
《搜神記》所載周幽王生年補證 邱 奎
雜史類清抄本十種叙錄 沈蕙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俗字考證 唐樹梅
姚華碑帖觀探析----以《弗堂類稿·序跋》為視角的解讀 鄭海濤、趙欣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成果選登
S.2607 S.9931寫本校錄及研究 重大項目課題組 伏俊璉執筆
伍非百與湯炳正——四川現代學術史上一段珍貴的友誼 湯序波
蔣禮鴻致王重民信劄鉤沉 王安琪
廣訪博咨達道義 搜求餘光通古今
——趙逵夫主編《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論析 蒲向明
吴承學教授、許結教授、程章燦教授題詩
吴承學教授題詩
雕版精嚴寫本親，琳琅墨迹見風神。
晉人文集今雖在，不及蘭亭意趣真。
喜接西華訊，新刊論學方。
秦文驚睡虎，寫本話敦煌。
君植三株樹，我觀五色章。
有心勤一得，千古自流芳。
伏俊璉教授主編《寫本學研究》將刊行，奉短律以賀
《寫本學研究》創刊，奉題四絶致賀
察刻虛勞有郭香，刀鋒誰復認中郎。
不如一紙樓蘭字，想見羲之筆勢長。
文書董理集叢殘，滿檔珊瑚間木難。
一自橐裝經卷去，莫高風雪月光寒。
尺書待我若親交，日記窺人自解嘲。
最愛詩文存稿本，教從塗抹學推敲。
無涯無益墨相磨，野徑蕭疏少客過。
且喜春風昨宵起，臨流行看柳婆娑。
發刊詞
卷首語
伏俊璉
簡牘寫本至少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帛書或許略後一些。簡牘寫本流行的同時，我們的祖先曾用龜甲和牛的肩胛骨作為載體，刻寫祭祀占卜等重大事件，也曾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鑄造在金屬器皿或雕刻在石頭上。但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祭祀之用，是人和神交流的載體；金文和石刻主要具有功德紀念性質，與古代隆重神聖的祭祖有關。甲骨文、金文和石刻都不是用來進行社會交流的。所以，簡牘寫本才是我國最早、使用時間最長的寫本形式。如果從殷商後期算起，至少有1500年左右的時間。東漢開始，簡本與紙本并用，到了東晉，簡牘遂步退出歷史舞臺，我國歷史進入紙寫本時期，直到北宋時期印刷術逐漸普及，成為文字傳播的主要方式。刻本時期，寫本繼續流行，甚至許多重要典籍、官府文書等都呈现寫本形式。至於古代留下的大量的稿本、抄本、名人手劄以及民間契約文書等，是古人手與心的悠然契合，是研究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料。所以，方廣錩先生說，紙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七百年學術文化之依託難明。加上簡牘寫本，則是兩千多年學術文化的依託。
寫本時期，人們製作寫本，有兩個目的，一是典藏，二是個人閱讀使用。官府收藏的經典文書，主要是為了典藏。民間流傳的寫本，主要是為了自用。典藏的寫本具有整體性和定本性質，比如五經，就是以整本書的形式典藏著。個人閱讀使用的寫本則體現著寫本製作者的愛好、個性和習慣。典藏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祝和史，祝和史都是世襲的官職，具有神聖的職責，他們是文化的掌握者，也是典籍的守護者。個人自用寫本的製作者主要是士人或下層有文化者。近百年來，出土了大量從戰國到晉代的簡帛寫本，也出土了公元5世紀到11世紀印刷術盛行之前的紙寫本，最為典型的就是敦煌吐魯番寫本。根據這些材料，並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我們對簡牘寫本，尤其是個人所用寫本有以下認識。
第一，一個簡牘寫本（一卷）到底是由多少枚簡編聯而成，由於出土的簡繩大都朽爛，無法準確判斷。根據簡的長度，書寫的款式、字體等大致推測，官府文書要多一些，比如居延的“兵物册”有77枚簡，出土時是卷在一起的；秦律規定，上報官府的簡不要超過百枚以上；北京大學藏西漢簡有200多枚者。而民間流通的主要供閱讀的簡，四五十枚簡編聯者最為常見。秦漢簡以經書簡最長，有二尺四寸，約56厘米。寫傳記或信劄檔案之用的簡一般長一尺（約23厘米），每簡可以書寫40字左右，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到1500甚至到3500字左右。我們看傳世本先秦子書，《老子》上下篇，用兩個寫本抄錄，每篇2500字左右。《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則每篇平均近3000字。一個簡牘寫本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幾篇較短的文章。余嘉錫先生《古書通例》論及的“古書單篇别行之例”，正是寫本時期的普遍現象。即使官方典籍，在民間流傳的，往往是其中的一部分。如《詩經》文本，傳世本中《雅》《頌》是十篇為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寫本（一卷）。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詩經》簡，《風》詩也是十篇為一組，如“衛十扁（篇）”“秦十扁（篇）”“陳十扁（篇）等。民間流傳者可能與官府本的寫本不一致，比如《詩經》有不少“組詩”，就是當時流傳的“一個寫本”遺留的痕迹。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看到的大多是單個寫本。如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哀郢》，韓非子的《說難》《孤憤》，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的《子虚賦》《上林賦》等都是單篇流傳。至於劉向受詔整理圖書，就是把官府收藏的寫本和民間流傳的寫本匯合整理，編為適合於“中秘”典藏的圖書。
個人自用的寫本最當注意者是一個寫本抄數篇文章。這數篇文章，可能在內容上屬於同類，也可能關係不密切，寫本製作者為了某種用途而匯抄在一體。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根據竹簡字體款式判斷，《子羔》《孔子詩論》《魯邦大旱》三篇為一個寫本，而這一個寫本有一個總題目《子羔》。有學者説這是毫無關係的三篇文章，其實它們抄在一個寫本上，有一個共同的題目，是寫本製作者認為這三篇關係密切。我們初步判斷，《子羔》記載孔子對古史的看法，《孔子詩論》是孔子對詩的認識，而《魯邦大旱》則是孔子對鬼神的認識。此寫本的製作者一定是一位大儒。這種情況在傳世文獻中也不少見。如《韓非子》有《存韓》篇，就是由韓非的《上秦王書》和李斯的《上秦王書》《上韓王書》三篇文章構成的，而其總的題目叫《存韓》，只概括第一篇的意思。《莊子》的《天下篇》包括了《天下》和《惠施》兩篇文章，《盜蹠》也包括《盜蹠》和《子張》兩篇文章，由於《惠施》和《子張》在早期的寫本中已經混入《天下》和《盜蹠》篇，以致後世學者認為已經散佚。《荀子》中這種情况更多，楊樹達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有“文中有標題例”一節，集中講《荀子》中的一些篇中包含數小篇的情形。
第二，個人所用寫本的製作者沒有定本意識，寫本不是了保存原貌，而是挑選於我有用的部分，具有“摘錄”性質。比如郭店楚簡有三個《老子》的寫本，與今本差別很大，有學者認為是早期的《老子》的文本，裘錫圭先生認為是依據不同的主題或需要，從已經成書的《老子》中摘抄而成，是《老子》成書之後的摘錄本。《老子》作為一部以“養生”為主題的格言警句的彙集本，不同的讀者從中挑取自己感興趣的内容，或者加以補充改造，這是寫本時期文本形成的方式之一。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王兵篇》，根據簡的形制和字體，可以判斷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寫本。《王兵篇》不見於傳世文獻，其內容散見於今本《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整理小組認為，《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有明顯的摘錄拼凑改編的痕迹。寫本時期，這種“摘錄”是形成新的寫本、新的篇章的主要方式。流傳到現在的先秦時期的一些文章，像《韓非子》中的幾篇《儲說》《說林》，賈誼《新書》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劉向集成的《說苑》《新序》等，其形成過程大致如此。吕思勉先生論及中古時期的“鈔”字，曾這樣說：“今云鈔者，意謂謄寫，古則意謂摘取。故鈔書之時，刪節字句，習為固然。”所以“抄本”（寫本）選擇自己有用的抄錄，是題中應有之意。
第三，個人所用的寫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抄完一篇文章後總是把自己的感想評論寫在後面。這些感想或評論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或抄錄同類事例，或記叙事情結果，或發表感想，或加以評說。如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共抄錄了十六章内容。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說：“這十六章的文字，記事十分簡略，而每章必記述一些言論，所占字數要比記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見，也有評論，使人一望而知這本書的重點不在講事實而在記言論。這在春秋時期的書籍中是一種固定的體裁，稱為'語’。語，就是講話。語之為書既是文獻記錄，也是教學課本。”寫本的製作者在抄錄文本前把背景、閱讀感想或總結寫在前面；或者抄錄之後又引發了諸多感想，有補充的材料，而寫在後面。這就形成了寫本中的文章有引序或評論的部分。寫在前面的，就形成了後世的序。如《公孫龍子》第一篇《迹府》（散佚不全）前面的一段文字：“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這明顯是一段提要介紹性的文字。寫在後面的，則如同贊語，史傳的贊語當是這樣形成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在太史公評語之後，還有一段話：“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揚雄為司馬遷之後的人，這幾句肯定是後人評語而抄入正文者。
所以，寫本時期，寫本的製作是很個人化的，一個寫本蘊含着製作者的思想、知識和情感，尤其是簡牘寫本與紙寫本相比，更有其特殊性。我們看漢簡上的字，起筆乾淨利落，收筆果斷遒勁，疏密對比强烈，尤其是那一字千鈞的收筆大尾，是大漢宏闊的文化心態與簡牘媒介的天然契合。一枚一枚的簡用兩道或三道繩索編聯在一起，簡之間的空隙形成自然的格欄，格欄的天然空隙與堅硬的簡木之間形成了强烈的立體感，激發書寫者的無限想像。當柔軟的筆鋒與堅硬的簡體接觸的一瞬間，那是至陰和至陽的相遇，是水與石的撞擊，而作為主體的書寫者，他的激情，他的生命，都在這相遇中勃發。所以，我們欣賞簡牘寫本，就是在立體空間形態的感受中體會作者的內心世界。當年漢武帝閱讀司馬相如《大人賦》時，“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除了賦中的神仙主題外，簡牘寫本的形態也是造成這種感覺的原因。
編輯：朱利華 排版：孫逸曼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