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梅兰芳彼此看不起，此事算是文艺界的一桩公案。当然，鲁迅的论敌和政敌多，也不算什么稀罕事情。即便是钱钟书这样的“书呆子”，也明显表现出对鲁迅的敌意，在他的各种文论中，都尽量避免出现“鲁迅”这个名字，但现代小说又不可能完全避开鲁迅，这时候他就使用“周氏兄弟”这个提法，含糊其辞地一笔带过。
但梅兰芳与鲁迅，一个唱京剧的，一个写文章的，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怎么也井水犯了河水呢？
说起来当然还是鲁迅“惹事”。虽然现有的文献没办法查究两个人过节到底始于何时，又肇因何事，但鲁迅明显对于梅兰芳很不感冒，甚至对“梅兰芳”这个名字都过敏，曾因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认为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
检索《鲁迅全集》，其提到梅兰芳的地方达9处，虽然并非每处都是贬损和嘲讽，但确实没有一处是赞扬。事实上两人唯一的一次晤面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欢迎萧伯纳的聚会，但晤面并没有促使两人有进一步的接触和交往，反而给鲁迅留下了萧伯纳“问尖”而梅兰芳“答愚”的不好印象。
萧伯纳到访上海是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仅仅呆了大半天时间，走访了三两个地方，会见了十几个人而已，但却引发了几十年的各种公案。梅兰芳是在“新闻发布会”环节与萧伯纳交流的，因为萧伯纳自己的著作家身份，所以他引梅兰芳为同行，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萧伯纳还问了梅兰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戏为什么那么闹，难道中国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梅兰芳回答说也有不闹的，譬如昆剧。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合影。
事情的经过本来也就这么简单，而在鲁迅看来梅兰芳这个“伶界大王”回答得实在没有水准，所谓“答愚”。鲁迅本就对京剧这种“国粹”以及“男人扮女人”这种别扭艺术非常反感，眼见了梅兰芳的“答愚”之后，不免更强化了其内心的审美判断。
与鲁迅的“小气”和“狭隘”相对应的是，尽管解放后鲁迅被人物抬上神坛，成为“中华民族文艺的方向”，但在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却极少出席，即使勉强来了，也是迟到早退，更从不发言，哪怕是附和几句也不肯。
梅兰芳对鲁迅的“不敬”和“反感”当然可以看做是一种自卫的情感本能，最起码现有资料证明是鲁迅先惹的他。虽然梅兰芳没有田汉那样开阔的心胸（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后来高度赞同鲁迅戏剧改革的思想），但却要比郭沫若的见风使舵更有原则和血性（郭沫若在鲁迅死后还在痛骂他为“封建势力的残渣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但在毛泽东发表讲话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之后立马宣布要编选《鲁迅诗集》）。从这一点来看，梅兰芳倒是和鲁迅脾气相仿、心性相通，骨子里都有着不屈服、“不宽恕”的韧性和倔强。
两个大师级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归结于鲁迅的偏激。事实上被鲁迅所嘲讽过的名人大师又何止梅兰芳一个，胡适、林纾、李四光、徐志摩、林语堂、蒋光慈、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周扬、章士钊、吴宓、夏衍……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胡适和徐志摩，他们与鲁迅一开始并无个人恩怨，胡适一度还与鲁迅有所过从，并为鲁迅书稿出版等帮忙过。
鲁迅对他们的嘲讽更多源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下等脾气”的鲁迅本人有过下层人生的深切体验，对以“精英”自居、骨子里充满优越感的胡适和徐志摩有种本能的厌恶和反感。而鲁迅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不虚饰”，以内心真实的好恶示人，而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的中庸、“模糊”。当然，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对胡适精神的否定，应该说主张“宽容平和”、以“自由主义”为诉求的胡适思想，和以战斗精神为核心、不妥协、“不宽恕”的鲁迅思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共同构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中国文化图景。
事实上鲁迅对梅兰芳的揶揄和嘲讽，其要害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对梅本人的攻击。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可以看出，鲁迅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有着本能的反感，所以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这也是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对这种男扮女装的所谓艺术感觉别扭之外，梅兰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鲁迅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舞台上的梅兰芳。
时人的记载有几个细节颇具意味，一是当人就与萧伯纳会见一事去征求鲁迅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既然他要见，那就见吧”。足见对于拜会名流这样的事情鲁迅是特别矜持的，不想显得自己也是趋炎附势之徒。二是当一群上海文艺界的名流围着萧伯纳一起鉴赏京剧脸谱时，独有鲁迅一个人一言不发，独自踱去另外一间房。
与众星捧月拱卫萧伯纳不同的是，萧伯纳对于鲁迅却是主动“恭维”的，萧伯纳对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更漂亮！”鲁迅回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的。”这样的对答算得上是两个文化巨人之间对称的一种交流，也说明了鲁迅内心其实在有意呵护弱势民族与文艺群体的尊严。对于乱哄哄围上去与“世界大文豪”贴瓷的行为，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鲁迅当年的个人见解并没有损及梅兰芳的艺术地位，而梅兰芳及《梅兰芳》在今天的受追捧也并不证明鲁迅不喜欢梅兰芳就是一种错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绝对的艺术标准，允许不同的声音甚至“偏见”的存在，既不影响艺术家的声望，也无损评论者的价值。在“梅兰芳热”盛行的当下，读读鲁迅那些“偏见”，我以为未尝没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看银幕上那捏着嗓子装女人的所谓“国粹”，是很容易让人想起泰国的“国粹”人妖来的。对此类“国粹”的拔高和追捧，很难说没有反思和内省的必要。
当然会有好好先生们生发感叹：“要是鲁迅和梅兰芳能彼此欣赏甚至引为知己，那该是怎样的文艺佳话啊！”这样的愿望固然是善意的，但却失之于另一种偏狭，大师和大师其实没必要都是一致的，因为世界上本就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文艺标准与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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