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唐德宗为什么会主动弯腰与叛乱的藩镇媾和妥协呢？这得从其父亲唐代宗李豫时期说起。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势力依然是腰杆倍硬，其中尤以河朔藩镇为代表。《资治通鉴》中说，“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其实这些藩镇早先是安史集团的余党，有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些藩将在归顺唐朝后，唐朝政府却对他们既往不咎。宝应二年（763年），还对他们实行了就地安置任命。永泰元年（765年），又任命李正己为淄青节度使。一系列“挖坑”似的操作，为大唐埋下了未来藩镇割据的祸根。
为什么说朝廷“专事姑息”呢？当时的唐朝政府因战乱元气大伤，唐代宗无力也来不及去处置归降的那些安史叛将，只好采取了怀柔政策，《资治通鉴》载：“朝廷亦厌苦兵革，敬冀无事，因而授之”。
这纯粹是一种自废武功的做法。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各地调集了大批兵马前来勤王，平叛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借机分割、削弱这些节帅的势力。唐代宗即位后，信任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不及安史之乱结束，就开始对忠于唐室的有功之臣下手，前有郭子仪、李光弼等被剥夺手中的权力，分割缩减其辖地，后有山南东道节度使、大将来瑱在宝应二年（763年）正月被杀。兔死狐悲，代宗此举使得各忠于唐室的藩镇节帅内心是哇凉哇凉的，以至于对唐廷态度变得微妙起来。
宝应二年(763年)闰正月十九日，安史内乱平定，紧接着外患又起，是年七月（763年又改元为广德元年），西边的吐蕃趁虚而入，频频入寇。年（763年）底，吐蕃兵竟然一举攻占长安。代宗直接卷铺盖逃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由于此前代宗对待功臣的一波猜忌操作，包括曾经平叛立下大功的李光弼等节帅开始观望起来，不再积极勤王。而且，后来曾有平叛之功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受朝廷猜忌也不安定起来，以至于在第二年叛唐，后引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之兵数十万入寇。
这种被动结局，让唐代宗摸清了底数，不得不改变了对藩镇的态度。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某一藩镇过强，威胁朝廷的统治地位，唐朝政府在中原、边境陆续设立了很多藩镇，对外防范外敌入侵，对内实行以藩制藩。
唐代宗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朝廷与藩镇的“和谐相处”的道路。利用藩镇，使其相互钳制，保持这种势力的均衡，并适时削弱藩镇，郭子仪的朔方军被分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再以宝应二年（763年）被杀的功臣来瑱为例，他死后，是年三月初一，其部下梁崇义开始担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成为了接班人。然而这位梁节度使错估了形势，站错了队，后来跟着强藩“起哄”，结果成了大藩吞小藩，中央削强藩的牺牲品，在建中年间被淮西李希烈击败。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强势藩镇打着为朝廷平叛的旗号讨伐其他藩镇，扩大自己的辖地。朝廷的政策与其相左时，则联合其他藩镇以武力威胁皇帝。大历十年（775年）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借故吞并昭义军（相卫节度使），当初安置设立的安史余党四个藩镇变成了三个（魏博、成德、幽州），即河朔三镇。魏博的肆意用兵打破了藩镇间的平衡，唐代宗本打算兴师讨伐，结果田承嗣通过割地贿赂等手段打破了从藩镇对其的围攻，并成功转移了矛盾。
藩镇间的林立割据，相互攻伐，以至于后来唐朝政府不得已去被动地维持藩镇间势力的平衡，使得藩镇节帅们更加有恃无恐，尤其是河朔三镇，拥兵自重，自成一体，再加上后来的淄青节度使，又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四镇”割据，这种不利局面在德宗年间时持续恶化。
（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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