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铜车马立车伞盖

【秦俑百问微讲堂】秦陵铜车马立车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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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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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铜立车伞盖。

秦陵铜立车伞盖。

秦陵铜车马一组两乘，前车为立车，后车为安车，车马通体彩绘，马饰车器用金银制作，华贵富丽。作为秦始皇帝乘舆副车的模型，秦陵铜立车即一号车上建有一顶圆形的伞盖。伞盖并没有被固定在车上，而是插装在一件巧布机关的十字形的盖座上，盖座仅是放置在舆底地面，座与车舆之间没有连接关系。由此可知，立车上的伞盖实际上是一件既可建立又可拆卸的大型部件。

铜立车的伞盖和盖座用青铜制作，大小为实用伞盖的二分之一。伞盖通高114厘米，直径112厘米，将车舆全部罩于伞下。圆形的伞盖由盖冠和盖杠两大部件组成，盖冠又由盖衣、盖斗、盖弓和银蚤[zǎo]（盖弓帽）等构成，伞的结构与老式的竹木油布雨伞相似。盖衣，即车盖的伞布，古名叫幪[méng]。盖衣的质地、颜色和纹饰，通常也是车主人身份的象征。古代车盖的盖衣大多用麻布或者锦帛制作，考虑到盖的用途为遮阳挡雨，盖衣的表面一般都做髹漆处理。秦陵铜立车的盖衣为一面用青铜铸造的拱顶圆形薄片，厚0.2—0.4厘米，通过金相分析，铜盖衣为一次铸造成型，周围的弧形部分曾经过反复多次的加热锻打。有学者推测锻打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整理铜盖弯曲的弧度，同时使盖的边缘变薄。铜车的盖衣虽是铜铸，但秦代工匠竭力通过盖面上微微凸起的棱线和富有特色的花纹表现出锦帛的质感。从铜盖衣上下两面完全不同的表现方法看，盖衣的主体可能由两层构成，上面一层推测是表面髹漆的布帛，下面一层可能是带有形似云朵的夔[kuí]纹织锦。盖衣边缘有一圈宽度约5.5厘米、两面均呈微微凸起的带边，带边上的纹饰模仿绣锦贴裹的镶边。在盖衣的边缘贴裹精美纹饰的镶边，既有装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强盖衣边缘的强度，防止盖衣从盖弓帽上脱开。

撑托盖衣的支架（伞弓结构）由盖斗和盖弓构成。盖斗是伞盖支架的聚合连接体，呈蘑菇形，平顶，短颈。膨大的斗部一周凿有22个卯孔，用以插接22根盖弓。盖斗下方的短颈，用来与盖杠插接。盖弓为圆棍儿状，长60.4厘米。原本是用木料和竹条制作的盖斗和盖弓被青铜取代，但采用嵌铸工艺铸造出来的器物结构仍然透出一些木作构造的特征。其铸造方法是，先铸出盖弓，在铸造盖斗时，把预制好的盖弓等距离地放置于制作盖斗的范型内，然后浇注，从而将盖弓与盖斗铸接在一起。盖弓的末端还安装着身上有刺状倒钩的银质盖弓帽，盖弓帽为短筒形，插接口处有钉孔，插入盖弓后贯钉将两者固定。装上盖衣后，盖衣边缘被盖弓帽上的倒钩紧紧地钩住，从而将其平整、牢固地紧绷在穹顶形的盖弓上，不易被风张起吹落。

盖杠上的错金银杠箍及缠扎带。

与铜车马同坑出土木车上的错金银铜杠箍。

盖杠，相当于今天的伞柄。秦陵铜立车的盖杠为一根铜铸的中空柱体，通高104厘米。盖杠的上端与盖斗相接，其连接处及杠身中部分别有一段用错金银花纹和凸起弦棱表现的杠箍。考古所见的盖杠，绝大多数由两节木杠加上盖斗共有三节组成，三节之间的两个连接处都装有铜质的杠箍。在与铜车马同坑出土的木车上，也见到一对与铜盖杠上纹饰相同的错金银铜杠箍，两相对照，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秦代马车的盖杠结构。在铜盖杠两段错金银杠箍表面，还看到用包铸法模仿皮带缠扎的形象及缚结后的带头和花结象，说明盖杠的拼接处在用铜杠箍固定的基础上，又用皮条对杠的接茬两端做了捆绑牵拉，以防止盖杠从接口处拔脱。

伞盖不仅是车上遮阳挡雨的部件，更是显示主人身份和表尊的礼仪用器。因此有盖立车需要根据车的用途、使用场合及天气情况，如狩猎、祭祀、出席重大活动（出席有些活动时须由侍从人员举着伞盖随主人步行）或大风天气车盖无法建立等，都需要将车盖从车上移除或拆卸。因此，立车伞盖的多数部件都被设计成建立稳固、拆卸方便的结构，且拆卸后的伞盖部件要求能够装载在车上。盖杠及盖斗不用整根木棒却有意做成三节，又煞费苦心地用铜质的杠箍来加固，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上述需求。

盖杠的下端连接着一根呈倒卧的U字形带环，铜质的带环由两节组成，两节之间以子母扣链接的形式连接。带环的一头与盖杠的底相连，另一头回折后插入盖杠近末端的小孔中，由此在杠底的一侧形成拉环。结合考古出土的盖杠实物，可以判断这件带环的原物应是一根穿连在杠底与盖座之间的革带，用途是将盖杠与盖座连接固定。

秦陵铜立车上的伞盖看似平凡，实则构思独到，是秦人设计思维、铸造水平和制作技艺的集中体现，它既让我们景仰，也令我们骄傲。

作者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