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分期比较复杂，历代学者有多种见解。如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实际上就有对青铜器的分期，只不过是不太明确而已。容庚、罗振宇、王国维、郭沫若等近现代的大家对青铜器亦有分期，他们分期的大致时间段虽略有不同，但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如郭沫若在1935年依据青铜器的造型、铭文和纹饰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最早的是殷商前期，称为滥觞期；殷商后期至西周昭穆时期称为勃古期；共王之后到春秋中叶称为开放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期称为新式期；战国末期以后整个都称为衰落期。上海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分期则为四期，当然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和机构对青铜器都有会期。
①萌生期：
铜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金属之一，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就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红铜器物。很快人类也发明了青铜，也就是铜、锡、铅的合金，熔点在700°C～900°C之间。我国至迟在夏代就已陉进入青铜时代，来看一则实例：“爵2件，杨家嘴M14：1，表呈绿色、口部残缺，长流，流口交界处分为两个三角状柱、椭圆形腹、圆底外凸、三足为圆形实锥足。'由此可见，我国青铜器的确在夏代就已经产生并应用。夏代青铜器的造型主要以爵、戈、戚、锥、镞、锛、刀、鱼钩、凿、铃等器皿为主，这些器皿之上几无铭文，浇铸时以陶范为主导，石范为辅助、功能以生产工具、兵器和酒器等为主。但显然这些青铜用具在夏代通常情况下并不真正地实用。如青铜锛并不真正地用来耕种，多是放置在某处，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具有浓重的礼器意味，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萌生期。
中国古代青铜器由夏至商早、中期为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青铜器一改夏代数量少，铭文少，纹饰少，主要以生产工具、兵器、酒器为象征性礼器的状况，逐渐向造型更多，纹饰更丰富，礼器意味更加浓重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青铜器在总量上规模很大，成为奴隶主贵族烹煮肉食、宴请宾客、饮酒作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象征等级与地位。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已经格比较繁缛，相当多的器物造型在这一时期萌生，众多的青铜器走向“造型礼”的祭坛，逐渐同普通的青铜器皿分离开来。这一时期产生了功能更加齐全的青铜器群，从功能上分就有酒器、食器、工具、兵器、乐器，国之重器等。有的器物在功能上会出现相互融合的情况、最终形成了以酒器为主要特征的商代早中期青铜器造型，如爵、觚等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发展期。
商中晚期至西周晚期，中国古代青铜器达至鼎盛，无论是在数量、造型、纹饰、还是功能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巅峰状态，青铜器的造型更加丰富，纹饰更加繁缛，工艺更加精湛，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青铜器。如商代的后母戊鼎；西周武王时代的天王簋、利簋；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九鼎、八簋、八鬲，精美绝伦的青铜盉、釜等。这些青铜器都是有着诸多铭文，其造型、纹饰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至今很少有企及者；而在西周时期因传说商是因酒亡国，因而酒器废除，主要以食器为象征，如鼎、簋、鬲组合，天子九鼎、八簋、八鬲，诸侯七鼎、六簋、六鬲，依次类推至大夫或者元士。青铜器就在这样一个“礼”的范畴之下实现了其功能的升华，披上了“礼”的外衣。这是我国青铜器最为发达和繁荣的时期，称鼎盛期。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衰落期是西周晚期以后。从西周晚期大型邦国贵族墓地虢国墓规格较高的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器来看，西周晚期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当周平王东迁以后，西周已经宣告灭亡，周朝统治只是名义上的，“礼崩乐坏”，青铜器的礼制再无人遵守，贵族都可以僭越礼制，首先实现“礼”的突破。这一点从墓葬的情况来看很清楚。例如虢国墓一些春秋早期太子的墓葬就使用了七鼎、六簋、六鬲，这种僭越显然是公然的，说明当时的礼制的确是衰落了。而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青铜器在制作工艺、造型、纹饰等各方面水平都有所下降。原因是礼制时代的青铜器象征着权力与地位，而制作这些青铜器的又大多数是一些奴隶，他们身份低微(这也是史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青铜器制作过程的原因)，如果铸造失败，很有可能丧命，这从客观上导致厂西周晚期以前整个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较高，基本上没有敷衍的情况。东周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人从奴隶主成了农民，农民虽然租种地主的土地，但已不能随意被杀戮，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出现了衰落。但其惯性延续的力量在春秋早期还有一些，此后基本上消失殆尽。秦汉以降、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特征：把实用、陈设、装饰的功能融为一体。
本文选自：信昶银艺术品鉴定资料库(公号 gzxinc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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