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消灭中医的文化途径4

七、要正确理解辨证论治，必须遵循经典理论，以《素问·至真要大论》确立的病机为逻辑规范。

在辨证论治的问题上，要保证具有中医文化的正确性，应该注意：

1、不能将辨证和论治，或辨证论治随意分拆，按照一般语言学的方法，孤立地就字解字，这样就会犯“死于句下”的文化错误，使其失去中医名词术语的价值，只有遵循《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确立的逻辑规则，理解辨证论治才是正确的。

2、辨证论治的“知犯何逆”环节，就是对症状的辨，病种之辨就是辨病。辨症是“辨症求机”以“知犯何逆”的基础，从辨症，形成太阳病、阳明病等的初步判断，再结合分析太阳之为病、阳明之为病之外的症状的病机，上升为证候病机，形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等具体的证候判断，柯韵伯称这样的辨症方法为“从旁细看法”。中医之病，很多时候多种疾病同时出现，如三阳“合病”、内伤外感“并病”等，故辨“合病”、“并病”是辨病的重要内容之一。

3、症、病、“证”在辨证论治之中是不同的，症是辨的对象，病和“证”都是辨之后的病机认识，症状与病、证候通过病机之辨联系起来，中医理论于是落实到临床之中。混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果，会导致中医逻辑的混乱，搞不清何为疾病现象，何为疾病本质，更不可能明白“辨症求机”的临床程序。中医的病是与西医的“病”完全不同的概念，以病病机为本质，包含了病位、病性、病邪、病形等要素，但这些要素及其关系是相对稳定的，病机要素量要少于或等于证候。根据病机本质确立的逻辑，病和证候的关系，是线和珠的关系，病如线，证候如珠，病病机包含在证候病机之中，同一病病机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同一证候可能包含多种病病机。详细的论述，请参见《中医之和-辨证论治的生命哲学》的病种之辨。

4、与天文、地理、人事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人是中医的客观对象，三因制宜、实事求是是辨证论治的灵魂，需要“千人千方”就“千人千方”，需要“千人一方”就“千人一方”，尊重病人的实际情况，“谨守病机，各司其事，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可重复性皆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依据，不能有机械僵化之规定。

5、中医理论是蕴含生命真理的理论，只要遵循病机本质的逻辑规范，临床辨证论治就具有极大的生命可靠性。不像用死人理论、小白鼠理论治疗活人之病，需要活生生的人的临床来验证之后才可靠。

6、方舟子等大肆污蔑、毁谤中医学，但没有改变中医学的立学基础，没有偷换中医理论的本质内涵，没有阻扰临床辨证论治，更没有把经典理论当成可有可无的选修课、用西医那一套管中医，也就是他们没有动摇中医学的根本，没有设置辨证论治的临床障碍，而占据着中医学的学科地位的中西医结合却都办到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辨证论治了。

中医需要有清醒地认识：中医的立学基础是天人相应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实验标本，不是尸体解剖；中医的思维模式是“阴阳应象思维”，“治病必求于本”在于“辨症求机”；立法处方决策的规范在“随证治之”，不依赖仪器的指标、影像、病理结论。中医的疾病本质是病机，治疗目标是病机的具体临床结论-证候，疗效标准是营卫和、胃气和、津液和、阴阳和等生命之和，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理论基础上。否定《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否定辨证论治，否定病机本质，实质就是消灭中医。

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摇篮里孕育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都以人（生命）为核心，观天象、察地理、知寒暑的根本在于知“天命”，数千年的历史始终沿着人（生命）的自然环境关系、人（生命）的文化社会关系、人（生命）的德行修养的路线发展，和西方以物质为内容、以利益为追求的文化完全不同。

西医学是建立在形态解剖、实验分析基础上的医学，没有解剖就没有西医，没有显微镜就没有西医。解剖是死人的解剖，显微镜下是孤立的形态，和活生生的人存在巨大的生命鸿沟，中西医结合把西医的客观基础当成中医的客观基础，把西医的疾病本质当成中医的疾病本质，怎么可能不伤害中医文化。

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是中医学的立学基础。活生生的人生长在日月之下，通过饮食、呼吸、寐寤、动静等生命活动，和自然发生多维联系，这样的多维联系，既存在天地运行规律的一般性，又存在生命之应的差异性，中医理论、辨证论治只有回到活生生的人才具有真实性。中西医结合依据离体之标本、凭借实验之标准，把显微镜下看见的东西，拿来改造中医，在中医教育、中医学术和中医临床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不尊重活生生的人，不尊重中医文化，不尊重中医临床模式的氛围，形成了以西医病理生理为本质、药理对应病理为规范的价值评判体系。活生生的人不重要了，第三方、统计学、实验室才重要，没有第三方、统计学，中医把再危重的病治好了也是个案，没有价值。中医被厚厚地掩盖上了西化的积尘，如同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一样，中医的文化之根、理论之本被西化思潮腐烂了。

中医文化之根破坏了，中医复兴就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