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

我第二次返家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家里的处境。由于二舅的病重和去世，家里的农活落下了不少。舅舅去世的第三天，清晨我就起床了。母亲说，今天大家都去西湖割豆子。
在我的村庄，人们对田的称呼是地，原因大概是我们这个苏北的小村庄，种植的多是旱地的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之类，种植这些农作物的土地与田的概念并不十分吻合。田的概念诞生于中原，但对于后世的人们而言，南方的水田，才有完整的田的阡陌，曾经富庶的中原，田成为一个过往的概念。然而，村庄的人们去干农活并不说“下地”，我们说，“下湖”。对于农田的称呼，是湖，湖泊的湖。对于此，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干旱的村庄，连一条像样的河流都没有，有的仅仅是几汪肮脏的池塘（村庄里的人们，称池塘是“汪”），为何把辽阔的农田称为湖呢？是一种期望吧，或是一种无奈的遐想吧。
西湖就是村庄西边的农田。我到西湖的时候，三舅和四舅带着妗子们已经割完了二舅田里的豆子。种在二舅豆地中央的一行玉米孤独地站立着。满湖的庄稼都已经收尽了，这排玉米在大地上显得孤独又无奈，像一排丧事上孝子举起的幡。妗子们开始割大舅田里的豆子，而我和三舅、四舅用机动三轮车拉豆子回家。四舅开车，我和三舅，还有大舅家入赘的女婿家庆，我们三个用叉子往车上装豆子。豆子堆得老高，家庆站在高高的垛上，扔下绳子，让我捆车。
四舅开车，要把豆子送到我家。二舅家这几天办丧事，没地方放，只好放到我家。四舅开车走了。我站着，看着北边黄河老堰。小时候，老堰很高大，老堰的坡上，是安徽人的地，那时候，安徽人在老堰上种满了油菜，一到春天，在漫长的黄河老堰的缓坡上，油菜花成片成行地绽放。后来，村里建了两个砖窑，老堰慢慢地矮小了，老堰土变成了坚硬的砖，安徽人也不再种油菜了。三舅招呼我，跟他一起砍那行玉米。他从地西头砍，我从地东头砍。家庆拿起镰刀，去帮妗子们割豆子了。砍玉米的时候，我和舅舅还要把玉米掰下来，仍成一堆一堆。今年的玉米收成不好，许多玉米没有长成饱满的穗子就夭折了。没有长成穗的玉米一般很脆弱，轻轻一掰，空空的皮下面会流出一些乳白色的液体，我以为那是他们留恋的泪水。可不是么，虽然脆弱的小玉米们让收获的人们充满了失落，但是他们似乎很留恋母亲，往往，小玉米比成熟的玉米更难从玉米杆上掰下来，他们与母株之间的联系韧劲十足，很难掰下来。可是，收获的人还是要摆下他们，毕竟，再小的玉米也能打出一些粮食。
我和三舅埋着头砍玉米，我不想说话。妗子们倒讲了不少话。她们谈论着二舅的墓穴。二舅走之前，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他看中了父亲学校的两颗柳树，那是两棵好柳树，没有任何的虫眼，也没有开裂，生机勃勃，二舅交代，棺材，就用那两颗柳树打。二舅走后，父亲带着人伐了学校那两棵柳树，那是学校最好的树。二舅还自己看好了墓穴，他交代，他要去北湖，去桑树地前面的那片高地，在那儿，有他家的一片棉花地，向阳，他看中了那儿。可是，这件事让舅舅们犯了难。村里有专门的公墓田，在西湖，104国道以南毗邻安徽村庄的高地。那里，原来是一片杨树林，改建国道的时候，杨树全伐了，留下一片高地，风水先生说，那里四水回环，是块好地方，村里就把那里该成了公墓田，十多年前，村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把亲人的坟迁到了那里。村里有规定，亡人只能往西湖的公墓田走，别的地方不能去。虽然舅舅们跟村里的干部们关系很好，而且二舅生前也为村里办了很多事，可是，规定就是规定，如果我们仗着家族的势力硬去北湖，即便干部们不说，村里的人们也会有话说的，而且，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家村干部不好办事。可是舅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这几天，为了这个事，大家都在商量。我默默地听着妗子们说话。许久，我和三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听见了三舅偶尔的啜泣声。我直起腰，看看三舅，埋下头，继续干活。无论怎么样，庄稼的事是不能耽误的。走的人走了，可活着的人，依然要和庄稼们一起过日子，庄稼是不能耽误的。
那一天，我们一个上午就把西湖的农活干完了。中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上起了两个水泡。我用针挑破水泡，流出两行清亮的水。下午，我们到北湖继续割豆子，一直到天黑。

我的第三次回家的时候，是十天之后的中秋。第二次回家的时候，办完了二舅的丧事，我就回南京了。在南京待了三天，我给奶奶买了些东西，回家过中秋。我回家，正赶上南汪割稻子。村子里的人们把水塘成为汪，南汪原来是村庄前面一个不大的狭长的水库，长满了芦苇和莲藕。后来，为了配合国道改道，村里请人深挖南汪前面靠近国道的地方，挖出来的塘泥覆盖了南汪靠近村庄的北端，南汪变成了一条河，村里布置人们在新鲜的塘泥上种水稻，灌溉的问题，就用新河里的水。于是，这个黄淮平原上的小村庄，第一次种植了水稻。
我是中秋前两天的傍晚到家的。母亲叮嘱我，赶快休息，明天割稻子。其实到了割稻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整个南汪，只有三家的稻子没有割，就是大舅家、四舅家和我们家。我们三家种的是圆头米。圆头米比杂交稻生长的周期长，成熟的也晚。其他家早熟的杂交稻前些天就割完了，用联合收割机割的。而我们三家的稻子，依然葱青，孤零零地在南汪继续生长。本来，母亲是不打算割的，可是，麦子要赶着种，三舅和家庆他们也赶着出去打工，不割也要割了。
收稻子是件辛苦的事。割稻子还好，稻子茎脆，好割。可是稻田地软，履带收割机可以进去，机动三轮车就很难进去了。割稻子，要一徭子一徭子往田外扛。四舅已经回山东的工地去了，父亲和大舅身体都不好，三舅、家庆和我是家里仅剩的三个劳力。扛稻子，自然是我们的事情。那两天，我根本无暇顾及身边葱翠的稻子是如何一片片倒下的，我的眼中，只有一徭一徭的稻子。我闷着头，往地头扛稻子，大舅站在地头，心疼地看着我，可是他还是催着我，快一点，再快一点。我累坏了。
中秋中午的时候，稻子终于割完了。下午的时候，我和三舅把脱粒机推到堆满稻子的场上，三舅说，明天脱粒吧，都回家过节去吧。
我回到家中，收拾东西。第二天清晨，很早，母亲去了场上，我听到脱粒机巨大的轰鸣。那天，我回到了南京。
对于我而言，整个秋天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