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听法院同志抱怨，认罪认罚后法院一点独立裁判权都没有，对量刑建议稍有变动就引发抗诉，那还要法院干什么。也时常听检察院同志抱怨，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做不到精准，因为老是被法院改，影响起诉准确率。还时常听律师同行抱怨，认罪认罚搞得连案件都不会办了，检察院不采纳辩护意见，给出量刑建议后到法院连意见都不敢提，生怕被撤回具结害了当事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认罪认罚机制下，法院独立裁判权当然有必要坚持，这一点应无争议，但关键在于这一权利应在何种范围内行使。
笔者认为，法院独立裁判权应当考虑控、辩、审三种诉讼角色的天然属性。根据这一诉讼结构，认罪认罚案件中独立裁判权不宜往更高刑期方向上行使，防止司法天平发生倾斜，进而使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偏离立法本意。具体而言：
法院的独立裁判权本质上就是裁判职能。这一职能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和评析控辩双方的争议，以作出独立且公正的判断。认罪认罚案件中，法院并非全盘接受控方量刑建议，但这种独立性应有缩限。其方向不能出现审判权擅越公诉权的问题。在认罪认罚制度设立之前，控方较少提出量刑建议，即便有也往往是给出较大的法定刑幅度，此时法院独立性自不用说。但认罪认罚制度设立后，法院独立裁判权在行使方向上就需要进行调整。
第一，当辩方对量刑仍有意见时，独立裁判权应侧重于判断有利于辩方的理由是否成立，而不是相反。
当辩方认为控方基于认罪认罚给出的量刑建议过重，并提出相应意见后，控方未能采纳，为了避免因不作认罪认罚而让当事人承受更重的后果，同意在具结书上签字。这种情形下，不应理解为辩护人放弃辩护权，因为从认罪认罚协商机制上看，其只是代表嫌疑人与控方协商，提出意见，并争取意见被采纳，但具结书中，辩护人仅系见证身份，并非协议当事方，理当不受具结约束。事实上，当认罪认罚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如果连这一点辩护权都无法保障，会导致案件存在的问题被人为压制和掩盖，最终损害案件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故在审理阶段应该让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是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此时，法院的独立裁判权行使范围，应着重于辩护意见是否足以否定具结内容。当意见理由无法成立且不被采纳时，法院应维持量刑建议，而不宜再有变动。
有些法院，在庭上听到辩护人对量刑建议发表希望更轻的意见时，便认为这是对具结的反悔，由此产生各种作法。但问题在于，法院不宜建议控方加重量刑建议。因为是否加重量刑建议，是控方的职能，假如在此情况下控方未变更量刑建议，则具结仍处于有效状态。法院的独立裁判权自然要受相应限制，如果未经变更就单方面加重刑期，很明显会造成诉讼结构的破坏，有违程序公正。
第二，当辩方在认罪认罚环节与控方进行了充分且有效的沟通，双方就量刑达成一致意见，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对量刑建议均无争议时，法院的独立裁判权同样应受到缩限，而不能一味强调独立。因为法院定位于中立者，既然控辩双方无争议需要法院解决，且达成一致意见，诉讼的天平就已经处于平衡状态，裁判的目标就理当认为已经达成。而这正是认罪认罚机制的核心理念，即审判权在特定情形下适当让渡给控方，如果此时仍强调所谓“独立性”，非要往轻或重的方向调整一下量刑建议，必然架空整个认罪认罚机制。
尤其是缓刑建议问题，该问题是大量罪与非罪、轻罪重罪的核心落脚点，处理好缓刑适用，往往可以化解很多不必要的诉辩纷争，提升司法效率的同时也能增加服判率。但在缓刑适用问题上，控方天然就偏向于打击和严惩，其本身就处于十分保守的位置。然而现实是，在辩护人提交充分事实和法理依据以及案例支持的情况下，控方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同意在具结中给出适用缓刑的建议。结果案件到了审理阶段，法院却又以各种理由（这些理由往往又是控辩双方在量刑协商过程中充分讨论过的问题）否定缓刑适用。这种做法的弊端十分明显：认罪认罚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辩护权的放弃。有些案件因为侦查方向问题，或者立案时把关不严，把民事纠纷界定犯罪进行刑事立案，再或者案情本身存在的定性疑难复杂等，在认罪认罚制度中，这些争议提前化解，并体现在量刑建议上。然而，当辩护权缩限行使之后，法院却突然站出来，无视认罪认罪过程中的具体协商情况，一味强调量刑建议过轻，这不仅令辩方无法接受，同样使控方难堪。
综上，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重点应落在协商的自愿性审查上，当其中一方，几乎可以肯定是辩方，仍有不服之处时，则将独立裁判权放在审查辩护意见是否成立的范围内，如果采纳意见，则对量刑作出相应的就轻调整。如果控辩双方无争议，则法院不宜强调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应当对认罪认罚的协商充分给予尊重，除非案件明显存在错误，以致于动摇了整个具结的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根基。如果事实和法律适用不变，结果却加重了量刑建议，这种独立裁判权就属于擅越公诉权，必然架空整个认罪认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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