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纸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20世纪20年代，报纸日益成为大众表达意见的“社会公器”，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不过，1937年之后，由于抗战需要，报纸被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政府主导报纸发行和内容，报纸的自由主义精神衰落。本文即简要描述1927年到1945年期间，中国报纸如何从争抢“新闻市场”到表达“公共舆论”，再到“报纸救国”的身份变化过程。
争抢新闻成新潮流
由于电台、报纸越来越重要，国民政府1927年在南京成立后，便着手建立一个辐射全国的电台、报纸和广播体系。在陈果夫、程沧波、萧同兹等人的倡导下，“中央社”、《中央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先后成立。除此之外，在1927年到1937年期间，《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世界日报》等“民营媒体”也发展迅猛。
1927年之后报业繁荣是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亦是市民社会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在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城市，各个报馆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例如1928年围绕着上海滩发生的“马振华与汪世昌的恋爱事件”，上海滩的各大报馆为了争抢新闻各显神通。二流报纸《时报》为了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争新闻，不惜采取小报手段，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同年6月，黄慧如与陆根荣主仆相恋出走事件，又引起各报推波助澜，追逐竞争。一时间，“社会新闻”不仅为同业津津乐道，同时也成了招揽读者的招牌。（张功臣：《民国报人》，山东书画出版社）。时报馆因为此事“一炮打响”。《时事新报》、《申报》和《新闻报》等报纸也不甘落后，迅速调集力量，深度参与事件的报道。
报纸的公共意识增强
可以说，“马振华与汪世昌的恋爱事件”不仅引发了各家报纸竞相报道的盛况，而且普通市民也受到新闻报道的影响而积极参与到事件的大讨论中。美国学者顾德曼认为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报纸成为了“一场热烈的公众争论的工具”。报道引发了普通市民给报馆写信表达意见的热潮。报纸真正成为了反映市民意见的“公共舆论”和“社会公器”。
报纸等媒介的社会和公共意识日益增强，报纸被认为应该摆脱党派色彩，代表大众利益，成舍我称这些报纸为“新时代的报纸”。他说：“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为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址’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真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和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
宣传抗战高于一切
1937年之后，我国报业的发展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早在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报纸等大众媒体也积极投身抗战。在北京、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文章报道九一八事件；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申报》的史量才立刻组织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号召市民为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
中日开战后，双方的媒体都成为了总体战体系的一部分，迅速投入到了战争报道中。与此同时，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国民政府制定了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等纲领，目的是使“全国力量集中团结”，在这个总动员体系中，新闻媒体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38年11月3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决议案》，这个决议目的是加强“战时新闻宣传”，确立“战时新闻政策”。该决议强调了报纸等媒体在宣传战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政府要主导报纸行业。报纸是抗战的宣传工具，不再以市场和社会为主要目标。
在抗战背景下，报界自身也提出了“报纸救国”的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成舍我认为在民族危机时刻，“报纸救国”是拯救中国的“对症良药”。
他认为要救国，只有举起“报纸救国”的大旗，因为“纸弹亦可歼敌”。他提醒国民政府要认识到报纸等大众媒介在民众宣传和社会动员方面的重要性。针对严峻的抗战形势，成舍我从组织宣传的角度提出了抗日宣传的三个原则——指挥统一、目标集中、对象普及。他还号召报界要降低报纸价格，实行“报纸下乡”，让老百姓买得起报纸，看得起报纸，才能让报纸的抗日宣传理念为更多的百姓所熟知。
报界以笔从戎，积极宣传抗战，报纸和报人们也都自觉转变办报理念。在这些报纸中，作为“社会公器”的《大公报》的转型最为典型。1926年，胡政之、吴鼎昌和张季鸾接办《大公报》，将《大公报》办成了一份精英化的高级报纸，以“不偏不倚、不党不群”的报道理念引领了民国时期的“公共舆论”。在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连续发表了《愿日本国民反省》、《国家真到严重关头》、《中国岂堪被人零割》、《中日问题之趋势》、《日本之暴力政变》等文章，抨击日本的侵略行为。
不过，因为团结抗战的需要，在抗战期间，《大公报》实际上部分地放弃了“不偏不倚、不党不群”的报道理念、放弃了“文人论政”的报道传统。这种身份变化《大公报》的记者也十分清楚，1939年，张季鸾在香港《大公报》就撰文指出，因为抗战，民国以来报纸媒体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逐渐由“英美自由主义”转向了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总之，对于抗战时期的报纸和其他媒体而言，宣传抗战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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