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而当一个人称呼自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
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自我）的内在世界。他在荷兰的火炉边陷入了沉思，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均可被怀疑，但此刻，“我正在怀疑，正在思考”这一点却无法被怀疑。正是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笛卡儿建立了知识的确定性，即唯有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知识，而其他都是鬼话。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后来所说的：“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受到休谟思想的激励，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人（自我）的探索归纳为如下四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宗教学，第四个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在康德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康德却缺乏深入的思考，而真正做出科学的解答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居住在绝望之岛上的、孤零零的鲁滨逊，人是社会存在物，他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再去从事精神活动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正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联合体得以形成，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然而，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正如德国诗人海涅在《诗歌集》中所诵吟的：
啊，美丽的司芬克斯！
请给我解释这神秘之谜！
我对于这个问题，
已经想了几千年时间。
触角三：伸向语言世界
人们通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实际上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述中。哲学就是对人们的语言进行分析和治疗。哲学家们由于错误地理解并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了大量“假问题”。
假如说，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什么根本性的差别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拥有一个抽象的语言世界。事实上，人们不但运用语言来称谓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也用语言相互称呼和命名，并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人们很容易陷入下面的幻觉之中，即把语言理解为与他人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然而，实际情形常常是颠倒的，即语言成了人们思想的统治者，而人们自身反倒成了语言的工具或奴仆，甚至常常会用语言去言说一些与自己心中的愿望正好相反的东西，而自己仍然处于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比如，人们习惯于把脚踏车称作“自行车”，把电瓶车称作“助动车”。其实，他们正好说反了。实际情形是，脚踏车应该被称作“助动车”，因为它必须用脚的力量去“助动”，而电瓶车应该被称作“自行车”，因为只要一打开马达，它自己就会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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