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是云南地方志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方志目录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并为后人的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大一统观念，历代的当道者对这一地区都十分重视，更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古往今来的学者，尤其是云南籍学者，不仅记录云南历史，研究云南历史，而且站在更高的视角，从目录学角度把握云南地方志的研究和整理。因此在中华民族编修地方志优秀文化传统中，古代云南志书的编撰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古方志。唐代樊绰《云南志》（《蛮书》）较全面地记述了南诏时期云南的地理、民族、物产。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则是现存云南省志之最早者，亦是元代全国两种省志之一。明代，是云南地方志编修全面发展阶段，其中通志9部，流传至今5部。清代是云南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官、私修通志10部。明清两代所修府州县志流传至今者有二百余种。为今天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保存了丰富的资料。由于古代方志著录于史书艺文志的史部之中，为研究和整理之便，近人开始编制方志书目和索引。例如，梁之相《云南方志考》、李小缘《云南书目·方志之属》，今人李硕《云南方志考》、李肇予《云南地方志书录解题》，以及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等全国方志考中的云南部分。这些方志考或著录书名或解题，多从目录学的角度考证版本问题，而对于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内容的正误、史料的价值、它书引用等问题则很少涉及。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方志目录的整理最早见于1938年，当时方先生在《教育与科学》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明修云南方志书目》。此书目是当时最早一篇对明代云南方志目录进行考证的文章。该文考说通志9部，府志22部，州志16部，县志7部，宣慰抚司志6部，宣抚司志2部，长官司志2部，山川志3部，凡58种。并记其作此篇文章的原因：“明修通志及府州县志，原本犹传于今日者，通志三，府志一，州志二，凡六种，朱士嘉君《中国地方志统计表》（见燕京大学史学年报）载明修云南地方志存二种，则未详考也。瑜因考校滇史，搜访图籍，凡前人著述有可考者，随手录目，杂抄数册，惟参错无条理，别为卡片而汇之，将依次考录出清本，成云南史地书目；后见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社员名录，同社友李小缘君著述，有《云南书目》一种，且注曰：‘在印刷中’；若其书详尽，则瑜未必作，而今已一年有余，犹未获读，姑录此篇，充《教学与科学》杂志篇幅，于以见明代吾滇文化之一斑”。《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乃是先生的集大成之作。其方志目录研究突出贡献主要有三。早在撰写《明修云南方志书目》时，方先生便确定了这样的编排体例：“府州县之次序，依《明史·地理志》，山川志亦附见于所在州县之后”。该目的编制为方先生后来对云南方志目录的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该目制定的编撰原则：“凡见于明代书目著录之，未见于书目而为明人著述所征引者著录之，虽不为明人称述而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提要称创修于明者著录之”；“每书下，凡明人书目有提要著述者悉录之，犹见原书叙跋述纂修经过者摘录之，引见明人著述者标出之，道光《志》提要摘录之，偶有愚见亦附识之；此并有关于原书之制、其内容如何，则不加评述也”。此原则在其后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关云南方志目录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凡“有关于原书之制、其内容如何”不仅加以评述，而且还深入考证作者生平、成书时间、资料来源、流传、版本等问题，使其不仅仅是目录编制，而且对云南地方志的研究和整理具有指导作用，充分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为适应《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编排体例，方先生一改方志目录以地区分块的著录方式为按时代著录的形式，有利于反映各时代方志编撰的学术状况。再者方先生对各时代中一地多次编修且书名相同的府州县志只出一个书名，而将历次编修或刊刻情况概说于后，如著录清代修纂《邓川州志》云：“《邓川县志》，乾隆中，邑人高上桂纂修，未刻。道光五年，知州李文培属邑人艾濂续修成六卷，刻之。咸丰三年，邑人侯允钦、杨炳锃重修成十六卷刻之。邓川今并入洱源县。”这样的著录方式，能更好的反映各部志书的发展源流，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从而为科学的编制云南方志目录开创了一个新体例。《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著录的云南地方志，囊括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全国总志中的云南地方志、云南地方志、图志、亡佚地方志诸方面的著述，确立了云南地方志目录著录的范围。首先著录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全国总志中的云南地方志，扩大了万历以来的云南地方志《艺文志》以及近代梁之相的《云南方志考》、李晓缘的《云南书目·方志之属》，今人李硕《云南方志考》、李肇予的《云南地方志书录解题》，以及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等目录著录云南方志的范围，有利于反映云南一方在中国整体发展中之政区沿革变化。这类书是中国地方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成云南方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元以前的云南地方志书，基本没有系统记载云南政区沿革变迁，方先生著录了纪传体正史中有关云南的地理志，自《汉书·地理志》以来的西南诸郡至《清史稿·地理志》云南省，共著录了10部，附说1部。方先生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归为方志类，丰富和系统了云南地方志书的内容，同时反映了方先生对方志的理解，而这一观点的形成，是他在考证纪传体中地理志资料来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地理志取材于图籍、郡国地志、地记，而图籍、郡国地志、地记又是早期的方志。他在《〈汉书·地理志〉西南诸郡》、《〈续汉书·郡国志〉西南诸郡》的概说中说：“记载行政区域，纂录图籍，所谓‘邦国之志’，古已有之。故‘萧何入咸阳，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见《汉书·萧何传》）。至汉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所以在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亦在焉’（见《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叙》）。此郡国之职，调查管内陆理社会情况，编录成书，造报中央政府；《汉书·地理志》所谓‘朱赣编方域之书’，《后汉书·邓禹传》所谓‘光武览天下郡国’，此当时藏在内府者。《后汉书·马援传》说：‘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即已编成全国图志之书。晋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论》：‘曾见汉世所绘舆图及诸杂图’（载《初学记》卷五）。史家所作地理志、记，即取材于此。”他考《〈续汉书·郡国志〉西南诸郡》云“蒙文通撰《巴蜀史的问题》，认为司马彪作《郡国志》，采《东观汉记·地理志》”；《晋书·地理志》：“盖所本者为晋初编成之地志”；“沈约撰《宋书》，不过一年而成，大都录自徐爰旧书。……其于宁州郡县，称引有太康三年《地记》，永初《郡国志》，何承天《州郡志》及徐爰《州郡志》”；萧子显撰《齐书》“《州郡志》依徐爰《晋书》”；洪亮吉补三国、东晋、十六国三种《疆域志》“颇自负，实则取《晋书》所记三国建置，取《宋书》所记东晋建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括地志·序略》五卷，疑《旧唐书·地理志》所依据者即《括地志·序略》”；“《新唐志》所依据者不详为何书，惟《新唐书》卷一九六《孔述睿传》……则在大历、建中年间，孔述睿两度入史馆编纂《地理志》，依据为前人所作及诸州造报之档册编录成稿”；《元史·地理志》的编撰，其来历不见于《元史》，方先生考证认为“编撰《地理志》即据天历元年之资料也。……天历年间编地理一门，其所依据出自元初编成之《大一统志》，而补天历元年一前之政区地名”，《元志·云南行省》“记汉唐沿革，多任意说之，不足取，惟记蒙段时事则可取，即因出自《大理图志》，为元初所编《云南图志》所采，而转录于元《一统志》也”。正是由于此，他将史书中的地理志列入方志之属，颇具远见卓识。二是图谱、图志的著录。唐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封建帝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图经的纂修超过了前代，出现了全国性图经，如《贞元十道录》、《元和郡县志》等。方志与图志有着极重要的关系。方志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地图的形式。据《周礼》记载，周王朝设有负责“听闾里以版图”的小宰，“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的职方等。还有专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是宜，告王以施其事”的土训官。这说明春秋战国时，地图的使用已极为广泛。“土地之图”的广泛运用，导致了“图经”的兴盛。其后对图的说明增多，“舆图反若附录”，但从后代方志附有地图的体例，仍可见方志中地图的重要。图可以“使观者形感而得之深”[1]，图为无言之史，“图缺而志书不得不冗”[2]。因此，方先生十分重视对图志的著录与考订，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考说了《南诏图志》、《大理图志》等6种图志10，附说诸葛亮作《哀牢图谱》、《西南夷图谱》等6种图谱或图志。考说了明代《脉望馆书目》、《近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降云楼书目》、《百川书志》、《读书敏求记》等诸家著录的《云南诸夷图》以及张萱《内阁书目》著录的《云南诸夷图说》的内容、作者，考证了《高氏源流总派图》段氏、贵族高氏土官统治家族事迹。清代图谱较丰富，有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图，如黄士杰撰《六河总分图说》、何其偀撰《迤江图说》、孙髯翁撰《盘龙江水利图说》，有反映工矿生产流程的吴其濬撰《滇南矿产工器图略》，有图23幅，文字13篇，记载全省各府厅州矿分布及运输途程，凡矿工开凿、拉童、取矿、淘洗、煎炼、炉罩，悉绘以图，亦具图说，为研究云南冶金史和科技史的重要资料。有反映明清交替时，土司承袭文件的《剑川赵土官宗图亲供册》，“此册虽仅为一家之事，然，所录在明代授职、袭职、立功、效命之经过，……知所录悉为原文，可以概见明代土官承袭时，《宗图》之体例。又赵氏虽职小，但历代被调出兵，有关史事，多可供参考”[3](P735)。少数民族图谱有《清职贡图》，乾隆二十二年成书，所收“共为三百余种，分图系说”，“每图各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而云南为卷七，凡二十八图”，“所载图说，大抵采录志书，略有改易，非当时专事调查所得。图像亦以意说为之，不足根据也”[3](P737)。嘉庆云贵总督伯麟作《种人图》及《云南种人图说》、刘士珍撰《百蛮图赞》、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云南苗夷图说》、北京图书馆藏《夷人图说》（载西南夷族一百零八种），又《云南罗罗图》二部，永平县、浪穹县、蒙化厅《汉夷风土人情图册》三部，“为光绪二十九年间精绘者。凡此多非实地考察，采录志书编成”[3](P738)。有关云南“种人”的记载，通志、府厅州志、史书多有专卷，“尚有坊间石印《苗蛮图说》之书，不一而足。……凡所记载，大都辗转抄袭旧文，任意编造，且多污蔑，虽可供参考，不足为依据”。并且概述了清代绘制地图的情况：“瑜于1935年秋在北京，……1962年以后，因编制历史地图，几次至北京图书馆书库翻阅地图，先后过目数十百种，多为描绘稿本，其有关云南者，收入全国总图之外，多有督抚司道绘制者，有单幅，有分幅，装潢成册，都未经刊行。”对图谱或图志的考说，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云南为《禹贡》梁州之域，秦汉以前，滇国、句町、夜朗、昆明、哀牢、邛都诸部分治斯土；汉武帝开边，乃设郡县；梁、陈以后，朝贡而已；元初复设为行省。二千年间，建置之因革，备见于诸史地理志与补志，而大理政权之割据，其建置为载籍所未详，经方先生对《南诏图志》、《大理图志》考说，知南诏、大理“时期记载地理之专书，未见著录。惟知有《图志》之书，且经传播，可以考究南诏、大理之疆域政区。”《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图谱和图志的著录无疑拓宽了方志的整理和研究的领域。三是一统志和总志中云南方志的著录。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从政治上实现了中央对云南地方的集权统治，促进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文化上亦与中原相埒。元代方志在前代全国总志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统志的形式，对云南方志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唐以来全国总志和《一统志》中的云南志9部，附说《贞元十道录》等7部总志中涉及云南内容较少的地理志书，并对郡县名称以“附说”的形式作了专门的考释。总计考订著录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全国总志中的云南地方志27部，[3](P231—P677) 系统的反映了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营与管理。四是亡佚志书的著录。深入系统全面发掘亡佚的志书是方先生云南地方志目录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汉晋时期的云南方志，早已亡佚，诸家目录均没有著录，方国瑜先生积数十年资料搜集与研究之所得，对亡佚志书的内容、作者、流传、诸书记录的情况的进行考证，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逐一著录。如杨终的《哀牢传》是云南第一部地方志书，他记载了哀牢地区哀牢王的世系、物产、风俗，是研究汉代哀牢族人的重要资料，但历代《艺文志》、《经籍志》都未曾著录，可见是志早以亡佚。又如：蜀汉至西晋间有佚名《永昌郡传》、《南中八郡志》、魏完的《南中志》，唐宋云南风土志有唐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等。附说了有关诸葛亮所作两部图谱及唐赵孝祖上书言西洱河事、达奚洪撰《云南风俗记》、宋如愚撰《剑南须知》3部史事、地理、书计策书等，均属此类。此外还对已经亡佚的明代洪武两修《云南志》、弘治《云南总志》、包见捷修《滇志草》4部志书进行考证。五是专志的著录。《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最能反映云南社会、民族、经济特点的明清专志60种的考证，是至今为止，广征博引，涉及史籍最多，也是第一部设立“专志（专业志）”的目录。如明代山川志有杨慎撰《云南山川志》，佚名的《名山记·云南卷》；旅途志有杨慎的《滇程记》，佚名的《舆程记》，刘文征撰《云南旅途志》等；植物志，兰茂撰《滇南本草》、张志淳撰《永昌二方记》；盐政志，潘璿编《全滇盐政考》；科举志《云南乡试录》；宗教志，吴懋撰《葉榆檀林志》；民族语言志，《华夷译语百夷语》；土司志，《明史·云南土司传》、《土官底簿·云南土司》、毛齐龄撰《云南蛮司志》等；土司世系谱牒，《高氏源流宗派图》、高云翘撰《高氏世系考》、《木氏宦谱》、《木氏宦谱图象世系考》、冯时可撰《丽江府木氏六公传》、《麓川思氏谱牒》、《泐史》、《车里宣慰世系》、《標格丁一册》、《安氏世纪》、《西南夷志》等，这些专志的考证，为治滇史者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清代专志考说赋役志《云南屯田册》、《云南屯政赋役全书》、《云南民粮赋役全书》、《云南民屯赋役全书》4种，前3种“并康熙年间纂修”，后一种“乾隆年间纂修”，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所载《赋役》，据藩库档册录出。考说赵元祚撰《滇南山水纲目》等山川志（含附说）14种，余庆长撰《铜政考》等矿产志11种、《清史稿·云南土司传》等民族志4种，以及《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等武备志16种、学校志6种[3](P718—P746)，为研究清代云南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教育提供查找基本史料的线索。三、为研究云南方志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门径我国地方志书，自古以来，名称和形式多种多样。自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郡书、地记、图经、图志等名称和形式流行，迨至南宋，始发展成为定型。宋以前的云南地方志，流传至今仅有见于西南地方志《华阳国志》中的《南中志》，和云南第一部志书——樊绰《云南志》。有关宋代定型的志书不见记载，仅有它书记载关于郡书即地记类地方志书的著录目录之作，但没有专门的类目，且散见于方志艺文志中。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四《艺文志·遗文》是最早著录云南史事的目录，收载纪之作21种，其中有关宋以前云南方志之作有晋杨终《哀牢传》、常璩《南中志》等7种，樊绰《云南志》与《南蛮记》实为一部书，万历《志》实际著录云南方志6种。其后《滇略》卷八《文略·滇中掌故》、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遗文》、清代所修《云南通志·艺文志》所著录宋以前方志均同万历《志》。方先生在汉晋时期的《地方史志之属》中著录了汉杨终撰《哀牢传》、佚名《永昌郡传》、《南中八郡志》、魏完的《南中志》等4部郡国之书，和1部综合性志书——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唐宋时地方风土志之属，方先生著录有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5部地方风土志之作和1部唐代较著名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完全意义上开始了云南地方志书的编写，也是现在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云南地区的专著——樊绰《云南志》，共11部，并附说了赵孝祖上书言西洱河事、惟达奚洪撰《云南风俗记》、宋如愚撰《剑南须知》3部史事、地理、书计策书。唐宋时期云南方志较之前代，虽仍是地记、图经类的地志之书，但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云南方志专著，反映了此时云南志书的编撰有了很大的发展。《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宋以前云南志书著录了如此之多，可以说为诸家方志目录著录之冠。著录元以来云南方志目录，明代较全面者为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遗文》，其中的前半部分录自万历《志》外，增元李京《云南志略》四卷，增加明包见捷《滇志草》二十四卷（并注明“未刻”）以及大理、临安、永昌等19部府州县志。至清代，康熙、雍正两朝所修《云南通志》，著录方志较天启《志》增加李元阳《云南通志》和刘文征《滇志》两部，道光《云南通志》较雍正《志》多明代所修通志：洪武十四年《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二十九年《云南图经志书》、景泰王谷修《云南志》十卷、谢肇淛《滇略》十卷，计五部，著录清代通志：倪蜕《滇云历年传》十卷、鄂尔泰《云南通志》三十卷，著录府州县志、山川志、盐井志107部，至此古代史籍目录著录方志基本完备，光绪两次修志没有超出道光《志》。现代著录云南方志目录在方先生之前所作最多者莫过于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梁之相撰《云南省方志考简编初稿》上下册（油印本），统计元朝至民国编纂省志18种，府厅州县志373种（包括市志1种）。方先生认为：“惟志书之作，辗转抄袭旧文而增益之，每书叙例，多能道其始末。闻梁之相编撰《云南方志考》，仅见其简编初稿油印本。”没能考证其“辗转抄袭旧文而增益之”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早年瑜编《云南郡邑志书目录》，1954年重加整理付印，续有所得批记之”，并录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元李京《云南志略》、明代省志洪武两修《云南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弘治《云南总志》、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滇志草》、天启《滇志》10部；郡邑志69种，专志11种。[3](P421—P444) 清代省志，康熙两修、雍正、道光、光绪、续光绪5部官修《云南通志》和《滇录》、《滇志略》、《滇系》、《道光云南志钞》、《滇南志略》等5部私修云南省志；附说明王思训《滇南通考》、清汪濬辑《滇疆纪略》等5部方志资料汇编和杂录云南史地之作；郡邑志109种，专志55种（含附说、图说）。合计元至清修省志21部，比梁之相多清代私修省志5部。郡邑志从表面看少了，但每一部志书下列出各次编修的情况，以编修一次算一部，比之梁之相统计数多出百余部（且还没有扣除梁书民国年间编修的方志数）。可见方先生对明清志书的目录统计数是更全面的。尤其是利用《文渊阁书目》、天启《志》、道光《志》、的著录和正德《志》、《明一统志》以及他书引用书目，[3](P416—P417) 将已经亡佚的明代志书书目找了出来，梳理清楚明代方志目录，为研究云南方志发展源流提供了更广阔的门径，为云南方志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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