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lton Viederman,M.D
译者：老垓蕤 玄渊
策划：证道心理团队
什么是进行分析的恰当气氛？虽然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与他的患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相互影响和令人满意的方式，这在今天将被视为偏离通常的技术，古典观点认为严格节制、匿名和中立是分析的必要立场（弗洛伊德， 1915）。
节制通常意味着分析师不满意患者的愿望或请求或履行患者欲望的或试图施加于他的角色（拉普朗士和彭塔力斯，1973）。匿名意味着分析师不会当面暴露自己，从而为患者的移情性投射和幻想创造一个纯净的领域。
这些分析行为规则在传统的治疗观点中具有逻辑依据，为了保持这种态度，分析师建立了一个中立的领域，以便患者可以投射出愿望、恐惧和期望，以这样的方式促进可能被视为纯移情现象的东西。节制与弗洛伊德的一句格言密切相关——分析的目的是将行动变成言语。这是基于经济学的假设，把行动看作是释放现象。
因此，对患者愿望的挫折将导致把驱力重新引导进入幻想生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满意的愿望受制于分析，同样的未被满足的愿望和系统的挫折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变化领域有其自身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对分析师和患者之间发生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尝试创建一个人的领域。
最近的文献与这样一种观点相矛盾，即移情可以视为独立于其发展的背景（Thom?和K?chele，1987）。严格的节制和匿名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对这种立场的严格应用创造了一种人为的气氛，被误解为是中立的（在常规意义上的术语），它扭曲了关系，产生了不可避免和不必要的敌意，而适当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分析过程。
吉尔（Gill，1982）提出，为了正确地解释移情，我们被迫注意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真实的病灶，导致患者的转移反应。我会进一步提出，在一个适当的分析中，严格节制和匿名作为一个目标并不能充分描述最有效的分析立场。作为分析行为的典范，它以这种方式限制了分析师，鼓励他的工作形式化和僵化。对匿名性的偏离首先来自分析师的身体外观和环境，高度反映了他的世界和他的品味，尽管显然有限制和表现出谨慎，又例如完全不合适的展示出全家福的照片。更突出的是他的个性和气质的表达方式，他的语速，他表达自己时的影响。
如果假装这些因素不是非常影响与患者的互动，不仅明显忽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忽略有助于分析过程的积极因素。患者的参与将是与分析师一起体验的产物，超越了对防御和其他内容的智力分析。这个问题与节制原则相结合。在这方面，分析师对突发和不可预测的痛苦事件的回应很重要。为了表达对患者痛苦的理解，鼓励发展共享经验的情感纽带，这些丰富了分析的过程。节制和某种匿名性仍然是分析立场的重要因素，但应以概念化的方式允许有助于分析过程的响应能力。这个观点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新的和僵硬的方式，因为患者容忍分析师的亲密度和情绪的可用性的程度不同。
中立概念一直是文献中最近广泛讨论的主题。 尽管定义有所不同，分析师适合这一概念的实际行为也很少被描述，但对这种立场的价值有一般的共识。弗洛伊德（1915）关于这个主题的初步评论，他将中立性称为“通过坚持检查反移情而获得”（第164页），不能有争议，尽管反移情广泛的定义模糊了这一定义。沙皮罗（Shapiro，1984）采取传统和古典的立场：“因此，分析师不是一个非人或中立冰冷的人，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把设置部分地考虑和使用为变化工具的信念，在这个设置里无意识的愿望被允许出现。
关于他的个人存在和行为及其表达形式的争议在反对需要把中立作为理解无意识的目的方法面前“变得微不足道。”（第281页）。沙皮罗认为弗洛伊德（1909）在“鼠人”个案中显然偏离了中立性，是因为人的失败而不是技术的失败。霍夫（1985）发展了安娜·弗洛伊德（1936）的中立性经典定义，即分析师通过添加外部现实的明确概念来保持与本我id、超我和自我等距的位置。
因此，他扩大了等距离的思想，将精神分析关系和分析师内部的冲突包括在人际冲突之中。霍夫没有包括患者的外部现实，应当说这是患者的一个结构。这是最近文献中反映的一个主要争论领域（Panel，1988）; （Arlow，1985）; （Schafer，1985）; （Wallerstein，1985）; （Michels，1985）。波兰（1984年）着重于中立状态和掌握分析师自己的内部流程，并回到弗洛伊德原来的作为保护反移情的中立观点上来。
他强调分析师的自我检查对防止合理化、非自主的行动或发展双方盲点的重要性，这是所有人都同意的注意事项。然而，反移情的含义依然存在着困难。波兰的言论更加复杂，节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求一定含量的移情满足感来促进心理工作，这一点我由衷地赞同。波兰继续表示，分析师不必掩饰他对分析工作的兴趣。 他恰当地对分析师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患者持谨慎态度。
对中立概念的兴趣强度是非常值得的。这种立场和无可争议的价值观的启示在于它的应用给患者带来的巨大自由——一种奢侈的独特的情况下，最令人痛苦的启示可能出现在价值中立的环境中，它有利于自由联想。然而隐含的矛盾就在这个概念中。
虽然我们的解释立场旨在将我们认为是分析中任何时刻出现的主要冲突，但有时我们将患者的注意力引导到防御、罪疚、对现实的看法，反映到我们对当前领域的评估。在质疑某些自我协调行为的动机时，我们暗示着有一些交替行为较少防御、较少内疚、较少敌意。我们的干预措施有时反映出必须去适应的规范价值标准。干预措施提醒患者注意我们特别感兴趣和关心的领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具有类似理论观点的个人所呈现出的材料也是如此不同，以及为什么我们关心分析行为的规范又是适当的。我们个人的回应，我们的概念化，我们的理论策略是相当个人的。 没有两个分析师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即使他们在涉及治疗理论的广泛概念问题上可能达成了共识。这并不意味着对分析材料的理解是任意的或相对论的，而是强调中立的概念虽然在理论上是有用的和被重视的，但在分析过程中在不同时刻的应用不是绝对的。没有纯粹的观察者，因为没有完全节制的医生。
以下案例说明了我相信推动分析过程的节制，匿名和中立的特殊偏差。
- 案例1 -
在社会情况中，与这个患者自发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材料，对于通过描述出材料进一步理解分析进程特别有价值，否则这些材料将被隐藏起来。这份引用的材料记录在会谈期间的笔记中，并在随后立即填写了大量细节。
患者在他精神分析的第五年时是位四十岁专业人士。作为一个孩子，他以这样的形式体验到了相当大的剥夺感：一种孤立、抑郁和受虐的母亲，一个在患者还是婴儿时就死去的未知的父亲，以及一名酗酒和拒绝的继父。他的手足有精神病，最终在事故中死亡。患者非常有文化、诗意、具有强烈的情感，在分析中工作得很好。他的心理意识和情感表达能力促进了我们之间的沟通，我发现了分析过程的有趣，并且在某些时刻非常动人。尽管亲密度似乎表现了我们的关系，患者保持了谨慎的形式，并远离他部分意识到相关的早期情感的伤害经验。在会谈中立即干预之前，这是一个主题需要描述。
患者一直在讨论低级别的慢性抑郁症和与人们以及与我的分离。他透露出他隐瞒的对关系的渴望。我问他是否在冬天继续在乡下过周末，他回答说，这个房子已经关了，因为他很少去了。房子的取暖成本高昂。我向他透露，我在乡下也有一所房子，我最近做了保暖，以便使它尽可能有效地取暖。为了回应他的兴趣，我提供了为房子做保暖的承包商的名字。
他开始这个会谈，好像谈话没有发生，继续以缺乏关系为主题。他尽职地表示，我的距离是一个适当的分析立场（尽管我们的关系没有被描述为距离）。然后，他反驳了他之前的论点，暗示说他感到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个说法被我拒绝了。这时候，大约是在会谈的十分钟，我提出，他没有评论我们在电梯里的交流。他回答说：“我一直在谈论你没有给出的一种亲密关系，而且我没有承认这是我想要的。对他来说，更容易的是认同于老电影中人物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与我一起体验它。他继续在老的主题上，要我去确认他的人生故事，以这样一种方式，从某种原罪中帮他开脱。
“给我一本圣经，一本镀金圣经，让我可以相信，某种程度上我不能相信自己口头上的传统。”我重复，“罪疚？ 我们笑了起来。他开始下一次会谈，透露出他一直在考虑我们在电梯中的交流，而且这样是“少一点临床，人的遭遇多一点”。他做了个梦。
我来到了你的办公室，你也知道了我迁入了新的住址。作为一个礼物，你给了我一些地毯残料，它是你曾用来堵塞墙洞的残余物。外面只是挂了一套我刚刚从洗衣店拿回的西装。你用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塞住了之前用地毯盖住的洞。
他的联想是必须与放弃过去的残余物，将废料转化为辉煌的彩色色块，当作是蒙德里安风格把垃圾变成美丽。他看到墙上有洞，因为他接近我，他再次尽职地原谅了我之前的距离。我对他的嗜好进行了挑战，并提醒他，他从来没有觉得有权得到他人的关注和照顾。 这个主题在会谈的剩余部分继续持续着。
第二天，他开始指出，“你和我的这些谈话已经奇怪地得到了释放。谈论某事永远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后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它。我的期望已经很低了，因此错过了很多，但我没有意识到它们已经这么低了。另一方面，你经常评论我平静而冷淡的不愿和你一起并肩作战。这让我很吃惊，但它又相当符合我为任何给我东西的人所设置的低标准。然后，他谈到了他避免与我发生冲突，以及之前他提出请求而被我拒绝的情境。” 他对此的感受已跌落到谷底。
“我可以说我缺乏满足，对亲密感觉失望，并做好隐藏，因为我的期望只是失望和缺乏满足。” 他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方法，在他慢慢地“被摧毁”的时候，作为一个好孩子，努力挽救着这个家庭。“在你和我在电梯中进行对话之后，它是怎么冒出来的，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这些想法的触发事件。这是引发这些想法的事件。我很难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一段人际关系的事实。这听起来很奇怪。”鉴于我在亲密关系中的频度的经验，我评论了这种奇怪的感觉。“我无法记住这一点。它好像是色盲或阅读障碍。 我注意到它，它就消失了。它好像拒绝现象，如我们在精神病学中所说的一种防御机制[我们笑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说，这不是我的事。我想回到过去，经历痛苦来赎罪。”“赎罪？”我说。我把这个与他上一次会谈的罪疚的评论联系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患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他母亲的“奇怪的梦”。
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有一段浪漫的感情，这导致了性行为。这是第一次。在梦中，我发现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然而让我特别震惊的是，这是一种解放，而不是羞耻。
这位患者评价他母亲的早期美貌，她的才能，以及在他小时候她有多像电影明星。他的梦是一场分水岭事件，并受到电梯讨论的激发，他说。这是通过仪式的标志。他有一种感觉，他正在和他的母亲一起交往，而不是厌恶，他将这种体验想象成一个可爱而积极的互动。“我过去的不信任和自我厌恶与害怕失去我想要的人有关。” 当他谈到与他内部的强大力量和睦相处时，他现在热泪盈眶了。他谈到了我一直试图向他指出的可能性，只有现在才能发现它们。“分析的情况似乎夺走了你的人性，但这已被澄清了。”
接下来的会谈开始于他的另一个版本的反复梦境，在这个版本中，他被他所排斥的入侵者围攻。他的联想使他回到他刚出生时的家庭，那时他的父亲还在和家人住在一起，不久他就抛弃了他们。他有一种感觉，母亲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件。我把那个可怕的事件解释为她恰巧是怀孕了。他非常惊讶于这种解释。他从来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将父亲赶走的可能性，从而最终对父亲的死亡负责。他意识到，他在梦中与男人的反复战斗与此有关，而且他与不在这的某人算清了旧账。他对这种新的意识吓了一跳。
患者生气地进入到下一次的会谈中，抱怨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在这受教育和被理解; 我本可以在几年前就告诉他。怒气持续到又一次的会谈。他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气” ；因为我的失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愤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说我不能把它放在一起，你很容易做出这个明显的推论。” 他可能不得要领或是与我辩论，但他的论点从来不是非理性的。“也许必须有一些事实和斗争。”
我回答说：“让你生气的是，我没有你这里和你斗争，就像你父亲从来没有在这里那样。” 患者哭了起来。“这场战斗的动力是你的存在，而不是你的缺席。这是我对整个关系历史的挫折之一。“他从来没有觉得有权去抱怨，直到现在为止。”这是有趣的东西，有真实资格的，而不是从本书出来的。我们正在展示我生命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来自那个不在的人。这非常不同于我如何对待我的继父，或G.（他的老板 ——已被广泛检查的冲突领域）。我把它们写了下来。与你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一个人，他是一个想要成为父亲的人。然而，我们没有类似的父子关系，主要原因是没有斗争。我想我是在控制我们是否会斗争，也就是说我控制了是否会成为父子关系。我把你当作是一个非父亲，我做了我必须要做的，就是和你保持距离。”
我回答说，“更令人震惊的是，考虑到你的感觉强度，你没有被删除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强迫性远离我的人。” 患者继续说：“但是我问自己是否父亲歹徒是必要的，真的是一种自虐。这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带着原罪的罪疚，我不得不修复一切，成为弥补错误的好儿子。” 接下来的一周开始于一个梦，在梦中他试图阻止一个暴力囚犯从打开的牢房里逃跑。在牢门被推开的时候，他的手受伤了。安全性松动了。在对愤怒的防御中，他的联想导向了通过顺从而产生的阉割感，在第二天涉及对他的阴茎手术的一个梦中，这个主题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上是对电梯中社交互动所产生材料的高度凝聚的叙述。 患者深深的内疚存在于战胜和毁灭俄狄浦斯客体的幻想中，这使得他有需要作出修正，修复家庭，成为一个好男孩——这也是保护个保护的立场，使他免于对失望的父亲暴怒的表达。此外，它产生了一种无权建立父子关系，无权亲近一个人或无权期待别人的关注和爱的感觉。在移情中，他第一次能够感受到对缺席的父亲的仇恨。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恐惧、内疚和赎罪有关的分离状态，它非常微妙。他的生活和交流之前的分析情况中有很多的联系。虽然这个主题在移情中和主题外已经被大量的解释，但他现在却感受到更多的感受和信念。
这种恰当的互动交流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社会情境中并不做作,因此不是一个操纵。我意识到自己有意接触患者，并为此感到很舒服，而且在治疗早期并不会这么做。 考虑到当时的移情作用，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反移情愿望的作用想要破坏患者的距离感，但是我没有体验到这种距离的负担。
- 案例2 -
患者是一位中年妇女，进入分析的时候，是处在抑郁状态中。两年之后，某些记忆材料在梦中出现了，最终破碎的记忆被统合成这样的认识：她曾经被一个她敬重的叔叔两次引诱和骚扰。这个事件的记忆已经被完全压抑了，伴随着记忆材料出现的是强烈的焦虑感。承受经验的痛苦的能力位于我们之间发展的信任关系中，因为在她感受亲密性及与我建立的信任中，恐惧和抑制被分析为她与高度控制和贬低的父亲的冲突关系的起源。
一天，她很激动，没有任何征兆，她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让我表露态度，是否像她一样同意引诱的关系曾发生过。当时我被吓了一跳，并回应到，我不可能知道任何确定的东西，我坚定地相信她。患者如释重负了。她继续对祖母大发脾气，因为祖母的儿子就是那个引诱者，同时祖母也无法证实这个故事。祖母在她的生活中是她的挚爱和对她来说特殊的人，是她持续的支持来源，她的理想和模范。当祖母过世时，她留给了患者价值不菲的房子，尽管对于继承来说，在所有的孙辈中遗产的划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对患者以及她的家庭来说是巨大困扰的主题。现在似乎祖母的行为是为了在患者的苦恼面前无情的沉默给予抵偿，因为她拒绝承认这件事并保护了她儿子。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极度令人失望，她对祖母的愤怒被父母压抑了50年，以便让她维持同祖母的理想关系，直到祖母去世。我的干预在几年之后被记作是重要的事件。“如果没有你不同的回应，”她说到，“这一切都会再次消失掉，就像与我丈夫之间的情况一样。”
通过稍稍支持现实，我已经偏离了中立和节制的立场。有人可能会质疑我对患者真实事件的观点确认，我正在实施好的祖母角色，从而维持她对我的理想化。患者知道我并不知道那件事是否发生，尽管我对于患者感觉的确认是基于真正的相信。我可能质疑患者想要得到确认的需要，但我认为，在那巨大痛苦的时刻，这种方法因此就会被体验为笨拙的遵守规则。我所做的促进了分析的进程，这伴随着对父母和祖母的失望有关的负性移情的发展。
问题出在决定指出那个确认时刻的特殊环境，因为一般来说，并不是分析家的角色建立患者的真实记忆，当然这真实记忆可通过分析过程来改变，因为这些冲突已经被分析了。这确认在对那些未被披露的创伤事件的回应中，是最有用的，特别是这与童年期的引诱事件有关，在童年期的引诱事件中，创伤的最重要一面是对这件事对患者重要性的怀疑。对严重心理障碍和早期慢性创伤的患者来说，可能同样具有特殊价值，正如Grunes (1984)指出的。
节制和治疗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分析家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的目标在于理解而不是治愈。治疗是为了期盼患者某些方面，为了感受到患者的阻抗，为了成为他的神经症的抵押品//人质。但患者把治疗看作是对治愈的期望和愿望，做分析的决定是含蓄的。尽管主要的工具是解释的角色，但分析家的角色却是为了影响患者和促进患者改变。分析的主要迹象是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患者感觉到重要生活改变的需要；正式出于这个目的，分析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通过成功的分析工作，为了完成改变的目标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快乐来源，也是对患者的满足。这是为了掩饰，为了否认“显而易见”。我并不是说分析家要始终庆祝分析中的每个移动，不论是洞察力还是明显的变化，但我认为共享工作的相互关系和由它产生的热情将是或者应该被恰当的解释，尽管它没有被明显地阐明。这包括对分析过程本身的热情，以及附着在它身上的价值。
对抑制的识别以及对患者抑制结果的热情回应，或者他新生活的重要一步，给分析过程以一种亲密感。这时常被患者体验为支持性和促进性，但他的回应可能获得分析性关注。他可能感到分析家把成功归功于自身，或者他可能把分析家看作是自我扩张的，或者高人一等的。因此，竞争地挫败分析家的冲突愿望，或者基于罪疚感的负面治疗反应，可能被有效的激发从而成为分析的主体。
当患者显示重要情感或者偏离了更普通的、有节制的方法时，患者常常记起了分析中的重要时刻。这些事件倾向被忽视，作为分析的民俗学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给它们赋予更多的意义，特别是当分析继续以传统方式继续进行。我认为这些未事先计划的时刻对患者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反映了他的认识：他对分析家有影响力，分析家被卷入到关系中。尽管这些是分析中“在场”的更多戏剧性的时刻，我主张分析过程的持续背景最好包括唤起分析家在场的干预，分析家是担当着冲突中更完整分析的背景。
本文选自《The Real Person of the Analyst and hi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analytic Cure》
点击下图了解课程详情↓
证道心理学堂
微信：zdxlzx
专注心理师的专业成长与个人成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