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在中国戏曲史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元、明两朝，明代文学家，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他的《顾曲杂言》里说过：“自吴人重南曲，…今唯金陵尚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
按历史上的“云中”有四：
一为秦汉之云中郡，地跨雁门关以北及内蒙古中西部，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古托县；
一为唐置云中郡，治所在今山西大同，称云州；
一为云梦泽别称，在今湖北安陆县。
一为今乌审旗南面，唐贞观二年，讨平梁师都，将夏州隋朝所置岩缘县改为朔方县，就在此朔方县寄置云中都督府，此又一云中也
这里的云中与金陵、汴梁二城并举，当指大同毋庸置疑。南曲者，宋元时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北曲相对而云。所谓北曲，大都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和北方民间曲调，并吸收了金元音乐，盛行于元代，元杂剧皆用北曲。既然大同的北曲能够独立成派，可见是不同凡响之事。这说明大同的元杂剧演出绝非是短期的少量活动，必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大量的戏剧实践活动。
说大同曾有过极繁盛的元杂剧演出绝非夸张与溢美，据文献记载，在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就有八十多人，而杂剧作品达五百余种，南北各大城市集中了许多剧作家，而大同人吴昌龄便是其佼佼者。有关吴昌龄是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元代钟嗣成在其作品《录鬼簿》中说：“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六十人”，其中有吴昌龄传，另“西京出屯田俊杰，也就是说吴昌龄年轻时候曾从事过屯田，极有可能是一位屯田军官，或是一位虏民。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更是将吴昌龄列为元代初期剧作大家。
吴昌龄是为多产的剧作家，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多，诸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在戏剧史为最早描写此类故事的文学作品，以至于以后形成杂剧《西游记》和明代中期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莫不受其影响。故而，吴昌龄是称为“西游故事”的先河者。《鬼子母揭钵记》中，鬼子母即为“红孩儿”的前身。
《鬼子母揭体记》,其写作背景恐怕与大同密切相关。鬼子母的故事乃佛教中一个久传的故事，最早见于《佛说鬼子母经》,这部经在西晋时就被翻译成汉文，后又收入《大藏经》。大同南城有一宏伟的佛教圣地，老百姓俗称南寺，他便是重建于金代皇统三年(1143)的“西京大普恩寺”,今称之“善化寺”。
寺中大雄宝殿内金代彩塑保存完好。在两侧排列的天王塑像中，便有鬼子母的造像。作为大同人的吴昌龄在创作《鬼子母揭钵记》时，可以说即受了佛经的影响，有受了民间传说的影响。因为在金代鬼子母的故事在大同民间是广为流传的。另外还有《狄青扑马》、《东坡梦》、《走昭君》等等。
除了有吴昌龄这样的剧作家以外，戏剧表演的要素之一的戏台也已出现。位于鼓楼东街的元代“关帝庙戏台”(1959年因该戏台已倒塌),规模十分宏伟，台基长宽各五丈，飞大柱，五间大房，椽前作元宝形歇山顶。坐南向北，正对关帝正殿，娱神之用显而易见，当时的繁荣场面不言而喻。另据元史记载，当时的大同城戏曲如潮、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杂剧、有艳段、有杂班，又有种种技艺游戏”也就是说只要中原地区有的，大同都有。
那么作为当时相对较为偏僻的大同，为何会有如此高度发达而繁荣的杂剧呢？
原来，一次突发的历史事件，把这些与大同密切的联系了起来。这事件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靖康元年的冬天(1126),金军攻破东京(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北宋灭亡。城破之后，金军将城中财物毫无孑遗地北掳而去。这座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初东方最大的文化名城从此黯然失色。
当时活跃在汴京地区的“百戏”艺人，除被杀外，一部分向南方逃亡。这部分艺人后来又纷纷聚集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仿照汴京的瓦子勾栏进行演出。“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当时的写照。而汴京的另一部分艺人则被金人北掳。其北掳的艺人的名目与人数，记载说法不一，如有“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还有“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等。虽然诸说不一，但汴京艺人有大批被北掳则是事实。
这批艺人即被押往燕、云一带。燕即金人所置的燕山府，即今北京一带；云即云州西京大同府。靖康二年(1127)的四月初一，这批人(包括北宋王朝的最后两位皇帝)从汴京城外的青城寨启程上路。“初十日由巩县渡河，……六月初二抵云中，……七月初九抵燕”,路上被人员纷纷逃亡，“……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到达燕、云一带的艺人则被赏赐给各级女真族长家中。
这部分人以后成为大都(北京)与西京(大同)发展戏曲文化的基础。大都到元代初年便发展为元杂剧的中心，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关汉卿、马致远、吴昌龄等杰出的剧作家，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这也是为什么在经济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大同，在元代也出现了很高水平的元杂剧演出并形成自己流派的原因所在。
参考资料：《宋史》、《元史》、《中国戏剧史》、《元曲》、《大同戏曲史》（侯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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