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访问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不断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当他们到达这片革命圣地时，心情异常激动，就如重获新生一般，“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此后，一些知识分子如柯仲平等自觉走向民众，进行文艺普及；另一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则逐渐远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分子没有和边区的实际相结合。据胡乔木回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

一段时间，在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图书馆借出的书籍中，西洋书籍占了95%。这种强调提高、轻视普及的现象在艺术创作和表演上也有所表现，延安的观众把竞相上演的大戏、名戏、洋戏称作“大、洋、古”。其次，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改变此前的习气和做法。知识分子和农民“老死不相往来”，不仅如此，甚至鄙视人民大众。

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有的还习惯于描写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有的还认为应该坚持鲁迅的杂文写法，这一切，都显得与延安的环境格格不入。为了使革命工作更好地开展，文艺与人民疏离的现状必须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认为，文艺知识分子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但是在思想深处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革命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深刻含义。

毛泽东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点是要把握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革命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认为，就延安时期来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人民”概念一般指反帝反封建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其中，在延安时期的前半段即抗日战争时期，指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在延安时期（广义的——笔者注）的后半段即解放战争时期，则指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和阶层。

“人民”的主体是劳动者或“人民大众”，延安时期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士兵。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士兵是“武装起来了的工农”，即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队伍，他们是战争的主力。

另外，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构成了“最广大的人民”，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战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我们应该联合他们，但是他们不赞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他们不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的范畴。

从毛泽东的论述可见，他对“人民”概念的理解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这与精英主义者的否定性的“人民”概念迥然不同，与抽象“人性论”者的“人”存在根本区别，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大众”概念也存在诸多不同。

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更多地在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来理解大众。冯乃超认为：“'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把它规限于被压迫阶级，它仍然能够分开许多阶层。尤其在中国这一阶级中不少意识落后的阶层，要解决他们享受文化恩惠或创造文化的问题，决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体，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

可见，尽管“左翼”知识分子也常常说到“工农大众”，但是由于置身于城市环境中，他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工人和小市民。郭沫若说：“你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在郭沫若这里，“大众”一词尽管包括了农民，但仍然限于抽象意义，对于中国大众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问题，同样没有深入认识。

而在毛泽东这里，“大众”主要是指工农兵，尤其是农民。工人阶级无疑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一阶级在中国人数并不多，他们不可能单独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在中国本来就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早已参加到革命战线中来，在延安时期的民族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农民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

毛泽东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他同时还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在“人民大众”概念中突出农民的重要性，表明毛泽东的“人民大众”概念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大众”概念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