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义思想(2)

　　“义”即是“仁义”，是诸种美德的概括，所 以，在儒家的典籍中，或者日常生活中，常把“义”与“利”对举。这里的“义”表示道德情操，“利”表示物质利益。在如何对待“义利”关系上，体现着一个人 的道德素质。“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者是有道德的人；若能“见义勇为”，牺牲个人利益，做到“利他”者，成就公利者就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若“见利忘 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者，就是德薄操浊的小人。正是因为这样，普遍百姓非常鄙视“见利忘义”的小人，十分推崇那些见利思义、深明大义、舍己救 人、公而忘私、德高行洁的君子。“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行不为”，成了有道德的仁人的生活准则。“义”成了一切美德的代名词。

　　长期以来，对儒家思想误解和歪曲之甚者，莫过于“义利之辨”。不少的学者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都认为，儒家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只讲“义”，不讲 “利”。这种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是“复辟 奴隶制的祖师爷”。或者认为“儒家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因而是反动的，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历史垃圾，等等。由于长期用“左”的 观点批判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因而，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的偏见在普通民众中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一、驳对孔子义利观的歪曲

　 　人们歪曲儒家只讲“义”不讲“利”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孔子曾经说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引自《论语·里仁》。这句话。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 这句话翻译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君子”是指有德行的人，“小人”是指缺德的人。所 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浊操薄的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 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在孔子的这句话中，丝毫不含有只讲“义”不讲“利”的意思。孔子历来反对“见利忘义”之利，反对自私自利之利；赞成“见利思义”之 利，赞成通过合法的手段和合于道德方式而得到的利。当今世上，见利忘义之徒，损人利己、缺德的小人比比皆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私利，生产假冒伪劣 产品，搞坑、蒙、拐、骗，甚至偷盗、抢劫，杀人越货，难道称这些人为“小人”，说他们只晓得“利”有什么错吗？正是这些人只晓得“利”，不晓得“义”，缺 德，才能干出种种无耻勾当来。难道他们所获得的非法之利、缺德之利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吗？难道你能说孔子所批评的“小人只懂得利”不对吗？

　 　孔子也追求利，但必须是合于“义”的利。孔子说，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社会地位的高贵，是他所向往的，如果运用合于道德的手段得到了，也愿意接受，否则他就 不接受；生活的贫穷和地位卑贱，是他所厌恶的，如果运用不道德的、卑劣的方法摆脱了贫穷或者获得了地位，他也是不愿意干的。采用不正当的方法而求得富贵， 孔子是反对的。“利”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求得，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引自《论语·述而》。为了求得富裕的生活，即便当一个市场 上守门的小卒，孔子也愿意干，因为这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富裕的，是合于“义”的。孔子还鼓励他的学生去做官，求得合理合法的俸禄。孔子说：“事君，敬 其事而后其食。”引自《论语·卫灵公》。为国君工作，要认真负责，而后得到俸禄。孔子在回答子张问如何求得俸禄时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 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引自《论语·为政》。孔子认为，“慎言慎行”，就能减少错误，获得成功。要多听，对于有疑问的地 方，要加以保留；其余可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来，就能减少错误。多看，对于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可靠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失误。这样就能 获得俸禄了。孔子还认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不去为国家做事求得俸禄，还处于贫困状态是可耻的。但是，孔子强调为官必须勤政廉洁，如果为官不仁，帮助 统治者聚敛财富，剥削民众，这样的人做官，孔子是极力反对的。据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 孙氏本来已经非常富裕了，而作了季孙家臣的、孔子的学生冉求还帮助季孙氏聚敛财富，剥削民众。孔子说，这小子已经变质了，他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大张旗 鼓地攻击他。孔子之所以号召他的学生攻击冉求，是因为冉求变得不“义”了，为了季孙氏的私利而刮削民众。从以上所述可见，孔子并不反对个人的利益。他所强 调的是一切都要合于“义”，合于“义”的“利”就是善，就是美。否则，就是邪恶，就是丑。在孔子看来，“义”是获得物质利益的道德指导原则。

　 　更重要的是，孔子提倡公利。首先他强调“富民”。“富民”是孔子管理思想的重要目标之一。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看见卫国人口众多。孔子感 叹地说：“庶也哉。”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再问：“既富也，又何加焉？”孔子再回答说：“教之。”这就是孔子有名 的“庶富教”。“富民”一直是儒家关心的社会课题。孔子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引自《论语·宪问》。提高自身的修养来使老百姓得到安乐，尧 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如何才能使百姓安乐呢？最重要的是要实行富民的政策；其次还要“博施济众”。这是孔子实现他的管理目标的一种辅助手段。子贡问孔 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由病诸！”引自《论语·雍也》。孔子高度评价“博施济众”的行 为，这样的人不只具有仁德，而是达到了圣德了。孔子还主张要“使民以时”，不要耽误了农业生产，以利物质财富的创造。人民只有得到了物质生活的满足，才能 有所安，社会才能达到和谐。可见，孔子是提倡社会的公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