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最后时刻

1901年11月7日中午，大清国的裱糊匠、79岁的李鸿章病危。针对当时的情况，外国媒体报道说：李家早已备好了寿服，总理衙门的后院里则堆满了纸人纸马；对于李鸿章的去世将产生什么影响，大清政府并不摸底，为了防范万一，北京的军队都已经进入戒备状态。

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里，他又为他耗尽了毕生精力的大清国签订了最后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两广总督府，不断地催促要求李上勤王。此时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颇为自负，他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殊不知这种自负是何等的悲凉与无奈，遇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他不为大清去与洋人“一争长短”，又有何人肯去背负卖国贼的骂名！

自洋务运动以来，清廷内有恭亲王奕?坐镇中央，外有曾左李在地方兴办洋务。清廷自1865年之1895年出现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同光中兴”。作为洋务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李中堂，拥有远东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迎来了人生的巅峰。可是甲午一役，二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其政治生涯也基本结束。甲午战役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他内心无比悲凉,发出感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李鸿章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在《辛丑条约》的谈判桌上，他仍然据理力争。但是国运如此，他纵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本领又如何挽大厦之倾？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为了尽快让慈禧太后能返京，他耗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老对手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的悲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历史的洪流。11年后，他的继任者袁世凯亲手将大清国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