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追溯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终于殷周革命，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人祭。
一、上古人祭
（一）何为人祭
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1. 定义
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不一定都属于人祭。广义的人祭，是指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
2. 形式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殷商的人祭不仅数量大，（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卜辞，统计殷商诸王的献祭总人数超过1.4万人），而且献祭方式异常残忍，有捆绑、残害、甚至烹食等行为。
（二）人祭的来源
1. 俘虏
在新征服地区，商人俘获了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的材料。
2. 贵族
除了俘虏，商的贵族也可能被献祭，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商人贵族的杀戮；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在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
3. 特殊的人祭
在商朝灭亡之时，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以为是走投无路之举。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才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还有一次特殊的人祭与周公有关。武王自己无法摆脱对商人鬼神的恐惧，在病危之时求助于周公。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在私下举行了一场祭祀为武王延寿，而他自己就是候选的祭品。周公把自己献祭给诸神，和纣王走投无路中的自焚原理相似，但他并没有当场自杀，而是“归俟尔命”，等待诸神接走自己。但武王很快还是病重死去了，终年四十五岁。
（二）人祭的目的
结合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人祭的目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1. 巩固王权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
2. 宗教文化
商人的人祭已形成了一种国家宗教，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
3. 世界观
从更深层次讲，人祭也体现了商人的世界观，可参考《尚书·盘庚》中记载的盘庚王的迁都讲话。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即便是商王也难幸免。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还有商王的列祖列宗。但凡商王有任何不适，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
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三）差异及变化
1. 不同的朝代
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用人祭的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更喜欢用猪祭祀。商朝也不是一直嗜杀的。根据考古发现，随着商朝的四处扩张，杀祭行为才陡然增加起来。中间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
周人也是不用人祭的。不过，按照《逸周书》的记载，武王在殷都设立了周庙，用商人典礼祭祀了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列宗。
2. 地域的差异
除了朝代之间的明显不同，人祭也存在地域差别。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长江中游地区是这方面的特例。
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具有商文化特征，但这里的商人就没有杀人祭祀行为。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聚落分布不太集中。所以，在盘龙城流域中，作为这些外来统治者的商人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祭祀坑有出土密集的青铜器，属于殷墟前期，也没有发现杀人祭祀现象。这些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宗教—社会传统。
（四）人祭的终结
1. 周公废人祭
从考古来看，商朝一直繁荣的人祭和人奠基到西周建立时却戛然而止。对照文献和考古，作者推测，这场重大变革发生在周公辅政时期。
为了彻底消除商人兴兵复辟的可能性，并废止他们血腥的人祭宗教，周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二，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所以，人祭的历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
二，以含糊的“天命”取代“帝命”（上帝发布的命令）。
三，天命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
经过周公以这样一套性善的理论进行的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上古圣王的历史也成了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但我们要看到，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2. 春秋的人祭回潮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口传的历史记忆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过局部复活。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可能是误读了人祭的历史。
当然，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
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需要富国强兵，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在战国初期魏国，“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本质上是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时任邺令的西门豹表面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却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后投入了漳河。从此，这里再无人敢复兴人祭宗教。
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找到了另外一套世俗道德的原理，即“推己及人”。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又将其总结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这就是儒家的主张观点”仁爱“，也是人类的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就这样，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逐渐消失。不过，商文明很复杂，并非只有人祭宗教，也有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已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商的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在此后也一直未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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