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最初由军礼发展而来,逐渐兼具重视教育与祭祀孔子的双重功能,成为官方学校的重要制度。两晋释奠礼多由太子主持,在太学中举行,继承了曹魏时期祭祀孔子且以颜回配享的传统。释奠礼备受两晋统治者的重视,规格高,仪制完善。两晋释奠礼的发展对儒学官方地位的延续、“以孝治天下”理念的散布、地方私学的扩展与南朝释奠礼都有显著影响。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最初由军礼发展而来，逐渐兼具重视教育与祭祀孔子的双重功能，成为官方学校的重要制度。目前，学界对两晋释奠礼的研究并不多[1]。鉴此，本文对两晋以前、两晋的释奠礼作一详述，并探讨其影响。
释奠礼在商周时期已出现，《礼记·大传》谈到牧野之战时说：“（周武王）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汉代郑玄注云：“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关皆有馆焉。”唐代孔颖达疏云：“设奠于牧室者，设此奠祭于牧野之馆室，以告行主也。”[2]1506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礼起于战争，本为军礼，故《礼记·王制》又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吿。”[2]1333何谓“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孔颖达疏云：“出师征伐，执此有罪之人，还反而归，释菜奠币在于学，以可言问之讯、截左耳之馘，告先圣先师也。”[2]1333换言之，释奠用于军礼其目的之一在于告功。第二，此礼可在牧室、学校中进行，那其施行空间是否另有别处？《周礼·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3]2056依郑玄，舍奠即为释奠，祖庙也是其施行空间之一。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古者释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庙社，或施于学。”[4]403这说明释奠礼的发生场所主要有山川、庙社与学校。
那么，周代学校里的释奠礼究竟仪制如何？《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2]1405-1406第一，官有哪些？依郑玄，官是指《礼》、《乐》、《诗》、《书》之官，他们是释奠礼的主持者。第二，何谓先圣与先师？郑玄注云：“先圣，周公若孔子。”“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制作礼乐以教后世者，先圣也……承先圣之所作以教于大学者，先师也”。郑玄认为周代学校里的释奠礼是同祭周公与孔子的，但这显然是孔子死后之事。《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5]1945。这说明，孔子死后，民间存在着对他的祭祀。第三，四季都要举行释奠礼。马端临认为释奠礼有常时和非常时之分，周代学校里的释奠礼属于前者，《文献通考·学校》：“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4]403所谓常时，即春、夏、秋、冬四时。第四，释奠礼的仪式如何？《礼记·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2]1406。《文献通考·学校》：“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然山川庙社之释奠皆有牲币，……非始立学，则不必有币也。学之释奠有合乐，则山川庙社不必有合也。”[4]403-404举行释奠礼需要牲畜（血）、帛、合乐以及献酬。如果学校刚刚建立，必须要采用涂上牲血的礼器、乐器，然后用帛举行释奠礼；如果学校并非刚刚建立，则可以不采用帛。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在周勃平定代国的同时，刘邦击灭英布、诏封沛侯刘濞为吴王之后，自淮南返回长安的途中经过鲁地，“以大牢祠孔子”，受到汉高祖的影响，“诸侯卿相至，常先谒（孔子）然后从政”[5]1946。应该来说，刘邦祭祀孔子的目的在于渲染忠君思想，维护统治秩序，这一官方祭孔活动实际上起到了表率作用。之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派遣大司空朱宏主持祭孔。到汉明帝时，祭孔出现两大转折。第一，地方学校出现祭祀周公与孔子的现象，但祭祀礼仪的地位不高。《后汉书·仪礼上》：“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6]3108。第二，祭孔时兼带祭祀七十二弟子。《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五年，72年—引者注）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6]118此后，汉章帝在元和二年（85年）、汉安帝在延光三年（124年）都曾亲临孔子故里，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不过，笔者认为兼祭七十二弟子并非正式的配享，明帝、章帝、安帝的做法仍未成为一种正式的仪制。
祭孔时正式出现配享是在曹魏时期。曹芳正始二年（241年）学习《论语》、正始五年（244年）学习《尚书》以及正始七年（246年）学习《礼记》完成以后，“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7]599。这是首次正式改变周公、孔子一起祭祀的传统，以颜回作为配享，标志着兼具祭孔与拜师双重功能的释奠礼开始成形。同时，《晋书·礼上》记载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旧庙”[7]599。可见，曹魏时期确定孔羡为孔子嫡裔，将祭孔上升为国家常规仪制，并由鲁郡地方政府代表中央常年进行祭祀。
西晋的实际创立者司马懿与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代表着东汉中叶以来世家大族的利益，也继承了世家大族的礼仪传统。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以孔子斥责宰我不仁之事表达出尊崇汉魏以来儒家丧制的想法，欲为其父司马昭守孝三年。《晋书·礼中》：“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7]614可见，西晋建立之初，最高统治者就有依两汉旧制建立统治秩序的意图与行动。除丧制外，晋武帝还有两项重要举措：第一，祭孔。泰始三年（267年）十一月，晋武帝诏令太学与鲁国四时祭孔。《晋书·礼上》：“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7]599第二，力倡儒学教育。首先，命太子研习儒家经典。《晋书·礼上》：“泰始七年（271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年），讲《诗》通，太康三年（282年），讲《礼记》通。”[7]599其次，整顿太学。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依东汉旧制，对太学生加以考核，从中选拔官吏。《宋书·礼志一》：“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8]356咸宁二年（276年），晋武帝再置国子学。祭孔与儒学教育的发展，为释奠礼在两晋时期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土壤。
两晋时期的释奠礼，大部分由太子主持，多在太学中举行。《晋书·礼下》：“及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7]670可见，太子首祭孔子，中庶子祭祀颜回是两晋释奠礼的重要内容。然而，释奠礼并非全由太子主持，皇帝也可以亲自主持。《晋书·礼下》：“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7]670不过，晋成帝五岁即位、晋穆帝两岁即位、晋孝武帝在晋简文帝驾崩之前才被立为太子并迅速即位，他们都无法在当太子的时候主持释奠礼。足见，太子在太学内主持释奠礼是两晋时期释奠礼的特点之一。可是，为何要由太子主持释奠礼？第一，培养太子的品格、德行，增进其对儒学的理解。《礼记·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2]396第二，太子作为皇储，应提早熟悉一些国家政务。
那么，两晋太学里的释奠礼究竟仪制如何？西晋文学家潘尼著有《释奠颂》，详细记载了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春季举行的释奠礼。《晋书·潘岳从子尼传》载：
侍祠者既齐，舆驾次于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恂恂乎弘保训之道；宫臣毕从，三率备卫，济济乎肃翼赞之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顔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辩位。二学儒官，缙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歩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垒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于是牲馈之事既终，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弛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臣，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戚来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闛閤，般辟俛仰，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7]1510-1511
此事值得注意之处有二。第一，释奠礼的主持者是愍怀太子司马遹，其他参与者还有“太傅”、“少傅”、宫臣、宗伯、司仪、太学与国子学的儒官、缙绅先生等。“内外群臣，百辟卿士，蕃王三事”，“学徒国子”等是观礼者。除“太傅”、“少傅”外，其余官职所指人数众多，无法详考。那么，“太傅”、“少傅”是谁？首先，文献中的“太傅”、“少傅”并非位居三公之上的太傅、少傅，而是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晋书·职官志》：“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无大小，皆由二傅……其训导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后。”[7]742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是两个源于周代的职官，《礼记·文王世子》：“立大傅（即太傅—引者注）、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2]396《礼记·文王世子》、《晋书·职官志》对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之职掌的记载，与引文中“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恂恂乎弘保训之道”相合。
其次，太子太傅是王戎。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继位，到元康三年（293年）之间，被授予太子太傅的人有杨骏、杨济、和峤、王戎。据《晋书·惠帝纪》，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贾后诛杀杨骏与杨济。又据《晋书·和峤传》，元康二年（292年），和峤病死。因此，杨骏、杨济、和峤三人无法参与元康三年春季的释奠礼。据《晋书·惠帝纪》，王戎在永熙元年八月被授予太子太傅，元康元年（291年）四月又加授尚书右仆射。但他在愍怀太子被废时，“竟无一言匡谏”[7]1233。这说明，直到元康九年（299年）愍怀太子被废时，王戎一直是太子太傅。因此，参与元康三年春季释奠礼的太子太傅是王戎。
再次，太子少傅是华廙。晋惠帝永熙元年到元康三年期间，被授予太子少傅的人有阮坦、卫瓘、张华、华廙。元康元年四月，“太子少傅阮坦为平东将军，监青徐二州诸军事”[9]7，阮坦担任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手握实权，故而太子少傅属于授勋，而非实领，即为《晋书·职官志》所记“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命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一类。据《晋书·惠帝纪》，元康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令楚王玮杀害卫瓘。再看张华，“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不与朝政”，元康元年，张华因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7]1072说明张华得以晋升，入主中枢，不再担任太子太傅。至于华廙，晋惠帝继位后，他“寻迁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动遵礼典，得傅导之义”，元康三年“进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7]1261-1262。可见，元康三年，华廙参加释奠礼时的职务为太子少傅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前者为职官，后者为勋官，名实相符。
第二，规格高。首先，除太子主持、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参与外，掌礼之人由宗伯担任。宗伯，西晋杜预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云：“宗伯，掌宗庙昭穆之礼。”可见，西晋统治者已将释奠礼抬升到国家大典的层面。其次，参与释奠礼的部分人员已有明确分工，如二学儒官。释奠礼中“待执事之命”的儒官为太子洗马，《晋书·职官志》：“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7]743再次，释奠礼需表演“八佾六代之舞”。何谓八佾？佾是指八个人成一排跳舞，八佾即八排，共六十四人。八佾用于天子级别的祭礼，《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五年（前718年）孔颖达疏云：“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成王、康王赐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明堂位，曰：命鲁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周公之庙用八也。”[10]63何谓六代？六代即六代之乐，是最高规格的祭祀舞蹈。《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3]1725郑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乐。”六舞合奏，有“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2]788的作用，其地位在于“以治建国之学政” [2]787。八佾、六代之舞用于释奠礼，说明释奠礼的规格相当高。总之，西晋时期释奠礼形成统一规范的流程，规格较高，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最高礼仪象征。
东晋建立之初，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玄学清谈的弊端，迫切希望恢复以释奠礼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体系。应詹曾就此事上书晋元帝，《晋书·应詹传》载：“（晋惠帝）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7]1858-1859晋元帝纳其言。太兴元年（318年），晋元帝登基之初就命“皇太子释奠于太学”[11]129。太兴二年（319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7]599，延续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的传统。太兴三年（320年）八月，晋元帝又命“皇太子释奠与太学”[7]154。足见，东晋立朝之初，仍由太子在太学中主持释奠礼。可是，由于朝廷新建，仪仗未备，太兴三年的释奠礼有所简化。《晋书·舆服志》：“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释奠。制曰：‘今草创，未有高车，可乘安车也。’”[7]765此外，礼制对太子主持释奠礼时所穿服饰亦有规定。《晋书·舆服志》：“释奠，则远游冠，玄朝服，绛缘中单，绛袴袜，玄舄。”[7]773显然与潘尼所述西晋时期太子主持释奠礼时所穿服饰不同。
晋明帝做太子期间，多次主持释奠礼，继位之后，更加重视儒学。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晋武帝年号——引者注）故事”[7]599，且重新设立太学。又据《晋书·荀崧传》，荀崧在晋元帝时期已提出恢复太学的建议，参与博士人数的制定工作，到了晋明帝时期，他更出任秘书监，推动了儒学教育体系的重建。
晋成帝继位后，愈发重视释奠礼。咸康元年（335年）二月，晋成帝“亲释奠”[7]179。咸康三年（337年），征西将军庾亮镇守武昌，他开置学官，亲自撰写释奠时祭孔子文。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38《礼部上》收录其文：
维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圣明灵。诗书焕于唐虞，宪章盛于文武。然后黎民时雍，彛伦攸叙，幽厉颓构，王绳绝纪，髙岸为谷，六合错否。上陵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耻，公以玄圣之灵，应感圆通，万物我頼，匪我求蒙。夫子既没，洪范乖流，秦虽慢道，汉聿孔修。洎我皇晋，仰钦大猷，宗圣既建，遐胄俾侯。令月吉辰，祗陈大礼，磬管锵锵，威仪济济。嘉奠既设，钦若灵规，心存凤徳，尚想来仪，神其歆之，降鉴在斯。[12]697
庾亮此文声情并茂，充满着对孔子的尊崇。庾亮释奠孔子的行为，应当受到了晋朝最高统治者的影响。庾亮推崇儒学，《晋书·庾亮传》记载他令参佐大将子弟全部入学，更令自家子弟受业，并聘任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担任教师，恢复儒林祭酒制度，给予他们优厚待遇。
皇帝亲自主持释奠礼，亦为后世所承继。升平元年（357年）三月，晋穆帝“讲《孝经》”，“亲释奠于中堂”[7]202。宁康三年（375年）九月，晋孝武帝“讲《孝经》”，十二月“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7]227，他将中堂作为举行释奠礼的场所，“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7]671。当时，礼制规定，皇帝主持释奠礼时的服饰为“皁纱袍，绛缘中衣，绛袴袜，黑舄”，“衮冕”[7]766。可见，晋朝最高统治者们有意将释奠礼与国家大政联系起来，有利于儒学教育的发展与儒学地位的提升。
（一）儒学官方地位的延续
两晋时期，虽然玄学盛行，但儒学仍是官方学说。王仲荦认为“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歇了，经学从此一蹶不振……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经典的根据”[13]873。如前文所述，《论语》、《孝经》、《礼记》、《诗经》等已成为培养太子的重要教材，太子研习儒家经典与主持释奠礼联系在一起，出现“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7]1042的盛举。同时，师者地位提升，太子必须待之如友。《晋书·阎缵传》：“礼置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为置官属，皆如朋友，不为纯臣。”[7]1353太子作为释奠礼的主祭官，也在太学中学习儒学经典，师者对他们而言亦师亦友，而非臣属。可见，两晋承袭两汉尊师兴儒的传统，通过释奠礼强化儒学的官方地位，起到了发展教育、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二）地方私学的扩展
释奠礼可视为两晋官学的兴盛，但对当时的地方私学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前已提及，元康三年，庾亮在武昌设置学官，亲自祭奠孔子，应受到了太学释奠礼的影响。两晋统治者重视释奠礼，重视儒学教育，使得部分官吏更加重视地方私学。《晋书·李重传》记载李重担任平阳太守时，崇尚德化，修办学校。《晋书·唐彬传》记载唐彬担任乌丸校尉期间，兴修学校，宣传教化，安定少数民族民众。东晋时期，一些官吏还对地方私学的学生给予资助。《晋书·范汪子宁传》记载范宁在余杭县兴办学校，以“私禄”供养学生，又在郡中设置庠序，以开采交州磬石之资供给学生的学费，共有千余名学生受益。范宁此举，一方面继承了其父范汪担任东阳太守时大兴学校的遗风，另一方面使更多的私学学生得以入学，扩大了儒学教育的受众面。两晋统治阶层推崇释奠礼，发展儒学教育，使地方私学大为扩展。
（三）“以孝治天下”理念的散布
太子研习《孝经》，主持释奠礼彰显其孝悌之情。《晋书·潘岳从子尼传》：“（晋惠帝）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7]1510元康三年春季，愍怀太子又主持释奠礼。晋穆帝、晋孝武帝也是先讲《孝经》，再主持释奠礼。两晋统治者重视《孝经》，体现出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这种治国理念，也通过社会人士对《孝经》的阅读得以浸润。据《三国志·钟会传》，钟会四岁已诵读《孝经》。另据《抱朴子外篇·自叙》，葛洪十六岁开始读《孝经》等儒学经典。日本学者吉川忠夫认为当时社会中《孝经》的诵读者众多[14]422。可见，研习《孝经》、以孝治天下与释奠礼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推动南朝释奠礼的发展
《宋书·礼志一》：“（宋文帝）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8]367-368刘宋时期不仅承继东晋皇帝亲自主持释奠的传统，还举行具有宣教作用的宴会，提升儒学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太子主持释奠礼的仪制亦得以延续。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十月，诏令“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15]50。梁武帝天监八年（509）九月，昭明太子在“寿安殿讲《孝经》，……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16]165。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八月，“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可赉帛各有差”[17]80。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年）十二月，“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戌，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宴王公卿士”[17]112。这些记载说明：第一，两晋时期太子讲《孝经》，主持释奠礼的仪制多被南朝政权沿袭；第二，释奠礼之后举行宴会是南朝时期的新发展。其实，两晋以后，南北朝的多数政权有尊崇孔子、举行释奠礼的活动，加快了其中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过程。
[1] 钟涛.魏晋南北朝的释奠礼与释奠诗[J].文史知识,2009(4):19-23.
[2]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M].上海:开明书店,1937:7.
[10]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3.
[11] 许嵩.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
[12] 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99:697.
[13]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7:873.
[14]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M].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22.
[15]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0.
[1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65.
[17]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