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古哥古点
犯罪是自从人类进入社会组织生活以来从来都不曾缺少的独特现象。人们对于犯罪的思考和探求从古至今，从未停止。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对于犯罪的行为、心理、惩戒，对于法律建设和社会预防产生了许多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在这些诸多的犯罪相关的课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谁会犯罪”。对于这点，无外乎有两种途径来找到罪犯，一是在罪行发生前寻找潜在犯罪倾向者，预防犯罪；二是罪行发生后，利用线索尽快锁定犯罪实施者，惩治犯罪。两者本质上都是预测问题，前者是利用犯罪前的行为；后者是利用犯罪后的线索。今天我们就先来谈谈犯罪发生前的犯罪倾向预测话题。敬请收听。
三国演义里有个情节，说刘备在攻打长沙城时，黄忠为了报答关羽不斩之恩不愿放箭射杀关公结果被太守韩玄追责即将被斩。魏延杀了韩玄救了黄忠，迎接刘备入城。魏延初次见面立下大功，诸葛亮非但没有奖赏反而要把魏延军法从事。刘备不解，诸葛亮解释道：“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这当然是个传说故事，但是这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很久以前的人们就已经在思考，罪犯和普通的人在生理上是否有区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够证明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在生理上有一些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容易识别的特征，那么就可以对预防犯罪提供巨大的帮助。
在长期以来，这种想法和比较粗暴的种族歧视、文化歧视理念一直混杂在一起。即使到今天，许多美国的白人警察仍然会在潜意识中把黑人当做犯罪高发群体来对待，都是这样的歧视观念的体现。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同样的环境中，任何一民族或者任何一个族群都不会先天的在平均意义上比别的族群更具备犯罪倾向。但是作为人类的个体，是不是有些人天生会具有可识别的犯罪特质则是一个科学严肃的命题，这个方向研究的开创者是龙勃罗梭。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生活在19世纪，1836年生于意大利维罗纳一个犹太家庭。他是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龙勃罗梭曾经长期担任监狱医生、精神病院院长，和罪犯、精神疾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这样的从业经历让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罪犯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此类疾病是否意味着罪犯在生理上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构造缺陷？这些特异缺陷是否会有遗传作用？
为了搞清楚上述问题，他先后对几千名犯人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调查。1870年12月在意大利帕维亚监狱，龙勃罗梭解剖了当时意大利黑帮首领维莱拉的尸体，结果发现其头颅枕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而凹陷的位置碰巧和低级动物一样。这下子，龙勃罗梭认为他找到了犯罪生理的真相：在进化过程中，原始人类和低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必然会在人类的某些后代中重新出现，凡是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就很有可能成为罪犯，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天生犯罪人理论”。
简单概括起来，天生犯罪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犯罪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亚种，他们是人类退化的特殊产物，属于返祖现象。从生理和心理上犯罪人都区别于正常人，犯罪的行为可以遗传，犯罪的天赋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龙勃罗梭甚至得出推论，两个犯过罪的异性罪犯最好不要组建家庭，否则孩子极有可能还是罪犯。
这个理论对于今天已经掌握了许多人类生理学常识和现代进化论知识的现代人而言，其谬误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当时遗传学还远远没有充分建立，许多概念还停留在模糊的想象中，犯罪人学说还是一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到龙勃罗梭去世前两年，他所著的《犯罪人》一书第五版再版时，这本书已经成为一本鸿篇巨。
当然，犯罪人学说的反对者也很多。很多学者都指出，龙勃罗梭的研究过于关注罪犯遗传生理特质的问题，这种先入为主的先验知识对于后面的统计结论形成了偏差压力。再者，他所考察的样本过于简单，规模不够且缺乏对照，这样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可靠。
为了证明这点，后来英国的犯罪学家查尔斯·格林（1870-1919）专门针对龙勃罗梭实验的不足进行了一项长达12年的研究。他扩大了样本规模对3000多名罪犯进行调查，同时大大放宽了考察的特征量，以避免偏差压力，统计了人类的96种生理特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进行了1500次观察，并作了300次补充观察。最后的结论是“罪犯群体所有的特征都与那些对守法者的类似统计有惊人的一致性”。根据这个结果格林确定不存在天生犯罪人的类型，犯罪行为并非遗传，而主要是一种心理特征。
这个结果符合多数人的心理预期。但是和很多问题一样，反转总是随时可能发生。带来这种变化的就是人们对于暴力基因的发现。
1990年，荷兰的一些饱受家庭暴力之苦的妇女组成了一个反家暴联盟。她们经常聚会，相互倾诉不幸的遭遇，寻求他人的支持和安慰。有一天，联盟中的成员玛格丽特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家暴的男人是不是和遗传有关？他们身上会不会具有一种“暴力基因”？如果有的话，就应该找出这些基因并把它们切除掉，或许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即使有些男人不愿意改变基因，起码这种检测可以帮助弱势的女人在离婚官司中获得支持，为难以忍受家庭暴力的对象提供有利于离婚的证据。同时这也可为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提供重要参考信息，拒绝带有“暴力基因”的男人的求婚。
反家暴联盟联系了不少科学家，提出她们的诉求。最后荷兰奈梅亨医科大学的遗传学家汉斯·布鲁纳（Brunner）愿意接受她们的委托。这些妇女起初以为很快就能得到答案，但是她们不懂得科学研究的漫长和枯燥。所以她们三天两头的跑到实验室，找布鲁纳询问研究进展，并且提供所谓的各种新证据。几乎成为妇女之友的布鲁纳每次都不得不花费几个小时来应对这些女人七嘴八舌的大脑风暴，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的教授只好欺骗她们说：结果已经出来，家庭暴力与基因无关。这些妇女当然非常失望，纷纷离去。但是布鲁纳却一直在推进研究工作。1993年正式的研究成果终于发布：在人们X染色体上有一处MAOA基因可能与暴力行为有关，布鲁纳将之命名为“暴力基因”。研究成果中还认为该基因可以遗传。
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媒体的一场风暴。本来严谨的学术表达：“可能和暴力行为具有相关性并被命名为暴力基因的MAOA基因具有遗传性”到了媒体那里，就迅速变成了：“暴力父亲可能生出暴力儿子。”新闻风暴越演越烈，甚至让暴力“血统论”再次成为人们的议论话题，—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反暴力家族的游行口号。
但在科学界，对于暴力基因和暴力行为的相关性却一直陷入持续的争议。多数的学者认为两者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也有研究人员坚定地相信暴力基因的存在。比如在2009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凯文·比弗发现，携带MAOA-L基因的男孩更喜欢加入犯罪团伙，并且使用武器进行打斗的比例比不携带MAOA-L基因的人高出四倍。但是也有相反的调查结果发布，有数据显示1/3的白种人携带有MAOA-L基因，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既不犯罪，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暴力倾向。MAOA基因不是“暴力基因”，它只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当中。
争论仍未停止。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新西兰的毛利人中有56%携带MAOA-L型基因，而高加索人种 (也就是欧洲的白种人)只有34%携带该基因。毛利人素来给人以野蛮低级的印象，甚至历史上有过吃人的名声，所以这个结果在新西兰媒体引起了关于种族问题的大讨论，似乎这加深了人们对毛利人的刻板偏见。但也有研究者解释到，MAOA-L不仅体现出进攻性，也体现出冒险性。当年的毛利人当中只有那些敢于冒险乘坐独木舟跨海抵达新西兰的个体才能在这个岛上繁衍生存下来，所以现在他们的后代当然保留了祖先的彪悍基因。但是这种解释一样也会遇到奇怪的现象。
在台湾有一个小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汉族人中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达77%，为全世界最高。按照推论，这就说明汉族群体是世界上最有攻击性最彪悍的民族。而这和人们的印象并不符合。
目前较新的观点可以看做是对以上两种判断的综合，他们认为暴力基因携带者的确在数据统计中经常性的显示出和暴力行为的相关性，但是二者的相关机制并不是说暴力基因MAOA直接导致暴力行为。MAOA实际上是一种“颓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在不太良好的环境中，往往会更容易情绪消沉颓废，而这种颓废表现，又更加可能加重外界的人或环境对基因携带者的忽略轻视，此时这种负反馈就容易激发基因携带者的暴力攻击行为。
为了验证，科研人员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让MAOA-L基因携带志愿者和一些不携带此基因的志愿者混在一起做乞丐，另外找几个陌生的志愿者扮演施舍的人。乞丐要向不认识的施舍者行乞，如果他们对要来的钱数不满意，就可以花之前已经要来的钱购买辣椒油，命令施舍者吃掉作为报复。实验结果证明，携带MAOA-L基因的人相对于未携带基因者总是更愿意惩罚施舍者，的确表现出攻击性。但是如果仔细检查每个乞丐得到的钱数，又会发现携带MAOA基因的乞丐普遍比未携带基因者要到的钱少。这是因为他们的表情和行为上体现出的消极味道让施舍者不喜欢，所以被轻视，而这诱发了暴力基因的发作。
现在一般认为，MAOA基因实际上与一种称为“社会拒绝敏感性”（sensitivity to social rejection）的概念有关。所谓“社会拒绝敏感性”说白了就是当一个人社会存在感很低的时候内心会不会很介意。如果很介意，就是高敏感性；如果不太介意，就是低敏感性。MAOA基因携带者的暴力性可能只是上述高敏感性的一种外在表达形式，而并不是说有了MAOA-L型基因就一定性格冲动、富于攻击性。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集体的人群中携带“社会拒绝敏感性”基因的比例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取向。有证据显示，MAOA-L基因携带比例越高的国家，人们就越可能倾向集体主义来获得集体存在感，否则每个人都容易陷入焦虑和争斗；而MAOA-L基因携带比例越低的国家，就越可能倾向个人主义，因为个性化的存在此时并不会轻易引起周边个体的不适应。集体主义价值观能起到缓解因社会拒绝而引起的焦虑的作用，从而减少由此引发的反社会攻击性行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汉族高达77%的MAOA基因携带比例，的确很好的解释了中国社会较为明显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也可以一定程度说明中国和美国为什么如此不同。当然，必须指出，这种理论是初步的，而且是众多说法之一。要想搞清楚所谓暴力基因的真实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开展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但研究生理基础并不意味着可以开脱任何犯罪的责任。近期意大利有些审判中已经开始执行对于携带MAOA基因的嫌犯进行轻判，比如2011年8月，意大利法庭就接受了大脑扫描和基因测序的证据，减低了对杀人犯的刑罚。这就让犯罪判定问题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是我杀人，还是我的基因杀人。”对于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当然支持反对者各有说法，支持者就认为既然现在的法律支持失去自我行为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可以免责，那么如果能够证明某些基因确实可以削弱罪犯的自控力，对其轻判就是成立的。
我个人认为在司法层面更深入的引入科学度量，在实践中探索更合理的司法审判制度，都是值得称赞的。具体的某种尝试对不对，可以试，可以改。但是所有的犯罪心理研究者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心理环境相较于任何的生理基础对遏制犯罪都更加重要。构建良好的社会分配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独立有效的司法，更多关爱儿童们的成长，这些都应优先于在犯罪发生后去思考如何给予惩罚。我们要牢记，所有的伤害都是从被伤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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