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57年，一起惊天辱母案

女孝经图 南宋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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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57年十月，绍兴府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盗尸案。

据目击者称，坟墓被刨开，里面的遗骸被野狗叼得得七零八落。

在礼教严苛的宋朝，这是大罪，更何况被盗者是王佐的母亲。

这王佐不是普通人，他家是绍兴有名的世家大族。

 

他自己少年成名，22岁便高中状元，是绍兴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

现在是当朝秘书郎。

 

然而过了大半个月，官府对这起盗墓案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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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不是绍兴府的官员无能，而是因为他们“磨洋工”。

至于官员为何消极怠工，和一个叫秦熺的人有关。

这秦熺是权相秦桧的养子，权倾一时，朝野中有不少人争相拍他马屁，可王佐骨子里透着清高，连话都不愿与他说一句，丝毫不给秦熺面子。

 

于是，在这起盗墓案上秦熺就授意绍兴官员给王佐使点绊子。

 

王佐内心当然很痛苦，但也无计可施。

就在这时，一个汉子站了出来，说：“既然如此，就由我来侦破这案子！”

 

说话的人，是王佐的弟弟王公衮，他这时刚好被提名为乌江县县尉。

 

王公衮是个很有侦探天赋的人，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一波勘验，发现盗墓的手法很老练，尸骸上的首饰、棺中的陪葬品全被扫掠一空，十有八九是贪财的惯犯所为。

 

再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果真查到了盗墓者——当地无赖嵇泗德。

 

嵇泗德是个惯犯，早年就因为盗墓被官府捉拿。

但他精于钻营，将盗墓所得的珠宝贿赂给一众官员，不仅没有被治罪，还毫发无损地被放了出来。

 

王公衮很快找到了嵇泗德，将他押送到绍兴府治罪。

按照《宋刑统》的规定：

“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

 

所以，嵇泗德当处绞刑。

 

但绍兴府官员此前没少收受嵇泗德的好处，于是，一番审讯后，绍兴府给出的判决是“流放异地”。

 

如此有违天理人伦的重罪，居然就这么算了？

 

王公衮不胜悲愤，思来想去，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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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嵇泗德还被关在绍兴府辖司的监狱中。

 

一天晚上，王公衮提着烧鸡和两坛好酒走进了监狱，几句拉拢话就让狱卒们失去了戒备，一顿胡吃海塞后都狱卒们都已醉倒。

 

王公衮于是取下狱卒身上的钥匙，拔出狱卒的尖刀，直接进了关押嵇泗德的监牢，随后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全程干脆利落，出门时几个狱卒还在呼呼大睡。

 

第二天，王公衮拎着嵇泗德的脑袋，径直来到绍兴府衙投案自首。

 

这让绍兴府的官员们一筹莫展：王公衮暴力抗法，罪当容诛，但他这属于替亲复仇，从伦理角度应该被得到谅解。

 

而且王家在朝野素有名望，绍兴府不敢贸然判决，便将皮球踢到了中央法司。

 

宋高宗一时难以决断，便诏令给事中杨椿、中书舍人张孝祥对此案予以“杂议”。

 

所谓“杂议”，出自宋代的一项司法机制，遇到棘手的案子，由皇帝指名臣子们合议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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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祥首先表明了观点：替血亲复仇是自然正义之举。

 

接着又说道：

 

王公衮的母亲好好的埋着，却被嵇泗德挖出来，曝尸荒野。

后来，王公衮抓了嵇泗德，将他交给了朝廷。

他相信律法会给他一个公道。

 

按大宋律法，嵇泗德这混蛋理当判死刑。

 

可绍兴府的那些官员们，见钱眼开，居然不秉公执法。

 

看着侮辱母亲的贼人逍遥法外，你是儿子你会怎么做？

况且，大宋律法规定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人者，可从轻发落。

《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

宋徽宗还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

 

因此，王公衮杀嵇泗德是合乎正义的。

一席话，说得一众官员心服口服。

最后，张孝祥宣判：

 

嵇泗德死有余辜，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而绍兴府的司法官员判决不当，有“故纵失刑”之过，应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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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大家都没有异议，宋高宗阅览呈报给后基本也无异议，只是提出王公衮虽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他毕竟杀了人，故降官一级以示惩戒。

 

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天下人都一致认为张孝祥的裁决意见合乎律例顺应人心。

 

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使生者无德,死者无怨。

——《汉书·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