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王朝，必然传承历代，享国长久。
人类的任何王朝都是由精英阶层构成。抛开任何种族民族崛起之初没有文字的特殊情况之外（比如契丹阿保机时代、金国完颜阿骨打时代、后金努尔哈赤时代），基本上只要确立了本种族本民族的文字系统之后，所自然形成的精英阶层必然是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毫无例外。
也只有确立了知识分子阶层（精英集团）的统治，才有可能在国政大治的基础上，向外征伐，最终建立享国长久的王朝。反之，则必然成为转瞬灭亡的短命政权。
中国历史上短命政权之多，是足以印证这条铁律的。
唯有书生能兴国、灭国，古代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蠢，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管理。所以要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得保证最聪明的人被提拔到统治阶层上，不论这一推选提拔的模式是汉人的举孝廉还是科举制，或者是诸如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高招”，目的都是一样的。
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在古代从来是高成本的投资。
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所谓贤人政治的人治社会。
所谓周公姬旦握发吐脯，天下归心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西周王朝中央政府。也发生在各个大大小小的刚刚建立的新封国的土地上。[1]
出土的大盂鼎的铭文上，写的明白，就是“若文王令二三正”了，也就是说盂去封国，要学习周文王姬昌，去招揽当地英才，为己所用。
总之，即便晚到西周王朝，中国一切的政治制度，皆是“对扬文武之休命，绍述古先之大业”[2]。
毕竟，夏商周王权时代，乃是中国文明萌生之初，真正能够跻身贵族，受到良好教育的贤人，少之又少。
任何诸侯封国君主要想治国理政，是少不了这些贤人辅佐。这就好像今天的公务员必须高学历才能当官一样。
而上古时代的教育资源更为匮乏，能够享受完整贵族教育一千人中未必有一人。
所以，我们总是断言中国古代政治最大弊端乃是人治社会是立不住的。
因为，中国古代培养一个贵族成本至为高昂。
即便是后世隋唐盛行科举，但是能够身登龙虎榜的进士和举人，都是举一宗族之力，几年几十年才培养出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社会也只能依赖人治，必然走向所谓的贤人政治。
因为法令再完善，法治再周密，一切政务也是要靠高素质的人去执行去审断去裁决。
只有我们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礼记》上的《中庸》一则哀公问政，问者有心，答者有因——
鲁哀公姬将[3]向孔子询问如何治国理政。
孔子答复说——
“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措施，都记载在典籍上。
贤人在世，这些政策就得到实施；贤人去世，这些政策也就废弛了。
贤人的功效就是使政治快速清明，肥沃的土地的特性就是使树木快速生长。政事就像蒲芦一样（得到贤人就能快速清明）。
所以处理好政事关键就在得到人才！！！”[4]
所谓的贤人，就是至少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了，没有读书人，还谈什么推行所谓的文武之道呢？
要而言之，从商周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中国贵族门阀制度一直未能废除，乃在于真的是识文断字的人太少太少。要培养出一个所谓的书生太难太难了。
即便是隋唐兴科举了，有了印刷术的加持，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书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至于中进士难度更大。古代科举，一人得中，乃是举整个宗族之力才能办到的事情。而现在读北大清华，靠一个家庭就可以支撑了。这是一。
科举三年开科一次，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也就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
而相比一下今天，北大一年招本科生大约3300人，清华也当差不多，合计6000人，大约只要20年的时候，就能培养出12万的清华北大毕业生了。这是二。
当我们理解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就明白为什么书生误国的说辞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正如今天，只要国家政权正常了，就要将最聪明的读书人输送到统治阶层的最高金字塔之上。
在古代也不例外。而一旦书生掌握了国家权柄，那么在他们的治理之下，推行善政则国兴，推行恶政则国衰国亡。
书生误国，恰恰是因为中国建立的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官制度而产生的后遗症。
既履其职，谋其政，则必然要担其责。
由于行政用人大率是按照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去组织的。
一旦两宋明清的王朝灭亡了，老百姓就特别乐意念叨“书生误国”这四个字了。
可是，在人治社会，这国家要是不交由书生治理，这国家连稳定的一刻也不会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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