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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制度紧密结合，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绩效，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文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呢？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文化和制度的起源展开了多视角分析，例如地理决定理论、基因多样性理论、人种决定理论、战争决定理论等。另外，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从各国文化传承、扩散和文化间融合的视角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Olsson和Paik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文章“Long-run cultural divergence: evidence from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农耕结构。即新石器时代以来农耕结构的变化影响了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群的分布，这一影响绵延至今，影响了当今文化，进而影响了一国的制度偏好。
具体而言，作者聚焦在文化的两个维度上：集体主义（Collectic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集体主义意味着对传统宗族结构和强势政权有着更高的接受度，这可能由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抵御外族的需要。而个人主义则反之。个人主义者相信个体对自身命运的控制，这样的文化有着更强的创新精神，也更可能产生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作者的推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越早形成农业社会的地区有着越强的集体主义倾向；第二，农业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农民的迁移；第三，新石器时代的影响会持续到现在。作者认为，不同国家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范式，原因在于早年不同的农耕模式影响了人群的分布。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于原始的“采集+种植”文明，农耕带来更多的人口、产品剩余，对水利和天气有更多依赖；而非农耕则更多依赖于个人的拼搏和努力。这两种生产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信念偏好。
历史上，由于农业产出的制约、周期性的疾病和其他文明的竞争，欧洲农业核心区的人们为保护自己形成了较强的集体主义精神，更倾向王国统治和大一统国家。而崇尚自由主义、有较强开拓精神的居民则选择向西、北方向移民拓荒，逐步穿过德意志地区到达遥远的英国、北欧等地。当某一地区逐渐被开发成熟、人口密度上升，进而转变为农业核心区域，前述的人口分流过程就会再次发生，人群分布也会再次出现自选择。
图 1：各地区农业范式转变的平均时间点
从史实来看，作者的逻辑与历史基本一致。每当一个地区逐渐被开发成熟、人口密度上升时，殖民者和拓荒者就会前往新的地区发展生产，并逐步将新居住地变为农耕地区（如图1所示）。
图2：西方世界价值观分布和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
在实证分析部分，作者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数据作为文化的度量指标，该数据涵盖了43个国家的492个地区。上述指标能够反映被访者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欧洲，越晚被开发、越靠北的地区就越倾向于个人主义（如图2所示）。
随后，作者做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和分析。分析显示：在那些新石器时代更适宜农耕的地区，人们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越晚进入农耕模式、越晚被开发的地区，人们对个人主义的偏好就越强。
本文检验了新石器时代农耕模式对地区之间文化多样性的具体影响，丰富了人们对不同文化起源的理解。从更近的历史看，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农耕制度对文化产生的潜在影响。例如，美国西进运动中，最有冲劲的年轻人投入了航海和拓荒事业，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西部牛仔式的个人主义思潮逐步融入了西部的文化中。从西欧向东扩散的垦荒者则沿着大草原到达了中国的西部和东北部，与中原王朝发生文化交流，逐渐过渡到农耕模式。本文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文章来源：Olsson O, Paik C. Long-run cultural divergence: evidence from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2, 1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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