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日报》2017.06.26
“五千年史事二十座丰碑”
刘琨受命喋血太原之第九碑
王继祖
图片说明：《晋书·祖逖传》记述：传说东晋时期将领祖逖他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刻苦锻炼。
图片说明：刘琨像
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盾以耕，属鞬而耨。琨抚循劳徕，甚得物情。
——《晋书·刘琨传》
刘琨，字越石，晋中山魏昌（今河北正定）人，乃汉中山靖王之后。祖父刘迈曾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胜祖一筹，行为清高俭约，位至光禄大夫。名门出身，家学素养，再加上自身的才智，刘琨少有大志，陶冶于胸。论武，刘琨与祖逖同道，雄豪齐名；说文，则与当时名流贾谧、石崇、陆氏兄弟（陆机、陆云）等比肩，共称“二十四友”。20岁出头，刘琨便步入官场，26岁为司隶从事，之后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多受皇家青睐。司马八王之赵王司马伦、东海王司马越，先后执晋政，均器重刘琨。刘琨亦心甘效命，克服重重困难，奉迎惠帝于长安（今西安），被封广武侯。并州刺史司马腾畏刘渊军如虎，私率太原兵民，弃晋阳城而“乞活”冀州，东逃之后，刘琨便在东海王司马越的举荐下，升任并州刺史，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
临危受命
光熙元年（306），西晋第二位皇帝，弱智的惠帝司马衷，在做了16年的傀儡之后，被权臣毒杀。刚刚受命的刘琨并没有因此而耽搁，草草告别父母妻眷，在无兵可举，仅有数卒相随的悲怆气氛中，踏上北赴太原的艰难征程。
刘琨取道上党赶赴太原。上党郡是并州刺史部所辖诸郡之一，是新任并州刺史刘琨的统属之地，与国都洛阳仅一山一水之隔。然而，在刘渊的重兵威慑下，郡县不守，戍兵逃亡。刘琨眼见兵家必争之郡上党，官吏四散，民生凋敝，无守无防，不由仰天长啸，心想：太原尚在数百里外，周边已是刘渊反军横行之地，仅带几名随行兵卒，恐难达太原晋阳。遂暂扎上党，招募军队，以防路途受阻于刘渊之军。时刘渊也前往上党黎亭（今长治南），他早知刘琨盛名，悉知琨在上党招兵，赶往太原。遂派兵沿途截击，断塞道路，欲将刘琨等歼灭在北上途中，早除心腹之患。然而，有善谋之臣进言（《晋书·载记第一》）：
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振。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此谋虽高，却不合时宜。也是刘渊决断有欠周全，遂分兵两路，一支北上追歼刘琨，一支南下兵伐洛阳。殊不知兵力一分，便出现首尾难顾之局。既剿灭不了刘琨，也一时难克洛阳。
刘琨则抱定不至晋阳，决不生还之志，身先士卒，率先冲杀，趁刘渊截击追杀之军，兵锋不继之隙，边战边进，奋力北上，虽有伤亡，却终于到达太原。身临晋阳城后，给刘琨留下的并州治所，太原国之都，竟是惨不忍睹：“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晋书·刘琨传》）面对如此惨状，刘琨即刻指挥兵勇城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同上）。在刘琨亲自上阵，事必躬亲，与军民同心戮力的治理下，一座荒芜之城，一座了无生息、难以为继的数百年军事重镇，终于恢复了生气，“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流民回还，士人归附，“鸡犬之声，复相接亦”（同上）。极具远见卓识的刘琨，深知晋阳一旦恢复生机，必遭刘渊所忌，晋、汉争夺晋阳之战，势不可免。遂未雨绸缪，加固扩建晋阳城。
太原之砥柱古城晋阳，至春秋末赵鞅创建，经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已逾800载，是为北中国军事重镇。到西晋之末季，并州刺史司马腾，有眼无珠，放弃军镇，“乞活”冀州，使晋阳成为一座无官管辖、无军驻扎，民生凋敝，贼寇横生的颓城。中国古代的战争，处于劣势的一方，欲想生存，无非两条出路，一条是屈膝于强者，投降归顺，另一条是凭城踞守，御敌于城垣之外。气吞山河的刘琨，面对颓城，组织晋阳军民，在晋阳古城的基础上，重建拓展了晋阳城。史称，刘琨扩拓之晋阳城：“高四丈，城周四千三百二十丈，合二十七里。”（《元和郡县图志》《太原府志》）如无刘琨之复振，古城之历史，或许另当别论。然而，经过军民努力，刚刚恢复生气的古城，即将迎来的并不是安居乐业，而是又一次生死存亡的大战。
太原保卫战
刘琨用短短一年多时间，使并州治地太原晋阳，复振雄风。他的死对头刘渊也没有睡觉，双眼紧盯太原，暗中储备，寻求战机。两个身上都流着两汉皇家血统的英雄和枭雄，将在太原决一雌雄。
永嘉二年（308），刘渊称帝平阳，他以为刘琨通年建城，一定人疲马乏，趁其建城刚毕，拿下晋阳，向北扩充，正是天赐良机。遂派大军讨伐，志在必得。岂知刘琨所守之晋阳，与当年司马腾所守之晋阳，已有天渊之别。当年晋阳军民大多“乞活”东逸，留下守军寥寥。刘渊匈奴之兵，破晋阳如摧枯拉朽，大肆掠夺而去。如今，城垣坚固，守军齐心，同仇敌忾，非同彼时。刘渊所部进犯之军，攻城受挫，士气顿衰，军需不继，铩羽而归。
此次刘渊大军兵伐太原，战略用意颇深，是实施其集中兵力，先北后南之策，意在先克晋阳，横扫阳曲，消灭刘琨晋军，说服盘踞太原之北新兴郡的“匈奴北部都尉”、右贤王刘虎，归降自己，与平阳地连一片，兵合一处，一举南下灭晋。不曾想攻城不克，兵锋受阻，反被刘琨所败。只好暂且收起灭晋企图，全力对付刘琨。对于刘琨，这次太原保卫战，初战告捷，打破匈奴不可战胜神话，士气大鼓，军威大振。尤其是实现了他据太原而与国都洛阳，南北挟制刘渊，使之放弃南下灭晋之战略，初见成效。
永嘉三年（309），久踞新兴郡匈奴右部刘虎部，其下属铁弗部落，与鲜卑白部勾结，投降刘渊。晋并州刺史刘琨，乘匈奴右部内讧，遂率军出阳曲城，过石岭关，讨伐刘虎，欲夺回并州失久之地新兴郡。患病之中的刘渊，忽闻刘琨率兵亲伐刘虎，急派爱子刘聪乘虚北上，直扑晋阳。刘聪乃当时名将，以骁勇善战，鲜有败绩而著称。多经战火砥砺的晋阳守军，牢记刘琨叮嘱，紧闭城门，以守为攻，对刘聪之攻战叫阵，不予理睬，凭借城高池深，多次击败敌军猛打狂攻。在固若金汤的晋阳城前，刘聪一筹莫展，终因伤亡惨重，不利恋战，挥兵而退。
永嘉四年（310），天不假年，刘渊病逝。刘聪兄弟失和内讧，刘聪杀其兄，自称汉王。镇守太原的刘琨，乘刘氏内讧，再举讨伐刘虎之役。汲取上次进兵仓促，兵源不足，无功而返的教训，刘琨向久与刘虎对垒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借骑兵两万，与己军同力戮敌。刘虎匈奴军在刘琨与猗卢合力打击下，兵败溃逃，新兴郡收复。役后，刘琨履约，内迁新兴郡属县楼烦（今忻州市宁武）、马邑（今朔州马邑）、阴馆（今朔州下官城）、繁峙（今忻州繁峙）、崞县（今原平崞阳）五县人口，充实新兴郡，而五县之田土归猗卢。此后数年，太原国之晋阳、阳曲、寿阳与新兴郡之忻县、定襄，以及乐平郡之昔阳等州县，土地毗连，尽属并州。刘琨力挽西晋颓势，增强了实力。为此，西晋怀帝嘉奖刘琨，赐封其为平北大将军。但是，局部的胜利，对于大势已去的司马晋王朝，杯水车薪。刘琨深知，这只是短暂的军事优势，只是守备太原时间得到了延缓。
成为匈奴汉国第二位皇帝的刘聪，睚眦必报，必欲雪晋阳败绩之耻。永嘉六年（312）正月，他委命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翊，分兵两路，合击刘琨。靳、卜两军，依仗数倍兵力于刘琨，将晋阳城围得风雨不透，轮番猛攻，不给守军以喘息之机。激战两月，攻城者死伤无数，无寸土之功；守御者粮弹将绝，，无法退敌。就在两军进退维谷之时，刘琨友军鲜卑猗卢派援军及时赶到。城内城外，里外夹击，刘汉靳冲、卜翊两军，大败而逃，溃不成军，晋阳之围立时土崩瓦解。晋阳之围虽解，刘琨虽然败中取胜，然而，西晋王朝却在这次晋阳之役稍前灭亡了。当刘聪大造北伐晋阳，势在一鼓荡灭刘琨之师的舆论时，更大的军事行动却在隐蔽中进行。他亲遣生力军，由勇冠三军的族弟刘曜和羯人猛将石勒为统帅，直驱西晋之都洛阳。很快洛阳城破，晋怀帝被俘，解押汉都平阳。虽然秦王司马邺在西安称帝，史称愍帝，但实际上西晋已经灭亡。被围晋阳的刘琨，面对国灭，只有仰天长叹，抱定与晋阳城共存亡，死守太原，尽天命而鞠躬尽瘁，完成着一个臣子应守的底线——尽忠成仁。
晋阳失而复得
并州刺史刘琨，敌后坚守太原最后的几年，实际上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在竭忠效命国家的信念中度过的。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派与自己忠贞守一的心腹爱将温峤，密潜江南，觐见金陵王司马睿劝进，请其继国祚、临大统，复生晋王朝。此时，他本人完全可以放弃太原，南下亲去劝进司马睿。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用生命之血书写自己的忠行。他在永嘉六年（312）大败靳冲、卜翊围困晋阳之役后，痛定思痛，立即整饬军务，积聚粮草，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作为久在沙场，欲做断头将军的刘琨，他心里像镜子一样清楚，不克晋阳，刘聪绝不会罢手。
秋七月，忽传并州刺史部镇守雁门的乌丸部兵变叛晋，南下骚扰新兴郡。刘琨深知新兴乃太原北屏，新兴郡若失，势必造成太原南北受挟、腹背受敌之虞。遂亲率精兵，密出晋阳，先抵阳曲，再达石岭关，直赴忻州救援。汉帝刘聪密闻刘琨离开晋阳，即遣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领精骑奇袭晋阳。刘琨下属，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早心存二志，惧死求生，在聊作抵抗后，便开城投降。汉军不费吹灰之力，沦陷了刘琨苦守了六七年的军事堡垒。早已恨极刘琨的汉军将帅刘粲、刘曜，惨杀刘琨父母双亲，掠劫城中府库备用。有史家分析：并州部乌丸兵变叛晋降汉，吸引刘琨北上防御，原本是刘聪多攻晋阳不克，夺取太原无望，变武略为智取的一招诡棋。否则，汉军怎知刘琨密出晋阳，潜派奇兵突袭？而晋阳守城之将，佯作一战，便出城而降，如同内应，演绎得神出鬼没，无人知晓？此虽是后人之析，仍有很多情由，费人思猜。
刘琨远离晋阳，忽悉晋阳城失，父母被杀，还救无望，进退失据，只好率兵众投奔拓跋猗卢。猗卢见晋阳陷于汉军，刘琨如漏网之鱼，急派爱子拓跋六修，率兵众六万，与刘琨所部之军为先锋，兴兵南下。自己则亲率大军20万为主力，风烟滚滚直扑晋阳。猗卢如此慷慨亲率大军，助刘琨反攻晋阳，不仅刘琨始料不及，就连攻克晋阳的汉军也毫无准备，猝不及防。兵锋勇锐的拓跋六修，军临晋阳城下，亲自挑战，汉将刘曜则仓促应战，六修、刘曜即刻血战于汾河之东。片刻之间，刘曜不敌，大败而逃，遁入城中。时猗卢大军也到，众军合作一处，，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当夜，困守城中的刘粲、刘曜，深知晋阳城新降，底情不明，难于久守，遂放纵士兵，大肆劫掠，乘城西傍临蒙山，有蒙山道（即今风峪沟），围兵不继，越蒙山而西逃。
经此大战，晋阳城虽失而复得，但沦陷期间，军民失散，城防多毁，粮廪被掠，仓储尽罄，已难守备。刘琨只得暂时放弃晋阳，移往阳曲，召集亡散，以图再举。此次晋阳守将叛晋，连太原郡守、并州别驾这样的官员都失节投降，加之父母双亲被戮，对刘琨从精神上打击颇大。欲再复振当年初至太原时的军心、士气，刘琨似有心无力。想当年，刘琨受命危难，临危涉险，时之太原城无防，官无署，财狼当道，民生凋敝。他建府狱，修城垣，召散民，集游勇，把一个了无生息的古城，振兴于一旦。每当刘渊之军围困晋阳，虽总是外无救援，孤悬敌后，但每次都能以弱胜强，信心百倍。面对强敌，他潇洒倜傥，月夜登楼，清啸于百万军中，匈奴兵闻之，皆凄然长叹。待中夜月斜，他更吹胡笳，笳声悲切，围敌流涕，欷歔不止，生怀土思乡之情。向晓而复奏之，贼兵无心再战，撤兵弃围而走。史称，刘琨不用一卒，以攻心为上之策，兵不血刃，尽退围城之敌，成为千古佳话。然，时下之晋阳，军心不逮，民力不足，粮储不继，后援乏力，还能守得何时？
喋血太原
又是三年过去，历史进入建兴四年（316），也就是刘琨“太原保卫战”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先是友军鲜卑拓跋猗卢部发生内乱。内讧中猗卢被其子所杀，猗卢手下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与刘琨寄食鲜卑为其人质的儿子刘尊等，为避杀戮，率部三万余户众，牛马羊十万余头，投奔刘琨。是时，晋阳城已修复，刘琨已离阳曲返晋阳。急待民力与军备充实的并州治所，得此三万余户众。顿时再勃生机，刘琨则一扫颓顿之心，雄心复燃。天公作美，恰在这年夏七月，刘汉之都平阳。初旱继蝗，灾情日重，百姓流亡，哀鸿四奔，饿毙者十之五六。汉国大将、羯人首领石勒，见刘汉国力锐减，国势日颓，久储自立之志渐明，放开胆量大力发展，时刻准备另立门户，自起炉灶。他风闻太原刘琨新得鲜卑三万户，既是兵源，又是粮源，便自作主张，亲率兵勇，不与刘汉皇帝招呼一声，直临太原，兵列晋阳城下，欲吞并刘琨，壮大自己。刘琨新得兵众，士气正振，急待乘势而发，扩充壮大。见石勒来侵，遂大开晋阳之城，与石勒激战于汾河之滨。这次刘琨、石勒之晋阳大战，或许是刘琨有以逸待劳之优势，或许是石勒情急冒进，兵备不周，亦或原本就是石勒智设之欲擒故纵之计。总之，刘琨大获全胜，石勒甘拜下风，全军退却，放弃围困晋阳之役。但石勒并没一刻消停，而是派其侄勇将石虎为先锋，率军攻伐并州刺史部所属之乐平郡（今阳泉昔阳），自己为中军殿后。乐平郡太守韩据，见石虎、石勒先后而至，马壮兵强，军威逼人，急派探马报知晋阳，求援于刘琨。
刘琨刚刚在晋阳城下大败石勒，春风满面，心滋骄情，正揣想如何乘势而发，利用高扬之士气，再挫汉军。见乐平告急，也不深思，更不探侦实情，便准备亲率新附之猗卢部兵众急往救援。卫雄、箕澹见状，急忙劝谏（《资治通鉴》）：
此虽晋民，久沦异域，未习明公之恩信，恐其难用。不若且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胡贼之牛羊，闭关守险，务农息兵，待其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无不济矣。
二将所言既符实情，又入事理，字字珠玑，句句泣血。然而，被新胜冲昏头脑，刚愎一时的刘琨，以为石勒之军新败退却，不敢言勇，而乐平一旦丢失，则并州守域更小，又失支撑，遂求胜心切，置良言于不顾，匆匆忙忙，兵救乐平，铸成“一失足而千古恨”之大错。
或是为避刘琨新胜之锐气？亦或是正盼刘琨求胜心切入套？石勒见刘琨亲率兵众直扑乐平，遂指挥大军一路退却，不与接战。一直佯败后撤至广牧之南（今寿阳广牧），居险守要，暗设伏兵，只待刘琨入彀。头脑发热，轻敌冒进，孤军入险的刘琨大军，按着石勒的精心设计，屯兵广牧。已是兵处险地，万分危急之际，心高意大刘琨，尚不觉已是一发千钧，仍分兵两路，轻率派箕澹领步骑兵二万，继续追敌南进，穷击石勒佯退之军。用兵慎重的箕澹，深知一步涉险，万劫不复，亦不得有违将令，只能冒死前行，心中暗拿主意，一旦陷围，自拿主张，再不听命于刘琨。结果恰如箕澹所想，所率之军，果然陷入石勒预设之伏。由于行进中箕澹已有所备，遂率军拼死突围，自带所部回归代地原鲜卑部，不再顾及于刘琨。这边得胜之石勒大军，不追北遁箕澹之军，而是乘胜直驱广牧，向刘琨大本营杀来。猝不及防的刘琨，见箕澹先锋之军尽失不归，敌军又蜂拥而至，只好放弃救援乐平计划，率兵急返晋阳。殊不知，在刘琨率大军离开晋阳不久，石勒另一支后备梯队，乘虚而兵袭晋阳。受命防守晋阳城的并州长史李弘，见石勒大军势众，不做抵抗，献城投降。待刘琨败逃晋阳城下时，晋阳早在石勒手中。刘琨再次丧失立足之地，进退失据，只好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投奔幽州鲜卑段匹磾部，以图再举。
在寄人篱下的这段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刘琨痛悔自己一着不慎，葬送全盘之误，痛悔不听忠言，刚愎自用之失。在其《答卢谌书》中自责：
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忿两集。
他已经深深地感觉到，重整旗鼓，再复太原，已成泡影。未几，便死于段匹磾之手。刘琨虽未殉节太原，但至死时时不忘己任，他为太原而死，为太原而亡，可谓喋血太原。功业未得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与我，去矣如云浮。
——刘琨《重赠卢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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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与刘渊崛起
曹魏之后的司马氏王朝，所以称“晋”，乃与太原有些关联。溯其源，魏之末年，朝政落入权相司马昭手中。司马昭被封晋公，封地便在并州刺史部所辖的两国四郡，即太原国、西河国，上党、乐平、新兴、雁门四郡，以及司州的两个郡。当时并州部的治所就设在太原国的晋阳县。未几，司马昭又晋封为晋王。这个司马昭特别欣赏前代人曹操。东汉末之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政权的掌控者，取东汉而代之，乃顺理成章之事。然而，曹操不干，他要把这个伟大的改朝换代的事情，留给他的儿子曹丕来完成。逮曹魏之末年，历史的重复，相似得惊人。司马昭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实际操控了魏国的一切大权，取魏而代之，如探囊取物。但是，他不干，他要学曹操，交给儿子司马炎去干。流传至今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当年，曹操死，子袭魏王，曹丕逼宫，汉献帝“禅位”，曹丕临帝，以王号为国号，建魏。46年后，司马昭死，子袭晋王，司马炎逼宫，魏元帝“禅位”，司马炎临帝位，以王号为国号，建晋。除了时间上错位46年，其它何其相似乃尔。
然而，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司马晋朝，实行封王政治，推崇门阀治国，举国之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封王无约束，君昏内讧起。除去灭吴前的16年，再除去“八王之乱”的16年，国家真正的一统，也就是仅仅10余年，便在自掘坟墓的“八王之乱”中迅速衰亡，走向覆灭。综观短命的晋国，初始，封有国姓王27个。其中，权力大、势力强，较受朝廷信任，委以重权者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齐王司马冏、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八位王。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惠帝本是一个没有常人之智的白痴，而皇后贾氏，却是一个手段歹毒、又有政治野心的人。武帝初死，其岳丈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趁新帝之乏智昏聩，外戚势力把持了朝政大权。皇后贾氏与杨太后父女不和，便联络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司马玮，在汝南王司马亮的参与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诛杀杨骏及其党羽，灭杨骏三族，屠数千之众。狡诈的贾后利用楚王灭掉与自己争权夺利的杨氏外戚势力后，又借惠帝之诏，斥责楚王司马玮，擅杀朝臣，图谋不轨，除掉楚王和楚王的支持者汝南王司马亮。如是，朝廷一切大权尽落贾后“彀中”。惠帝虽庸，太子司马遹却聪明而刚猛，太子司马遹虽非贾后亲生，却由贾后从小带大。贾后及其党羽畏恐将来太子继位，对其不利，又先废太子为庶人，继而将其杀害。为了政权，仅仅一个“畏恐”，便大开杀戒，除之而后快，何其毒也。贾后之党的所作所为，又给了早觊觎帝位的赵王司马伦机会。时司马伦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兵镇关中。他以“为太子报仇”为号召，起兵问罪，杀掉贾后，灭其同伙，拥兵自重，先自封为国相，后废惠帝，自立为皇帝。于是，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联合起兵，组成联盟，伐罪洛阳，讨剿伪帝司马伦。司马伦孤木难撑，被“三王”之兵所杀，齐王冏迎惠帝复位，亲掌朝政于一旦。不久，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以齐王冏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为罪名，联合长沙王司马乂，攻杀司马冏。之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又与长沙王乂，不和混战。长沙王乂约东海王越，共守洛阳，抵御颙、颖。四王分为两个阵营，混战多日，终因防守洛阳的阵营，内讧骤起，东海王越捕长沙王乂，献洛阳城，降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如此“八王之乱”，兄杀弟，弟弑兄，侄杀叔，时而联合，时而互攻，自相残杀，末了连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也死于非命。混战16年后，从汝南王司马亮到东海王司马越，七王一后被杀，只剩东海王司马越“孤果仅存”。
在“八王之乱”中，皇权坠落，天下大乱，人祸不息，天灾又起。王朝分崩离析，难民流民遍野。史载，关中人口十万余流入汉川，河东数万家流入河南，益州数万众流入荆湘……刘琨上书他在并州目睹：“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哀鸿遍天下，暴乱潜其中。只要一人振臂，便会万众呼应。终于，李特所率的流民暴动，突发益州（今四川）。紧接其后，王弥在青、徐，张昌在江、汉，王如在豫、荆，杜弢在荆、湘，……全国性难民暴乱，此起彼伏。“八王之乱”带来了“游民暴乱”，引发了匈奴、鲜卑、羌、羯、氐，五个民族的反叛，一场史称“五胡乱华”的风暴，就从并州所辖的“西河郡”，由东汉末年内迁的匈奴左国部刮起，席卷北中国大地，最终宣判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率先发难的是汉化的匈奴人刘渊。刘渊是匈奴贵族，字元海，是呼韩邪单于的后裔。其祖父於扶罗是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时南匈奴已内附东汉，南单于命其子於扶罗率匈奴兵援汉，镇压黄巾军。但是，羌渠自己却在匈奴内讧中被人所杀。黄巾军被镇压后，於扶罗有国难奔，有家难归，遂留在汉地，自立为单于，再竖南匈奴大旗。刘渊的父亲，於扶罗单于的儿子，被汉皇赐姓刘，取名豹，为南匈奴的左贤王。在镇压黄巾军中壮大的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后，为集中精力消灭孙权、刘备，便用政治手段，将内附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准其内迁，把他们作为防御北匈奴南侵的北陲戍边之伍。据《晋书·北狄传》载：
建安中，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
这五部内迁匈奴，除南部都尉所率之三千余落（落即户），驻蒲子县，属河东郡，距太原较远外，其它四部，都分布在汾河中游的太原国周边。这五部匈奴以左国部最强大，内迁后发展也最迅速。当年五部的总首领刘豹左贤王，就驻跸于左国部，屯于今离石的左国城大本营。
“八王之乱”时，匈奴五部首领刘豹已逝。操控西晋大权的成都王司马颖为借匈奴力量打击异己，便封刘豹之子刘渊为北单于。其实早在此之前，刘渊已有晋惠帝所封的“五部大都尉”之职，统领全部内迁匈奴。刘渊乘司马颖拉拢之机，公开召集五部都尉，在左国城以助司马颖抗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口实，举起叛晋大旗。五部都尉闻之立即响应，拥戴刘渊为“大单于”。公元304年，西晋永安元年，刘渊以左国城为都（有说以离石为都），称汉王，以汉家外甥的名义，打着“复汉”的口号，举起了网罗人心的旗帜。
追述刘渊，史说他是匈奴人，其实，从汉元帝初，汉匈和亲，王昭君入胡为呼韩邪单于阏氏，南匈奴附汉后，至晋惠帝，三百五十余年间，一直生存活动于黄河河套和大青山之南。三百余年后，逮刘渊祖父於扶罗时，已基本汉化，匈奴贵族更以刘姓有汉皇血统为尊。刘渊的父亲刘豹即为刘姓取汉名，已没有匈奴名谓的影子，其母呼衍氏，虽为匈奴四大姓，但后入鲜卑。到刘渊时，已是汉、匈奴、鲜卑血脉，汇融于一。史称，年轻时的刘渊，勤奋好学，更拜西晋硕儒上党崔游为师，饱读《诗》《书》《易》三经，酷喜《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史记》《汉书》、“诸子百家”，无不综览。（参见《晋书·载记第一》）已是一个精通文学武事，地地道道汉化了的匈奴后裔。待兴兵反晋，刘渊高举“复汉”大旗，自称“汉王”，另立国号“汉”后，归附者仅汉人就达数万之众。一时间兵锋颇健，所向披靡，很快西晋并州部所辖二国四郡，半数落入其手。坐镇太原的晋并州刺史、皇族东嬴公司马腾，与刘渊几经交手，初尚有余力主动进攻，后连连败北，从无胜绩，成为太原军事史上最不值一提的军队。到后来竟然在西晋王朝对他最寄厚望的关键时刻，放弃守土，不顾百姓，惶惶如漏网之鱼，带领太原溃军“乞活”（逃跑）去了。
对此放弃责任、临阵脱逃毫无约束能力的西晋权臣东海王司马越，深知太原重镇，对国之首都洛阳性命攸关，遂命矢志报效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刘琨为并州刺史，赴任太原，重振并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