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是高难度的教学，影响质量提高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面对无穷尽的名词、概念、术语、模式、方法，常茫然无所措，不知路在何方。我也是如此，我虽在实践中探索，在追问中前行，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非议，但有些问题至今没有想清楚，也未能找到良策，一直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们相当数量的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缺乏热情，缺乏厚爱，很多学生对学语文无所谓，甚至冷淡、冷漠。语文课受到学生青睐的比较少。我们讨论时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展示时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与学生心理状态、学习状态，相差似乎不小，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些状况要不要面对？不是虚幻的、浮面的唱高调，而是脚踏实地地切实破解。今天借这个机会把自己思考又想不清楚更说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与教师，指点迷津。
一、怎样才能回归语文学科的本源
到底什么是语文的“本”语文的“源”，看法似乎是不一样的。语文究竟是什么？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学科、语文课程与其他学科、其他课程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很多专家学者讲最大的不一样：语文是工具。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它是什么工具呢？众所周知，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物理研究的对象是物质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的规律；化学离不开元素，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变化规律等，所有学科都有它各自研究的对象；唯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和人的思维、情感、品质、能力密切相关。语文是研究人的，研究人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与此同时，又不得不研究与语言文字密不可分的思维、情感、品质、能力等。语文就是人生，伴随人一辈子，这个工具与人是一体的。语言文字来自人生，而不是来自书斋。仓颉造字，“象形成文，合文成字”。几千年来，我们“象形譬喻，以象表意，含情言意”的传统与西方的语文显然不同，历史文化土壤、地域文化特点本就迥然有异。语言文字来自生活，来自人生，学生与它有天然联系，有心灵感应，应该喜欢。学生的成长、发展，内心思想情感的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人独有的，散发着人文的光辉。学生学语文，不仅应获得语用的能力，而且应享受到它所承载的精神养料吮吸的快乐。清华大学教授郑敏说得好，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张充满了感情的向人们诉说生活的脸。汉字具有独特的魅力，与生活为伴，无处不在。因而，语文教学必然是开放性的。用闭锁的画地为牢的思路搞文字的排列组合，脱离人的研究，脱离生活，语文的魅力何在？语文之美的熏陶几乎荡然无存，还讲什么“诗意的课堂”？那是一种奢侈，一种夸饰，一种美丽的想象。如何释放语文教学的活力，让学生钟爱语文，变厌为爱为乐，是必须精心破解的难题。
二、怎样才能改变语文教学母语意识淡薄的状况
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学的语言文字是母语，没有母语意识。不少教师母语意识也十分淡薄，认为语文就是教学生掌握这个工具，不断操练以应考，获得理想的分数。殊不知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之根，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的骄傲，关系到它的子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的语文教学很少有把语言文字的价值与意义、对它的认识与情感，提置到母语的层面、母语的高度、母语的亲切度来教导学生，影响学生。我们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精力都在实用的范畴里翻滚、攀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生对语文缺乏浓情厚谊也就不足为怪。情不深，意不浓，不亲近，不亲密，理解与运用的能力自然就受到影响。
历史中无数事实使我们警醒，侵略者无不重视对语言文字的掌握。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烧杀抢掠，灭绝人性。在如此疯狂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忘对语言文字的控制。上海沦陷日寇之手，中学英语课立即废除，全部改教日语，进行奴化教育。人类大灾星希特勒曾这样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入手。这是从反面敲响警钟，让我们语文教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挑的是怎样的千斤重担。母语教学是对后代的精神哺育，没有母语情结，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
我从改行教语文以来，经历了语文教学的一阵风来一阵浪，风风浪浪层出不穷，一直在非议、批评、斥责中艰难前行。作家白先勇早就深刻地指出：“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外部是非常强势的西方语言的入侵，内部是我们的认识与做法极不相同。举两个例子来说，有个阶段有专家提出，初中不要教文言文，教材应把文言文全部去除。还好没有成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句话相当流行，就是：学生学语文，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文。开讨论会时，有教师说学生对外国教材还是喜欢的。于是有专家说，那我们就不要选中国的。我当时听了很愕然，苦涩涌上心头。幸好这些都未变成现实，否则，弄得不好，是要数典忘祖的。真是圈内圈外，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实，在实践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中国语文教育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读经”到“废经”，从“大语文”到“小语文”。主要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凸显语文的“工具性”。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有语文专家认为中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读》这样的书就可以了”。安徽师大中文系陈文忠教授说，“语文之‘文’，文字、文学、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既源于民族传统，又扎根于民族传统，百年来的反传统教育，掏空了中国人的心”。回顾历史，众多问题值得探讨。读胡适的文章，可知他的全盘否定。梁启超就不一样，最早他很西化，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五四”运动爆发，梁启超正好在欧洲考察，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在列强分赃不均。经过仔细比较，他知道不能再学帝国主义制度，因而回国后鼓吹本位文化。他指出，当今世界有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两个并行不悖的文化体系，各有优点，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当然须取舍；反传统的有正确的，有欠妥的，也应辨别，改进，发展，不能一成不变。“历史从我开始”，大概是对人类智慧史的误解。语文教学坚持中国立场十分重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应邀赴香港参加一个中国语文国际研讨会，有些老先生对大陆的文化、语文教学很向往，那时香港还未回归。但就在那个大会上，有个知名大学的教授讲香港要学什么普通话啊，香港自己有自己的国语。我十分震惊，由此更意识到母语的统一与传承具有多么非凡的意义。而今，多元经济并存，多元价值并存，多样文化并存，宣传，炒作，交错，交融，对于缺乏生活经历与文化判断力的中学生而言，常是非不分，良莠混淆，甚至错把腐朽当神奇。更为现实的是，“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的论调传播，搅乱了学生的思想。思想上的殖民对学生学习母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造成学生对语文漠然、无所谓乃至厌倦。我曾经随机问过不少学生，他们学语文与学外语有什么不一样，回答是：“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工具吗？”“你这人太落后了，学外语，将来有用得多，获利也多得多。”唉，这个工具不及那个工具，外语工具能带来更多利益。我联想到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的，他曾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理性。现代人采用了一种新的理性标准，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终极目的。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采用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要知道，母语是你爹妈给的，是你的精神家园。如果学的人和教的人都缺乏母语意识，怎么可能对我们的语言文字有骨肉亲情？此次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强调了语文课程的母语性，这是非常必要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举措；明确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祖国语文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培养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增进对祖国语文的美感体验，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独特的美，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等，这彰显了我们语文的母语性，它不是一般性的工具，不是可此可彼，而是民族精神之根，寓含着爱国主义之魂。期盼这个课改理念上的突破在教学实践中能落实到位，培养莘莘学子对祖国语言文字、对自己的母语的骨肉亲情。由此我又联想到数次难以挥去的记忆。在普通话大型培训班上，少数民族老师多次对我说：我们教普通话，教汉语，困难很多，如果叫国语、国文，要容易得多。我无言答对，但这个问题多么令人深思。什么叫母语？该不该有明显的标志，放眼看看世界吧！
三、怎样少用柳叶刀解剖，维护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和实践性
语文是语言文字形式与它的内涵高度融合的统一体，无法分割。但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柳叶刀来解剖、割离，为的是科学化、线性化。引进标准化试题，更是只见局部、细部，不见整体，“文”没有了，碎片化到极致。在教学实践中，以往我们就经历过这不能做那也不行的茫然。比如，语文课不能上成政治课，也不能上成文学课。前者还清楚，后者就糊涂了，文学作品怎么教呢？只能上成语文课。什么叫语文课呢？教语言文字。小说不能教成小说，要当记叙文教，讲记叙文几个因素，学会读写记叙文就行。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定位在“以资官私实用”“止贵明通”。显然，关键词是“实用”，通过训练，达到“明通”的目的。一百多年前明文规定，写清楚了，似乎照办就行。“止贵明通”，语言文字的实用功能当然重要，但语言文字承载着人类全部的精神财富，人文的，科学的，任何经典，任何美文佳作，都是语言文字形式与思想情感内涵的有机统一体，教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在教文明，也在以文化人。语文的综合性绝不只是指听、读、说、写的能力，也不只是指语法、修辞、逻辑、文学常识，它的目标、功能同样是综合性的。学生在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思维、思想、情感、认知、意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获得培养。因此，语文教学既有实用功能，也有认识功能、思维功能、发展功能、教育功能，它是综合性的，不能用柳叶刀割成一块一块。正好像人干活不是只用一种细胞，发挥一种功能，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要发挥多种功能。几十年来，除了政治思潮干扰、折腾之外，我们的语文基本上以西方语言规则、科学化观点为指导，走了一条欧化的路。以西方一套套理论来丈量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语文，因而，我们总是处在被改造的落后位置。我这样说，并非拒绝向外国学习，但必须弄明白，本土文化是传承，外来文化是借鉴，错位了，自己也就丢失了。早在上个世纪建筑大师贝聿铭就对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物理学家吴健雄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是有世界眼光的。显然，正确的态度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西方的东西多得很，好的应该拿来为我所用，滋养自己而不是作为“令箭”，照搬照抄，更不是以“科学化”为标尺改造中国语文。语文教学要讲究科学，这绝对没有错。什么叫科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合乎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西方语言规则是否都科学，那么多的派别，又怎样“化”，怎样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亦步亦趋？学习外国，究竟学什么，有来自山寨的东西也宣传得不得了。说得不好听点，我们既不深入了解自己，不知道学习祖国语言文字有多少精神财富，也不了解西方文化、西方屈折文字学习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误判、误跟恐怕就难以避免。而今，修订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是一个整体，希望不要再用柳叶刀把它割成一块一块，择自己喜欢的做文章而舍弃其他。“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设计，大大加强了学生进行语文实践的力度，希望不要被肢解。总之，中国语文教学要有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不能总是点洋蜡烛。认清自己，树立自信，博采众长，才能走得更远。
我没有福分教最优秀的学生，但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贝、家庭的宝贝，我把他们当宝贝一样地教。在教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撒播做人的良种，培养他们成为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服务祖国，服务人民。我深知，什么都没有比精神残废更可怕，因为没有假肢可接。我没有高大上的语文教育理论，只是尽一名基层教师的本分，传道，授业，与学生一起解惑，一起享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浸润感染，享受咀嚼、赏析母语神韵的快乐。
人已垂老，但仍满怀梦想，憧憬新时代重树母语教育的尊严，憧憬从哲学高度、历史文化高度、汉语言文字特性高度及时代需求高度，研究大量语文实践中的正反经验，创建中国语文教育学，并放到教学实践中检验，改进，提升。以理论指导实践，心中有底气，就不会听凭他人说短长，浮游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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