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说：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看左传，会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从鲁隐公二年的“得而不居，灭而为恶”到鲁僖公元年的“尊王攘夷，存亡继绝”，春秋生态系统的主基调已经形成，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是从鲁庄公三十二年的“四夷为功，中国则否”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大争天下”，华夏族生命力的核心也已经形成，即：“家天下，大一统”。
今天说一说第一个结论，即：在鲁隐公二年到鲁僖公元年的60年间，春秋生态系统到底发生了那些变化？从“八百诸侯”到“春秋五霸”，在他们互相影响、互相争斗、互相兼并、互相消亡的过程中最终进化出了什么样的“顶级族群”（春秋霸主）？
“得而不居，灭而为恶”：《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二年，莒国人攻入向国，军队侵入他国国都，后撤出，不占为己有，此为“得而不居”。而无骇领兵攻入极国，却灭亡了极国。这是《春秋》中第一起灭国事件，故假托为灭国之始，表明灭国者当诛，此为“灭而为恶”。
“尊王攘夷，存亡继绝”：《公羊传》记载，鲁僖公元年，齐国带领各国军队赶走狄人、救援邢国，而此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的，有能力救援则救援，此为“尊王攘夷”。邢为狄所灭，齐桓公等诸侯在陈仪筑城，使其复国，此为“存亡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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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的时代：均衡即死亡的疑惑
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多变的降雨量是沙漠存续的关键。每年降雨的情况稍有不同，才能使每个物种略微脱离平衡态。如果降雨量变幻多端，那么物种的混合群落就会增加两到三个数量级。反之，如果相对于每年的气温循环周期，降雨量保持不变的话，美丽的沙漠生态将几乎总是向着单一乏味溃缩。”
今天所述说的“60年”是从无序到有序的春秋第一阶段，它的表现是“礼崩乐坏”，而更深层次的解读用生态系统中的说法是“均衡即死亡”，即：众多中、小诸侯正趋向不变的均衡，形成超级大国。换一种说法，正是紊乱和多变真正给春秋时期赋予了丰富的色彩。
作为一个整体，为了寻求整个春秋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流动”变成了常态。各个诸侯发展并不同步，而正因如此，整个春秋时期内各种意识、各种行为都较为丰富，如果战争毁灭了一个地方的诸侯，处在另一发展阶段的诸侯可以输出人力、财力去帮助它重建。比如：《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年春周历正月，在楚丘筑城。而这一行为正是诸侯为被狄所灭的卫国重建的过程。
“均衡态不仅意味着死亡，它本身就是死亡状态。”春秋时期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本应在周王朝统治下不断推进的国家机器却变成了由诸侯代周天子行令的新执政范式。戎人代表的杂乱，中原诸侯代表的进化，楚国代表的松散，成为了新的生态群体，且每两个不同群落交接的区域总是造成剧烈的冲突与变化。
但是可喜可贺的是：就像沙漠生态系统一样，春秋虽看似无序，但在周王朝内，诸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不但没有摧毁“周礼”反而还产生了“新生态”之类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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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生态系统：恒久流变的不稳定性
假设说春秋时期的整体发展是建立在“不均衡”（恒久流变）的基础之上，那么不稳定性可能就是引起类似中原齐国、南方楚国、北方戎狄等多种执政范式丰富多彩起来的原因。从中也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不稳定的诸侯实力是多样性产生的根源，二是春秋前期的整体氛围并不趋向精致的平衡。
中原范式，核心是“尊王攘夷”，表现是一种有序的进化。类似鲁僖公元年齐国带领宋国、曹国的军队救援邢国的行为，就是一种“存亡继绝”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又因为“天子、方伯无能为力”和“诸侯自发自救”的环境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执政范式—诸侯称霸和尊王攘夷。
楚国范式，核心是“强力兼并”，表现是一种松散的连接。不论是在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楚国都是兼并诸侯国最多的国家，但它又是最容易“崩溃”的大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采用的是一种非常松散的执政范式，即：众多新纳入的小诸侯造成了管理复杂度和管理层级不断增大，一有外部破坏带来的影响就会使得互相作用的国家机构网越不稳定。比如：《左传》鲁庄公十八年记载，“当初，楚武王攻克权国，派斗缗为权地的县尹。斗缗占据权地叛变楚国，楚国包围权地杀死了斗缗。把权地的百姓迁到那处，改派阎敖治理这个地方。等到文王即位，楚军和巴国人一起攻打申国而惊扰巴军。巴国人背叛楚国，进攻那处，将之占领，接着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阎敖游过涌湖逃走。楚文王把他杀死，他的族人起而作乱。冬，巴国人乘乱攻打楚国。”
戎狄范式，核心是“杂乱随机”，表现是一种原始的文化。虽然在春秋战国期间被中原文明围剿了几百年，但一直未能消除“戎狄之患”。因为虽然北方戎狄那种“单猎物-单资源的执政范式”很简单，但稳定性却很高，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反而一直延续了下去，甚至一度还成为了中原文明的最大威胁！在春秋时期，它的体现方式有两种，一是严重的入侵，比如：《左传》记载，鲁桓公六年，北戎进攻齐国，齐国派人到郑国求援。郑国的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六月，大败戎军，俘虏了它的两个主帅大良、少良，斩杀带甲戎军三百人，将其首级献给齐国。二是随机的事件，比如：鲁庄公三十二年狄人攻打邢国、鲁闵公二年狄人攻入卫国等等。
纵观中原、楚国、戎人三种生态系统，越是复杂越有可能不稳定。当政治系统的复杂度“进化”到某一个临界点时，整个国家好像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就突然消失或降低了一样。但从生态系统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中原、楚国、戎人三种生态系统演替达到顶极期时，多个族群间的相互需求漂亮地合拍，使华夏文明这个整体很难遭到破坏。
春秋短短几百年时光（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时期，史称“春秋时期”），那数百个诸侯就完全消失了，虽然他们都曾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消失的诸侯国，他们之间的兼容并蓄产生了持久的、稳定的国家雏形，这种整体性变成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像曹国、邢国、阳国这样无论是实力还是话语权都无足轻重的小国，它在春秋生态系统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若从系统里去掉他们，那么也就不会有“华夏文明”这个整体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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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霸主的形成：华夏超有机体的进化
春秋时期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思想和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都是一种族群的协力行为，它产生由整个群体控制表达的种种现象。就像鸟群不是一只大鸟，它们是另一种有机体。“八百诸侯”重新组合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展现出了一个有自己独特行为方式的超有机体。之后类似“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样的“超级大国”就是在春秋生态系统中产生的超有机体。这些超级大国能够可靠的延续自己的文明，并在整个华夏大地上不断的传播。
中原文明最终怎么变成了一个超有机体，又为何能超越其他执政范式而执华夏文明之牛耳呢？
第一，华夏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边界是明确的，我们自有其范式。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我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族群上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身份标签。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时期的种群和文化都渗透到我们的基因中去。这大约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保持灵活、独立和自由的源动力吧！
第二，“得而不居”，我们华夏族崇尚“融合共生，天下大同”，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兼并其他文明，比如：战国时代还有许多小的诸侯国一直存活到了最后。换句话说，我们能接受那些“未达到顶极群落状态的中间级物种混合群落”，比如：北方戎狄。
第三，相比于南方楚国和北方戎狄的国家执政范式，中原文明最先进化出了紧密连接的国家系统。这种行为非常类似于数学计算，甚或思维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理智的”。这种“强力束缚”的进程凝聚了春秋时期中原文明的全部力量，使得华夏超有机体从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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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生态系统的形成只是第一步，还有另一个让人激动的话题，即：从春秋战国到现代中国，华夏族群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劲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源动力在哪里？它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呢？看来，只有去春秋后半段中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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