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途中，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先头部队于5月24日晚占领了大渡河甫岸的安顺场门。5月25日，杨得志的红一团选派敢死队抢渡成功。但由于水深流急，缺少渡河工具，大部队迅速过渡已不可能。乃决定留少许部队在安顺场继续渡河，主力则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亦沿左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于5月29日晨占领了沪定桥大渡河右岸桥头。是日下午4时，红一军团的红四团选派敢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行越过铁索桥，攻占了左岸桥头堡.并就势攻入沪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随即进至稚安，攻占天全，于6月8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占领芦山、宝兴县城。部队准备过雪山，这一带气侯寒冷，前一段因天气暖和，我把皮大衣丢掉了，感到非常后悔。这时还有人为了轻装，要丢掉皮大衣，我力劝他们不要丢，过雪山时用得着。
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上去并不算高，海拔不过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每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当地居民对我们讲，这山顶上有神灵，爬山时不能说话，更忌讳高声呼叫云云。由于我们刚刚进入藏民区，吃的东西还算充裕，体力消耗还不太大。所以在过夹金山时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翻过夹金山之后，就完全是藏民区了。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在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攻占懋功(今小金)。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先头部队在达雅附近地区胜利会师。至16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而且装备不整人疲马乏，个个破衣烂衫，红四方面军见到这种情形，不免大失所望。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兵力有八九万，人强马壮枪多。由此张国焘便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继续执行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却力主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据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却出尔反尔，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中央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兼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的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实行统一指挥。但是，张国焘继续阻挠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的实施，使红军失去了北出松潘的有利时机，而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博古当面批评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无组织无纪律。但张国焘对此根本听不进去。
两河口会议之后，我们又翻过一座雪山，到达卓克基。卓克基是藏民区的一座较大的镇子，镇子上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却找不见一个老百姓。藏民全跑光了。部队在卓克基未作停留，继续北上，经过梭磨，又翻越了一座雪山，进至黑水、芦花地区。部队在这一带一方面搞粮食一方面打通芦花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通道，以便红四方面军顺利通过。
黑水、芦花地区藏民居住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三层小楼，楼下养牲畜，中间一层住人，顶层摆设经堂。藏民纷纷躲到深山密林之中、偶尔还朝我们打冷枪，放冷箭。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位藏民，通过翻译同他谈话，并招待他吃饭。我再三向他讲道理解释红军的性质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试图打消他的对立情绪，请他帮助红军筹集粮食以便过境但是，我费了许多口舌，他就是不通，回答只有两句话“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只有打！”
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我们设法弄到一批青棵，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掉，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上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棵粒炒干了吃。这时候我已经由侦察科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长是彭绍辉，吴信泉任特派员。如果抓紧备足干粮，迅速北上过草地，大家的体力还可以坚持，过草地时就不致于那样艰难。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我们在这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时间，食物吃尽，体力拖垮，吃了炒青棵，再喝雪水，很难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大好的人，吃下去之后，又原样排泄出来。因此，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3月初旬，我们才离开黑水、芦花，又翻过了一座较大的雪山，名叫沙窝山。这座雪山与夹金山差不多，山势也不算陡，可就是爬不动，因为大家的体力已相当衰弱，只能勉强挣扎着往上爬。每爬行一步.都相当吃力。谁要是放任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尽量不停留下来。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没能坚持住，倒在路旁。一停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倒在一旁的人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死亡相继，惨不忍睹。.
翻过沙窝山，就进入毛儿盖。为了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8月初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张国煮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继续经草地北上。但张国焘仍百般加以抵制。中央乃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兵分两路北上。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红一、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即红五、红九军团)为左路军。中央随右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巴西、班佑地区前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南下卓克基再向阿坝地区前进。中央作了这样处置，是煞费苦心的。如果不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路北上，红四方面军就可能会被张国燕全部带上错误的道路，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我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走在最前边，红一、红三军团的部队和中央机关随后跟进。在草地里大约共走了个把星期的时间，真是艰苦异常。茫茫草地，一望无垠，遍是水草沼泽，人迹罕至。在草地里行军，不仅格外费气力，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愈陷愈深，人马俱没草地里的。气侯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暴雨倾盆。休息时，只能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当时有一块油布用树枝架起来遮遮风雨就算是极好的条件了。
进草地的起初几天，吃一把炒青稞，喝一口冷水，还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食物断绝，只能靠野菜充饥。再后来野菜也难得吃上，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置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记得有一天晚上休息时.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口，用树枝架起的一块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我们只好在暴雨淋浇之下过了一夜。还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一条河，又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为革命英勇捐躯。
部队好不容易挣扎着出了草地，进入阿西、巴西地区，才找到了吃的东西。但当地藏民悉数跑光，到处找不见一个人。8月29日徐向前率部在包座与敌人打了一仗，全歼企图堵截我军之敌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并攻占了上下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
张国焘却无理地要求中央及右路军退返草地，回到他所在的阿坝地区。中央急电张国焘速率左路军出阿坝向右路军靠拢，以便继续北上，并告诫他左路军滞留阿坝地区将有危险。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地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提出红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当时还传闻张国焘密令在右路军的陈昌浩扣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胁迫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携带陕甘地图，脱离前敌指挥部，向毛泽东及党中央作了报告。
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彭德怀曾主张先发制人，扣留陈昌浩作为人质，以逼使张国焘就范。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乃决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陈昌浩听到下面报告，询问是否应派红四方面军部队去追击时，遭到徐向前的坚决抵制。徐向前义正词严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
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军大学校长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要红军大学的学员回头南下，脱离右路军。学员中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有人主张随中央一起北上，有人主张南下去寻找红四方面军部队。当时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中央和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并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我见李特鼓动红大学员南返，就劝说他们要跟随中央北上.说明南下没有出路。但李特根本不听，执意要带领红大学员南下，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赶来进行劝阻彭德怀指着李特的鼻子大骂他是反革命，并气愤地说要枪毙李特云云。
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非常镇静从容，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再跟上。”在形势非常严重困难的情况厂毛泽东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对张国焘始终采取说眼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并做到以诚相待，仁至义尽，以求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
我们在川甘边界翻越了最后一座雪山，到达拉界。部队在拉界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坐在一起，摆弄着一张地图，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最后确定部队沿白龙江前进，红一军团在前，红三军团殿后，次第进到俄界。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该决定指出，张国焘公开违背中央的指令，分裂红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中央同时还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川西南，企图在川康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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