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或教导队，为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全国的政治形势正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历史大转折关头，无论军队、地方，都急需大量干部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所以，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原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红大”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开学，第一期有一千零六十三名学员；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红军西征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为我们党发动全国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年十二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全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已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中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陆续奔向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
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月二十日举行抗大第二期（“红大”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红二十六军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编为陕甘宁警备团。有一天，我从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在谈话时，我看张际春主任和蔼可亲，对人诚恳热情，便将自己蕴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向他吐露说：“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曾经向彭老总提出过要求，但每一次彭老总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还进学校干什么？其实我才高小毕业，虽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并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算什么知识分子呢？所以很想到抗大去学习。”张际春主任很支持我的要求，当天下午便带我去见毛泽东主席。
我跟张主任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正在临窗的办公桌前伏案审阅文件。毛主席招呼我们坐定后，张主任说明来意，我怕耽误主席的时间就开门见山地对主席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
毛主席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口音亲切地对我说：“你要求学习是个好事嘛。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好了可以更好地工作。我同意！”说罢，便从案头上拿出一张便笺，提起毛笔写了一张便条给罗瑞卿同志，介绍我到抗大学习。
我匆匆返回宜川交代好工作，马上赶到延安，把毛主席写的介绍信亲手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告诉我说：“抗大第二期已经学习了半年，即将毕业，现在第三期正在招生，有的学员已陆续来报到，你就编到二大队第四队吧！二大队是个政治队，四队是高干队，队里大多是军、师一级的政治干部，现在报到的人还不多，你先去队里，帮忙做一些接收新生的工作吧！”我很愉快地来到第四队帮助做新生的入学登记工作。不几天，“七七事变”发生，八月一日，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先后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第三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可是，开学后我只学习了三周，又参加挖窑洞劳动三周，因工作需要，我即调任第五队队长兼政治教员，边学习边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与日俱增。正如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所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先后开办了第三、四、五期，学员数量也从第二期的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第五期的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学员数），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是抗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了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便于为前线部队培训干部和就近吸收敌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入学，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吸取前线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抗大总校派出第五期的一部分教职学员挺进敌后，分赴晋东南、晋察冀根据地，建立第一、二分校。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除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第三分校外，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多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挺进敌后。当时因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总校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晋察冀根据地，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休整两个月后，才继续向晋东南根据地挺进，于一九四○年二月抵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继续办学。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三年，从一九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先后开办了第六、七、八期，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干部。敌后办学虽然能使教学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但由于经常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学校的流动性很大，仅校部就大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黎城县霞庄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根据当时形势，只有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才能坚持教学。在此期间，先后取得了一九四○年十月的洪岭战斗、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反“扫荡”战斗和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抗大总校在敌后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抗大总校率第八期部分教职学员返回陕甘宁边区，在环境比较安定的绥德地区继续办学。总校奉命除留下部分教职学员在太行山区重新组建第六分校，提前毕业部分学员就地分配工作，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外，率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行程一千多公里，于三月上旬抵达绥德，与原抗大第三分校（一九四一年改称军事学院）和第二、七分校上干队合并，进行教育训练并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和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学员六千多人全部毕业，大部分学员当即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一战。九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时九年多的抗大总校完成了它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结束。
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创办抗大总校期间，为了培养大量干部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的七年间，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和五所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使抗大之花开遍各抗日根据地。这十二所抗大分校是：
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山西省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古城、冈上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一分校；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二分校；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组建的抗大第三分校；一九四○年三月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家集创办的抗大第四分校；一九四○年十一月在江苏省盐城县创办的抗大第五分校；一九四○年十一月底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创办的抗大第六分校；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安徽省天长县张乡铺创办的抗大第八分校；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江苏省南通县海复镇创办的抗大第九分校；
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区创办的抗大第十分校（一九四五年春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省无为县团山里创办了一所抗大分校，也称抗大第十分校）；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山西省阳城、沁水一带由抗大总校太岳大队扩建的抗大太岳分校；一九四五年春在河北省涉县由抗大第六分校太行大队扩建的抗大太行分校。五所陆军中学是：一九四二年初抗大总校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创办的抗大总校附属陆军中学；一九四二年二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唐县阎庄和灵寿县大夫庄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九四二年春抗大总校太岳大队在山西省沁源县创办的大岳陆学中学；一九四二年六月抗大第七分校在山西省兴县地区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附属陆军中学；
一九四二年八月抗大第一分校在河南省濮阳县琉璃井村创办的抗大第一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一九四三年，除第一分校陆军中学外，其余四所陆军中学和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学员都奉中央军委之命，先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合并于总校和第七分校继续深造。上述这些分校和中学除第三分校在延安外，都是在敌后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有的还一面劳动，生产自给，取得许多反“扫荡”、反磨擦战斗的胜利，把抗大的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传播到全国各地。
我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六年，曾任抗大总校队长兼教员，组织科长、干部科长、组织部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对抗大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刻体会到抗大的确是一座革命熔炉。抗大坚持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总结出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培养出十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特别是培养了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干部。
几十年来，他们战斗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与军队的建设事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大的伟大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国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史册，彪炳千秋。
在抗大精神的激励下，我曾于一九八五年三月撰写出版了记述抗大的光荣斗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革命熔炉》一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为纪念抗大建校五十周年，《革命熔炉》又作了一些修改，再版发行，受到抗大校友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因为抗大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我的卧亿录中不能不再作一次简要的回顾，冀望抗大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