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位于川藏之间，面积53万多平方公里，分为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地区，它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省份。
西康省从1939年建立到1955年撤销，在历史上仅存在了16年的时间。纵观西康建省前后的经历，多少故事鲜为人知。清末以前，'西康'曾被称作'川边”或“炉边'，后来还有许多叫法。
1925年2月7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发布命令，改川边镇守使为西康屯垦使。这标志着“西康”经当时执政府批准，正式成为行政区域名称。
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立边务处，在康定设临时政务处、财务统筹处，分理民财事务。
刘文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之弟，四川军阀，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势力，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
刘文辉占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刘湘占据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
1928年9月5日，国民党第一百五十三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将西康与绥远、察哈尔、热河、青海、宁夏等特别行政区改为行省，着即迅速规划，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
这是西康行政区正式列入行省级别之始。
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争霸四川的军阀战争中遭到失败，撤退到雅安一带，占据四川的宁、雅两区和西康地区，以此作为自己的防区。
第二年，刘湘出任四川省主席。他为了取得对四川的实际控制权，决定打破防区制，下令四川军阀交出防区以统一行政。
各军阀慑于刘湘有蒋介石的支持，不得不交出各自的防区。刘文辉被迫将宁、雅两区交出，只剩下西康一隅。
出于发展自身势力，摆脱困境的需要，他开始积极向国民政府谋求西康建省，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1935年2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将西康地区改为行省，并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1939年，刘文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没想到刚正式获任才几天，偏僻穷困得西康就被野心勃勃的蒋介石看上了。
实力派联合反对蒋介石控制
20世纪30年代末，强大起来的西康省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为了能将西康据为己有，他几次三番地使用各种伎俩想要整垮刘文辉，却又被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一应对。
1938年1月，刘湘因病去世于武汉。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召开会议，谋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完全控制四川。
蒋当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理由是司令长官既死，该战区自当裁撤。
仅隔一天，他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亦准备撤销。
消息传来，引起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级幕僚张斯可立即找刘文辉驻蓉代表段升阶，要刘文辉从雅安快速赶到成都来筹商对策。
当时邓锡侯尚在前线抗战，刘文辉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
他们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蒋介石的，那么川康的军阀们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同时，他们还估计到，当时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介石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他们一致反对，蒋就没有办法。
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川主政。
因四川实力派联合抵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了让步，但仍向刘湘的部下讨价还价：
一面答应保留绥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人员的条件下，派张群独自一人来接任省主席。
刘湘部下和刘文辉很快认识到这是蒋介石的诱鱼上钩计划，只要张群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于是仍然决定不为此作出让步。
蒋介石自知计划被识破，便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一人暂代省主席。
刘文辉等人首先推选的是刘湘最忠实的将领潘文华，当时他正出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潘接到这个消息，却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拒绝了刘文辉等人的邀请。
与此同时，四川军阀王缵绪垂涎省主席宝座，立即出来四处活动，拉拢各方支持他出任四川省主席。
他暗中与刘文辉进行政治交易，以刘支持王任四川省主席为条件，王同意在地域属县和财政上支持西康建省。
刘文辉趁势提高价码，要划川边21个县归西康。王缵绪只答应将四川的宁、雅两区划归西康管辖。
刘文辉在刘湘那里没有得到的，在王缵绪这里得到了，于是见好就收，表示同意。
王缵绪
此时，蒋介石迫于日寇要灭亡中国的严峻形势，急需促成西康建省，发挥对四川、重庆的后卫作用，稳定“陪都”大后方。
因此，他也有意拉拢刘文辉，安抚王缵绪，避免川康方面联合起来与他作对。遂对刘、王二人商定的财政补助和划地方案点头赞成。
1938年4月，蒋介石电召刘文辉赴汉口，商谈西康从速建省问题，对刘文辉的请求，均作原则上的确定，随即着刘文辉与有关部门分别商洽，予以落实。
自此，蒋介石与刘文辉的矛盾由明争转为暗斗。
新上任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唯利是图，反复无常，刘文辉等人以为，将省主席职位给他，可以使得他安心地帮助他们办事。
可哪知道，王一上任就被蒋介石收买，不仅处处与刘文辉等人作对，还将他们的一些反蒋内幕通通向蒋告密。
刘文辉等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发动了手下的几个师长，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电报，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要蒋撤去其省主席一职。
不仅如此，这些师长还在发出电报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成都，剑拔弩张，准备动武。
此时正处在全国抗战攻势的关键时期，前方的战斗异常艰苦和激烈。在这种局面下，王缵绪为避免后方的内乱，主动提出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愿率部队出川抗战。
于是，四川省主席一职又空缺了下来。趁此机会，蒋介石再次向刘文辉等人提出，要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命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第二年，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却利用川军将领大部分出川抗战的机会，迅速安排心腹张群接任。
张本来就是蒋的心腹，因此便很快控制了驻守在四川地区的刘湘部下，而西康省却由于刘文辉的反控制，成为蒋介石难以插手的省份。
这样一来，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旧恨未消，又添了新怨。
1939年，蒋介石的“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计谋被刘文辉识破后，他又派出其走卒曾鲁出任雅安团管区司令，企图控制住在那里的刘文辉。
民国时期的雅安
曾鲁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前往雅安任职，并快速地勾结雅属各县的土匪恶霸，由蒋介石给钱，成立了新兵第一补训处。
很快，这个新兵补训处就引起了刘文辉的注意，他立即授意属下毛国茂去摆平这件事。
于是，毛国茂派出便衣队在一天深夜，将补训处的武器全部抢走。事后，刘文辉对外宣称说：“补训处军纪不严，让老百姓就把它解除武装了。”
不过，曾鲁对于这次警告并不十分在意，他继续用蒋介石给他的钱大肆招兵买马。仅半年的时间，曾鲁的这个新兵补训处就已经凑成了两个团的人马。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文辉看清了自己的危急局势，他认为“细石头可以打烂大锅子”。
便趁其尚未发给武器时，采取“先斩后奏”，以曾鲁违反“兵役法”规定，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为由予以解散，后呈报中央，请其“察照备案”。
蒋介石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乃电复“准如所请”，并把曾鲁调走了。
为了控制西康，1942年，蒋介石又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出兵讨伐，另派中央军的两个师进康接防。
实际上，蒋介石是想借西藏问题图谋获取西康，要把刘文辉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而以他的嫡系部队来控制西康。
刘文辉当即识破了蒋介石的奸计。他将计就计，慨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并拟订了一个对藏的军事计划，提出了对藏用兵的三易三难。
同时开了一个账单，向蒋介石要枪械、装备、经费、物资等，还要求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等。
蒋介石生怕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就只好将此事搁了下来。
刘文辉为此和蒋纠缠了大半年，最后由何应钦出面，说“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对藏用兵暂缓进行”，此事才收场。于是，蒋介石的阴谋就再一次宣告破产了。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来一计。1942年，蒋介石在西康设立了一个经济检查处，以军统大特务罗国熹任处长。名为经济检查，实际上是布置军统力量，要把西康置于其控制之下。
幸好西康军警力量此时都为刘文辉所掌握，罗国熹未能直接控制武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
因此，两年过去了，西康地方秩序仍然正常，一些进步人士在雅安自由来去，特务们也不敢加以迫害。
蒋介石看见自己的计划再次失败，便于1944年初派遣中央军一个旅，由罗国熹率领进入西康。
刘文辉接到情报后，立即派两个团的兵力集结于邛崃地区，阻止其进入康境。当罗国熹的先头部队进至邛崃县以东的羊场时，刘文辉部队立即给予迎头阻击。
与此同时，刘文辉发动地方人士举行群众示威，闹得满城风雨。
当时正值日寇调集60万大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军在前线连连败退，蒋介石不敢在后方扩大事态，被迫将其部队中途撤回。
为此，西康地方秩序始终保持正常，没有变为蒋帮特务的恐怖世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用整军的幌子来消灭一切杂牌军。所谓杂牌军就是指不是蒋军的嫡系部队，这里当然也就包括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
1946年春，蒋介石让张群向刘文辉转达，要他去做中央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刘文辉当然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于是向张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做老百姓，也不愿到南京去做'一品京官'。
蒋介石见刘文辉的态度这样坚决，知道其计又不能得逞，只好就此作罢。
同年7月，蒋介石正式向刘文辉下命令，要将二十四军改为整编师。
在当时的气候下，刘文辉不好正面反对，表面上依照他的命令，把二十四军改编为整编二十四师，以副军长刘元瑄为师长，应付一下场面。
但实际上仍是原封不动，二十四军还是由刘亲自统率。而且对内对外连名义都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改编由他改编，军队由刘文辉自带之。
刘元瑄
蒋介石曾向刘元瑄发过多次命令，要他开赴前线参加内战。刘文辉这边却多次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分散不能抽调”为理由予以搪塞。
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始终没有抽调一兵一卒前去参加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
后来，蒋介石见此计不能得逞，便只得承认事实，恢复了二十四军的番号。
自1938年5月刘文辉完全统治西康省到西康解放的12年间，刘、蒋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局势错综复杂。这一切为刘文辉最后不得不选择投奔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刘文辉为了避免被蒋介石中央政府吞并，从1938年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的联系。
那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刘文辉在他成都的住所方正街会了面。
这是刘文辉同中共中央方面第一次正式接触。
当时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严峻，所以他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
从董必武等人的谈话中，刘文辉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寓所秘密会见了西康王刘文辉。
周恩来见到了这个留着小平头的西南大军阀，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寒暄过后，便转入了正题。
周恩来在谈话中给刘文辉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面对着中共中央领导，刘文辉显得异常激动，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已与中共的关系从一般联系进入实际配合阶段……希望可以建立电台，保持上层的经常性接触。”
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当即点头同意，并与刘文辉商讨了建立电台的全部细节。
同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作为中共政治联络员长住雅安，同刘文辉保持经常联系，并设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王少春到雅安后，受到刘文辉的热情接待。
王用刘文辉私人顾问张伯言的朋友身份，以避难的名义由重庆到雅安，由张伯言同王少春单线联系，如有急事临时约定时间地点由王少春直接同刘文辉面谈。
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
这样，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刘文辉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
这个电台的设置，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刘文辉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因此特意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并在这个司令部的前面安置了一个连的卫兵。
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军统特务徐远举的手下有所觉察，他们暗中从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
正在他们想要进行侦察和干扰之际，刘文辉接到报告，立即派兵没收了军统的电台。
刘文辉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活动的政训主任丁国保说：“现在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予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
徐远举
由于没有抓到任何的把柄，再加上刘文辉的警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中共电台在雅安一直工作到解放，历经8年而未遭到破坏。
成都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开始杀害革命志士，一些朋友见势不妙，都催刘文辉、邓锡侯赶快离开成都。周恩来也多次来电催刘文辉行动。
12月6日凌晨，王少春递给刘文辉一封周恩来的电报：
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这天上午，刘、邓、潘三人一同去拜会了驻在成都的阎锡山。当时正担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向三人透露：“你们到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番话，给刘文辉发出危险的讯号，也就是蒋介石不但要扣留他的家属做人质，还图谋将刘、邓本人劫持到台湾。
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龙兴寺集中宣布起义。
当天晚上，张群在事先不通知刘文辉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刘宅。
当时刘文辉正在和潘文华的总参议钟体乾谈话，座上无别人，他见一切都无异状，也就心平气和地告诉刘，明早飞昆明，一两天内就回来。
接着，他又以低沉的语调向刘文辉说：“形势是严峻的。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锡侯贯彻始终，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个人亦有办法。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
这显然是给刘一服镇静剂。而刘文辉也正想趁机从他身上揣测一下蒋的态度：
“胡宗南和王陵基两位朋友，对我和锡侯误解很深，你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你在当然无问题，你走了，看他们是否可能开玩笑?'
张群故作镇定地打包票：“哪里有这种事?决不会!用不着怀疑。”
张群走后，刘文辉意识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蒋对待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用一种人来笼络，一种人来攻击。
现在，以柔术取人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王二将出台来演“黑旋风”了，他感到这个虎穴再不可以久留。
当晚，他把母亲和妹妹秘密送到朋友家，自己和儿子悄悄住到另一个地方。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7日，刘文辉得知蒋介石已任命胡宗南亲信将领盛文担任成都卫戍总司令，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刘文辉等人出城就困难了。
上午8时，邓锡侯来到刘文辉处商量下步行动问题。9时左右，蒋介石侍从室给刘文辉打来电话通知：“委座于下午4时在北校场召见刘文辉。”
邓锡侯立即打电话回家询问，说是也得到同样的通知。
刘、邓二人马上分析形势，都感到下午去蒋介石那儿凶多吉少。斗争已到最后关头，他们决定立即离开成都出走彭县。
当天中午，刘文辉命自己的亲信避开住宅周围的蒋家宪兵、特务，携电台先走，他自己则坐下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说：
'王陵基与文辉等有隙，屡屡为难，诸事不可为，留蓉无用，只好退居乡间，不与闻党国军政要务，以便中央放手无碍。”
写好后，刘嘱咐手下到午后3时送蒋介石侍从室。他借口到北门外法国医院看病，带着两名随从乘车前往北门。远远望见城门有宪兵盘查，就下车从左侧城墙缺口翻越。
当时连续操劳的刘文辉正在生病，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两人扶掖而行，往城隍庙赶去。
邓锡侯出走前，指示九十五军副军长尽快设法把城内军部和军直部队转移到成都以北山地待命。
然后带着猎枪，带两名副官，轻车简从，坐着吉普出了北门。步行穿过城隍庙小巷，在庙后坎上佯装打猎，等候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到了崇义桥，立即把所属部队和电台、重要军用物资做了部署。
邓锡侯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起义通电的发表，事前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
刘文辉和邓锡侯到彭县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有中共同志和民革、民盟同志参加的政治小组。刘派李铁夫、李静轩二人代表参加。
政治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商讨关于起义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大家意见不统一：
一是发表通电时间。有的认为，解放军距成都尚远，敌人的军事压力很大，主张从缓。
而另一些同志又认为，刘、邓等人从成都出走，就是表示他们同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决裂，势不两立。
敌人决不会因他们尚未发表通电这一形式而放过，同时刘文辉内心还顾虑蒋帮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挑拨分化，可能引起内部猜疑发生事变，因此决定立即行动。
经过反复商量，小组成员都同意后一种主张，于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接着就商议第二个问题，电文措辞。在这之前，刘文辉恐怕临时写文章来不及，就先在成都拟好文稿带来。
当提交小组讨论时，因文内称蒋介石为贼，有的人就觉得“昨天还称蒋先生、蒋总裁，今天就叫蒋贼”，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通不过，好像自己是背叛者。
原稿的起草者刘文辉一听就急了，一拍桌子：“蒋介石这些年在四川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到了，哪里还有资格叫先生、总裁，说他是独夫民贼并不为过。”
接着，刘文辉以不容置疑地口气说：“谁要是不同意称他为蒋贼，请不要在电报上署名，趁早去找蒋总裁认错吧。”
在刘文辉地坚持下，电报最终还是将蒋介石称为蒋贼。
当时，他们在彭县拥有的电台，因为不明中共中央呼号，不能直发北京，所以造成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
当即有人提议说，可以将电文发送雅安电台转发，至此，起义通电终于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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