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柯村会议，系红十军团谭家桥战斗失利后，首次召开的重要会议。按说，应该认真仔细地总结经验教训，并研究规划红十军团的战略走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乐少华及刘英两位委员负伤，另一位委员聂鸿钧则率领红十九师行进在队伍最后，故无法召开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由于刘畴西固执己见，方志敏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内工作（决定），对于部队的事几乎无能为力。例如，对于刘畴西在途中未经军委会同意，擅自作出的将部队调整为三个师的举措，方志敏只能被动地认可。
依据仅存的史料记载推测，除了做出上文所述那五项工作外，几乎没有研究决定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没有对谭家桥战斗进行认真严肃客观的总结（依据刘英所言推测，方志敏回忆的那段“总结”应该未向下传达），加上之前在青阳银村附近遭遇战军团长刘畴西的消极避战，给整个部队的作战和士气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经过谭家桥一战，证明红七军团无论战斗力还是野战经验都远超红十军，按说刘畴西应利用在柯村停留之机，将早已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粟裕招致帐下。可刘畴西不知出自何种考虑，不排除有粟裕右手臂新伤未愈的缘故，却依然只使用红二十师（原红十军）的老班底。其时红二十师参谋长为黄埔六期生曹仰山，但他1927年加入中共后,一直秘密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后因身份暴露进入闽赣苏区，被任命为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教育长，直到红二十师北上汤口与红十九师会合之前方被任命为参谋长。
曹仰山黄埔军校毕业照（照片取自网络）
依据文献史料推测，可能由于未能召开军政委员会的缘故，方志敏又说服不了刚愎自用的刘畴西，加上方志敏毕竟不擅长军事指挥，因此只能以（迁就）军团长的意志为转移。可谭家桥一战的失利，给刘畴西带来的影响十分恶劣，此后他指挥的红十军团每况愈下，始终被动地转移、甚至消极避战。由于不断被动地败退，一路上逃兵不断，部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几乎再也没打过胜仗！
对此，方志敏痛心疾首地回忆道：“自谭家桥战后，采取右倾的避战路线，没有下决心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因一味避战，使红军不但不能得到必需的休息，而且常常走小路，爬高山，致全军过度的疲劳。”（注1）“总括的说，皖南行动的主要错误，是政治领导上的右倾，和军事指挥上的犹豫迟疑。”（注2）
其实，红十军团并非没有赢得胜利的机遇，此前在青阳银村附近遭遇敌十一路军独立旅的先头团，就是十分有利的战机。敌军这个旅是只有两个小团的新军，在由六都南下七都途中，与红十军团本队的先头营遭遇！双方立刻展开激战。
依据史料记载，与敌军遭遇的红军部队，为刚组建的红二十一师先头团（实际为营）。如前所述，该师为原红二十九师残部与红十九师第三（五十七）团合编而成，全师约有两千兵力，师长为原红五十五团团长胡天桃。如果下决心放手一搏，迅速将其他两个师投入战斗，完全可以全歼这股敌军！十分可惜的是，可能刘畴西还未从谭家桥失利的阴影走出来，竟然将这一大好战机随手放弃
其时敌旅长为毕业于陕西讲武堂的河南嵩县人阮勋，由于惧怕遭到红军的围歼，仅派了一个营前去支援。可刘畴西却只是掩护主力行进——“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打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地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终于自动退出战斗。”（注3）
对于红十军团谭家桥战斗之后的畏战、避战，参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浙保总队在作战详报中亦有明确记载。如“六、裔村溪头之役”：“自伪七军团长兼第十九师师长寻维洲（原文如此，笔者注）在谭家桥之役被击毙后，残匪即由方匪志敏和刘匪畴昔率领，举措失当，士气一蹶不振，迭经我军于汪满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创，更形狼狈，几全失其战斗能力。”（注4）
对于红十军团一路败退的具体原因，就连时任国民党军赣浙皖“剿匪”指挥官的俞济时都认为：“自寻淮洲毙命，……，军心大为涣散，战斗力量远不如前。”（注5）国民党浙保总队在签署之作战详报“六、裔村溪头之役”中的“丁、斯役可供参考之意见”中亦记叙道：“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俗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注6）
其时跟在红十军团屁股后面追击的国民党军，主要为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的补充旅及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另外还有部分浙保团部队，之前这些部队几乎全都遭到过红十九师的痛殴。可仅仅过去十数日，这支在汤口会师时军旗猎猎的雄师，突然变成一味消极避战的弱旅。由于红十军团不敢主动出击，使这些国民党军队胆子渐渐变得大了起来，就连小股地方保安部队都敢阻击或尾追红军。
据说此为红十军团汤口会师时的照片。（取自网络）
12月21日，随着国民党追击部队的迫近，红十军团离开柯村继续出发。依据普通的军事常识，本应部署一支有战斗力的作战部队在前边开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走在最前边的依然是方志敏等人。最为奇怪的是，刘畴西将军团参谋处、卫生部、政治部、保卫局等机关人员以及伙食担子等，也都塞给了行进在前边的部队。
表面上看，这支走在前边的部队共有一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团，但实际能够作战的部队不增反减！由于炮弹早已打光，临出发将迫击炮就地掩埋，炮兵连的兵员分散补充到各师。至于那两个重机枪连，同样由于子弹也早已打光，战士们只不过扛着空枪跟随行进而已。所以算来算去，能够作战的，还是只有那个步兵连。
在粟裕的协助及具体指挥下，方志敏率领这支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沿山中小道向黟县县城方向挺进。部队一路经溪口、湘口、洪砼、奕村出钓鱼岭、漳岭，再经丰口、碧山、案台、光村等地行进约五十华里，中午时分即将走出大山之际，突然在案台山、八卦鼎一带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
实际袭击红军的，只不过是国民党黟县别动队而已，他们仗着熟悉地形，不停地采用“麻雀战”骚扰红军。但因手头只有一个连的作战部队，还要保护方志敏、乐少华及刘英等伤病员及机关人员的周全，粟裕无法向敌人发动攻击。直到后面的作战部队赶上来，才将这股国民党别动队击退，并活捉了敌别动队队长。
大概是见敌军已有防备，红十军团放弃了攻击黟县城的计划，转而折向西南，一路经丰口、长岭、光村、古筑、干田进至赤岭地域。不知何故，红十军团在这一带，整整停留了两天。24日，行进至休宁县兰渡乡欲南渡横江时，发现国民党军夤夜冒雨急进，已接近渡口南岸！红十军团只好掉头转向东北，连夜赶到歙县的许村镇。
可由于刘畴西指挥部队一路翻山越岭，走的全都是山间小道，而国民党军走的是大路，很快便能对红十军团进行围堵。26日，红十军团进至大谷运、石门一带，由于连日行军且食不果腹，部队十分疲惫，只好停下来休整。但此时，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已由三个方向围堵过来：敌李文彬旅正向杨溪桥、观音桥逼近，俞济时率王耀武部正向绩溪、临溪之线推进，敌伍诚仁师则由歙县向大谷用（运）追击。
根据史料记载，首先追上来的是敌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其前卫第二九四团先头营27日下午三时许进至汪满田村，同位于东边不远处大谷运之红军警戒部队接火！这一带全都是崇山峻岭，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这里，守在这附近的又是红十九师。如果刘畴西当机立断，完全有可能在敌主力赶来之前，全歼敌军这个先头营。可红十军团做出的决策，却是命令红十九师留下一支部队，掩护大部队撤退！
红十九师留下的掩护部队，是该师第三团（实际为六百多兵力的大营），依据史料推测，应为红五十五团与红五十六团各抽出一部编制而成。由于弹药严重不足，该团团长王吉山只能集中火力进行压制，欲组织部队冲上山去进行贴身肉搏。经过半天顽强作战，该团抢在敌军两个团迂回包抄之前，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斯役，由于缺乏弹药，红军只能靠硬冲，最终伤亡上百人，却只歼敌十九人。另一个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是十余天来一直在饿肚子，加上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大下降。敌四十九师得知击败的是红十九师，禁不住兴奋异常——“当据俘匪所供，知残留之匪为伪十九师第三团，在匪中称为最为强悍之部队，……。”（注7）经此作战之后，甚至不再畏惧红十十九师。
国民党军战斗详报评介：“至匪之所以迭战皆败者，固因我军奋勇所致，然其每战辄伤其重要匪魁，以致匪众失其所依，因而溃散，斯见匪军组织与训练之毫无矣。于此亦可知，各高级指挥官固应奋勇当先，然对己身关系之重，亦不可不加审慎矣。”（注8）
鉴于国民党军尾随部队已经追上，估计向东的去路也已被阻住，红十军团只得放弃东进，转而改到向北——经过一夜的奔波，于28日白天进抵东北方的金坑。29日，红十军团突然发现，敌刘惠心（保安）旅之一部已经占据金坑以北十五华里处的白地镇，阻住了继续北上的去路。于是，方志敏等决定立刻折向西，再次来到谭家桥地区的西潭一带，意图经三口向北挺进。
由于红军走的是蜿蜒曲折的山路，而国民党军则可通过公路快速调兵，30日发现敌刘惠心旅及阮勋旅分别占据了三口及辅村。红十军团见状，只好隐秘行踪——避开大路，沿小路翻山越岭，绕至西南侧的汤口镇。鉴于敌情，红十军团下一目标，是进至黟县以西地域。但此时，俞济时已率领王耀武所部，推进至陈坎、蓉溪、杨村一带。
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白两军几乎同时出发。上午九时许，王耀武之前卫（第三）团向北行进至芳村附近，遭遇红军的阻击。王耀武判断，这应该是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经俞济时批准后，命令配属的李旅尉迟团立刻向西直插江村，截击红十军团主力。
上午十时三十分许，王耀武部前卫第三团，向芳村的红军后卫部队发起猛攻！鏖战至中午时分，估计主力部队已走远，红军（推测应为红十九师）掩护部队开始后撤。大约就在此时，敌李旅尉迟团插到了江村，随即与红十军团展开激战。
依据行进在前面的方志敏等那一千多人几无伤亡推测，敌李旅尉迟团攻击的应为刘畴西指挥的红十军团本队。按说这股敌军的战斗力要弱于王耀武的补充旅，红二十、红二十一师约四千兵力应能够将其击退，没想到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最终，在后卫部队南北两路拼命掩护下，红十军团本队方撤至柏溪镇。
按照红军方面的记载，红十军团“即将到达江村的时候，红军的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先头部队不期而遇发生激烈战斗，……。激战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谁也都未弄清楚确切的伤亡数字。”（注9）但根据《红军抗日先遣队经过路线要图（三）》中的记载：芳村阻击歼敌五十七人，江村歼敌十五人。
国民党军方面的记载为：“……，故攻击愈形猛烈，而将当面之匪摧破，分向江村乱窜，我军跟踪紧迫，适该匪江村附近，我前派遣之李旅尉迟团同时赶到江村，以生力部队奋勇猛冲，而将该匪截为数段，失却联络，分向四山乱窜，战斗力完全消失，我军乃分途截获。计俘虏赤匪九十余名，……，当场击毙者，在二百名以上，……。”（注10）
不难看出，国民党军的记载显然有夸大之嫌，如果红军果真被“截为数段，失却联络，分向四山乱窜，战斗力完全消失”，被俘虏及牺牲者绝不会只有约三百名！但红十军团的损失，应该不少于三百人，这从后来史料记载也可得到佐证。但由于红十军团一味避战被动挨打，致使国民党追缴部队的气焰日益嚣张。
此战后，国民党军追剿队指挥官俞济时号令：“本追剿队长途穷追，已逾兼旬，屡经恶战，可畏疲劳已极，徜不有以振作士气之方，恐难再接再厉。故特已电令晓谕官兵，以资策励，得以终获全胜，一往无敌矣。”（注11）1935年元月1日，俞济时随王耀武部推进至北侧宏村镇，伍诚仁师追至东侧的蓝田镇以西地界。
由于这两处距离柏溪镇只有四十几华里，大约仅为步兵急行军半天的脚程，红十军团只好由柏溪镇南撤至十几华里处的金字牌——红十军团之所以没有撤的更远，为的是收拢被打散的部队。当晚，大部分被打散的小部队，陆续来到金字牌。第二日，红十军团收拢部队，一路南下至凫溪口（凫峰镇）。
从金字牌至凫溪口的空中（直线）距离，只有区区二十余华里，但因没有直达的道路，红十军团绕行了七十多华里，傍晚时分方才抵达。幸好敌王耀武部因需补充武器弹药，在宏村镇休整一天，没有紧追不舍。但俞济时“当即以冬寅电着伍师跟踪紧追，勿使稍有喘息机会，……。”（注12）
3日，当敌伍诚仁师一路狂奔，由蓝田赶到金字牌时，发现红十军团已离开凫溪口，南下至沱川。复又追击至鹤城附近的汪村、流口一线，见天色已晚，方停下宿营。由于红十军团一直在山中小路行进，而国民党军走的则是直路、大路，所以红十军团不仅没有摆脱敌军，敌追兵反而越来越近！
4日，不知何故，在敌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红十军团仅向东行进了约五十华里，就在婺源县的裔村一带停下休息。第二天（5日）拂晓，天雨并形成大雾。由于红十军团出发较晚，敌伍诚仁师前卫团与上午九时许，在裔村附近与红十军团后卫部队交火！随即敌前卫（二九一）团展开部队，一边抢占当面制高点，一边向下村与裔村之间迂回，企图截断红军掩护部队的退路。
根据史料记载，是日敌王耀武部冒雨行进，正午时分抵达塔岭。经与伍诚仁部联络后，得知该部前卫团已在裔村，与红军展开激战！王耀武判断，裔村的红军必定是后卫掩护部队，当即命令前卫第三团迅疾向上下溪头前进。下午一时许，敌李天霞部前卫营在金斗岭左近，与红十军团本队先头部队遭遇！——幸好前卫部队在方志敏、粟裕率领下，早已越过金斗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红十军团此次作战，分外艰难！上次芳村、江村战斗，红十军团的行进方向是向西，阻击部队只要阻住南北两侧来敌即可。此次遭敌重兵前后夹击，只能冲出一条血路，方能突出重围！而红十军团由于一路败退，既缺乏重武器掩护亦缺乏枪弹，仅凭血肉之躯要想突出重围谈何容易？！无奈之下，红十军团只好趁着大雾改道向北，先是转移到桃林，之后继续向北，于6日来到璜源方停下来修整。
此役，红十军团损失惨重！根据国民党军记载推断，两处战斗红军牺牲超过三百，被俘约五十余名。此外，由于突然改道，留在最后面掩护的那个团（实为营）没有跟上。幸好这个五百多人游击经验丰富，6日由塔坑突然冲过上溪口敌军驻地，胜利赶到璜源与主力回合。因此役获胜，俞济时等在战斗详报中不无得意地说道：
“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俗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至于方匪之失计，既一意避战，乃不知采取破坏交通设置障碍物之处置，及设种种疑兵，以迟滞我大军之前进，……。又竟欲籍少数之掩护队之力量阻我前进，是不啻自剪其羽翼，……，宜其日趋于陌路，自掘坟墓。然则匪之失计，实亦足资吾人之借鉴矣。”（注13）
1月7日，红十军团离开璜源经龙门下南进至石门附近，突然发现石门已被国民党大部队占领！部队只好回返，从龙门下左近的外山村一路向东，于8日进抵樟树村。第二（9）日，红十军团向北翻越毛山岗，然后于下午绕道进入汰厦、半山、茶山三个山村。当晚，方志敏在茶山村方氏宗祠“敦睦堂”内，召开了扩大了的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关于此次会议，时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成员）的刘英，在其1940年所写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有一段较为明确的回忆：
“当时接到中央与军委指示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行动，粟、刘到浙行动；方志敏同志等回闽浙赣基本地区；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训练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种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注14）
茶山村方氏宗祠“敦睦堂”（图片取自网络）
“茶山会议”是红十军团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决定红十军团命运的一次最为关键的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做出的错误决定，方志敏既未避讳亦未推诿，而是光明磊落地主动承担了责任。第二天（10日）凌晨二时，先头部队依然由方志敏、乐少华、刘英及粟裕等负伤的干部带领，率先踏上艰险的征程。
没想到令人讶然的事情，再次出现：按照会议商量好的计划，部队应日夜兼程，迅速进至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但由于军团首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应以两天行程到达目的地，结果未按照原来计划，而直到上午上午10时左右才开始出发。”（注15）结果红军先头部队凌晨时分，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樟村——驻扎村中敌王耀武部侦探队和步兵连猝不及防，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上千人红军队伍通过。
敌旅长王耀武接到报告后，急令尉迟团由岭里村经衙口、大龙山，向樟村方向堵截。该团行进至大龙山腹地，其先头部队与红十军团前卫迎头相撞，双方立刻展开激战！
敌军的这个尉迟团，系李文彬第二十一旅所部。说起这个李文彬，可谓是红军的老冤家，井冈山时期就与红四军缠斗不一。由于李文彬打仗十分滑头，虽败多胜少，但红军也没占太大便宜。直至大柏地一战，所辖两个团几遭红四军全歼——此战被誉为“红军最有荣誉的一战”！其中打得最好的部队之一，就是红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前身，原秋收起义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其时，寻淮洲为该营第八连连长。
敌军这个尉迟团系李文彬旅后来重建的，此后与红军作战一直畏首畏尾——红十军团汤口会师后，选择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李文彬旅。但不知李文彬听到了风声还是别的什么，并没有预期出现，这才有了后来的谭家桥之战。此时，敌李文彬旅这个尉迟团已不再惧怕红军，区区不到两千人就敢主动攻击五千多兵力的红十军团！其前卫营与红军形成对峙后，该团欲派第一营从左侧迂回，夺取当面山头阻住红军去路。
根据国民党军战斗详报记载，“正在部署之际，我前卫营之左侧方，发现匪之一部，向我作包围之样。我尉迟团长知非先驱逐该包围之匪不可，立即以本队甫行展开营中第一连，向该包围之匪努力阻止其前进，……。当时战况甚为险恶，幸我官兵均沉着应战，阵线始终未乱。……。斯时我四九师之二八九团到来，即加入追击，惜为时已暗，又为地形所限，未能收歼灭之功。”（注16）
红十军团以三倍于敌的优势打成这样，除了军团领导指挥失当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严重缺乏弹药！红军的弹药主要靠缴获，由于谭家桥战斗失力后一路避战败退，故子弹越打越少。此战两军先头部队在大龙山遭遇后，红十军团本应乘势掩杀过去，与敌形成短兵相接的混战，使其无法发挥火力优势，即使不能歼灭该敌，将其击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红十军团却按部就班，先抢占两侧制高点，失去迅速接敌的机会。
由于缺乏必要的火力支援，红十军团所部仅靠血肉之躯，如何能冲的上去？！依据国民党军战斗详报推测，应该是行进在后面的红十九师所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后，红十军团本队这才冲过了大龙山。按照国民党军的说法，“是役计毙匪二百余名，俘获十五名，缴获步枪十六支，……。”（注17）红军仅歼敌三十一名。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敌情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红十军团本队当晚向南行进了没几步，就在开化的张村停下来宿营。此时方志敏、粟裕等率领的先头部队，已进抵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正焦急地等待红十军团主力的到来——“但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竟迟至翌日午后才到。”（注18）更为糟糕的是，经过大龙山战斗，红十军团仅有的两部电台，均被打烂无法修复。
1935年1月13日凌晨，方志敏和粟裕等人继续率领先头部队，翻越好几条高岭，才来到靠近闽浙赣苏区的港头村。可没想到军团长刘畴西不顾“兵贵神速”的古训，竟然延迟到当日下午，才带领军团主力继续前进。这时，敌浙保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抄捷径，急行军七十余华里，仅比红十军团主力早了三十几分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阻住了红十军团主力前进的道路。
不言而喻，浙保团的战斗力显然不及国民党正规军，但刘畴西依然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拖拉至14日傍晚，最终还是决定留下红十九师掩护，他率主力沿菜刀岗向西转移，连夜绕道经玉华山、王山村，一路翻山越岭向化婺德苏区转移。15日白天，红十军团主力才进入化婺德苏区地界。未料到队伍刚行进到德兴县的港首村附近，又遭遇到敌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所部，随即两军展开激战。
方志敏在其回忆里写道：“两下开火一打，我军被打成两段。前一段约八百余人，由我与乐、刘、粟诸同志带到陈家湾村；后一段约二千余人，则由刘畴西、王如痴同志率领。前段的队伍，当晚就由陇首通过进赣东北苏区。”（注19）实际前卫红十九师经过拼死作战，在乐平与常山之间撕开了一个口子，一度打开了通往苏区的道路。
可刘畴西率领的本队距离拉的过远，迟迟看不见踪影。此时红十九师已是强弩之末，不仅只剩下数百兵力，而且弹药基本耗光，只好抢在敌大部队增援之前夺路而去！刘畴西率本队珊珊赶来时，见敌军已将缺口堵住，便指挥部队改道向南。当晚深夜时分，红十军团本队才缓缓进至凤阳坞。至此，红十军团已被分割成两截。
16日，方志敏认为形势严峻，必须立即行动。据刘英回忆：“此时我先头部队除派人与之联络外，并由方志敏同志以政委会负责人的名义，通知刘畴西等同志本日必须通过乐、常封锁线（即乐平、常山），至午后三时我先头部队将要通过封锁线时，接刘畴西同志来信，略谓'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注20）方志敏立刻召集乐少华、刘英及粟裕等进行研究，认为必须督促刘畴西带领部队迅速跟上！
“于是，首先决定粟裕同志回去随刘畴西同志一起行动（因乐少华、刘英二同志此时伤势尚重，不能随军行动）。后因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于是粟、刘、乐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敏同志回去随主力行动。翌晨，我先头部队全部到达基本地区。”（注21）
1月17日清晨，方志敏带领十几名警卫人员从陈家湾返回，终于在怀玉山下德兴的大源找到了刘畴西。此时，红十军团还有2000余名战士，方志敏要求他立即组织部队突围！可惜为时已晚，红十军团剩余的部队，已被敌围剿大军团团围困在怀玉山一带！经过数日战斗后，除极少数脱逃外，29日终于全军覆没。
注释：
注1、2：见《方志敏文集》，第97页。
注3：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5、256页。
注4：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5：见王建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篇·江西时期》，（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年出版，第634页。
注6：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1页。
注7、8：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9：见郜建辉著《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308页。
注10、11、12：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13：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1页。
注14、15、18、20：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7页。
注16：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4、605页。
注17：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6页。
注19：见《方志敏文集》，第97页。
注2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8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