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读过“足本”《浮生六记》

孙犁著《书衣文录》所收1981年2月为《浮生六记》的题记为：“俞平伯校点本，共四记。幼年有此书，系六记，已忘是何处出版。是早期藏书，不知下落。”

《书衣文录》的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系六记”后面均加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编），收录了从独悟庵丛钞本到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俞平伯校点本，将近二十个版本，并说明‘各本均缺卷五、卷六’”。

言下之意，孙犁笔下可能有误，或者是记忆不确。

如果真是这个用意，倒是这条注释容易给细心的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恰成“蛇足”。

孙犁先生所言不诬，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确出过“足本”《浮生六记》。只不过所谓“足本”是伪作，并非出自原作者沈复之手。

弄出“足本”《浮生六记》的，是民国初年有大名的文人王文濡。

王文濡（1867—1935），原名承治，字均卿，吴兴人，前清做过“明经”，进入民国后在进步、中华、文明等书局编书，成果甚多，如《续古文观止》《香艳丛书》等，在学林广著声名。

《浮生六记》的钞本，清末被杨引传在苏州发现，寄给其内弟王韬，王将这一钞本编入申报馆的“独悟庵丛钞”，这是第一个印本，面世后反响甚大，喜爱者众多，只是它被发现时只有“四记”，不全，读者喜爱的同时又遗憾重重。不久，掌教东吴大学的黄摩西，将“四记”发表在自己主编的《雁来红》杂志上，将该书推荐给黄的正是王文濡，而王在光绪末年编的“香艳丛书”，在进步书局辑印的六大函《说库》，也收入了该书，都是“四记”。

到了1935年，世界书局却出版了“足本”《浮生六记》。

书前有一篇时任世界书局总编赵苕狂写的《〈浮生六记〉考》，第六章是“五六两卷佚稿的发现”。赵先推测“沈三白生于清乾隆嘉庆间，以年代而论，距离现在还不怎样的久远，是项佚稿大概尚在天地间”，然后点出“同乡王均卿先生，他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三十年来无日不以搜寻是项佚稿为事。最近……他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得这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现在，我们的这本，就是根据着他的这个钞本的……大可夸赞一声是足本。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的！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他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伪的吧？”

赵先生笔下是留有余地的。

书后还有一篇朱剑芒的《〈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说自己“在这首尾完整的本子上，发现两个小小疑问”，就是后二记的时间和前四记有龃龉之处，但很快又根据俞平伯的《〈浮生六记〉年表》指出的卷二、卷四的纪年错误，以“事后追记……难免有错误”为由，自说自话地将“疑问”解答了。

王文濡谢世于“足本”《浮生六记》出版前。1935年8月5日《申报》第11版发表了郑逸梅的文章《悼王均卿先生》，也说到了《浮生六记》中逸失的“二记”：“沈三白之《浮生六记》……然六记轶其二，先生犹引为憾事，乃再三征索，始于其乡人处得其轶稿，欲重印以问世，先生死，不知有人能竟其未竟之志否也。”

郑文有些含糊——可能是有意为长者讳。

实际上，王本人，或他请人，1934年下半年或1935年初即补出了“六记”所缺的《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或作“道”）》，个中底细，到80年代才由耄耋之年的郑逸梅先生道出。他的回忆性随笔《〈浮生六记〉的伪作》中明白地写道：“原来王均卿是很喜欢阅读《浮生六记》的，但颇以逸失两记为憾。记得他老人家临死的前一年，曾和我商谈，要我代作两记，并谓《养生记道》可以随便讲，那是无所谓的；《中山记历》，却不可不有所根据，中山是琉球的地名，沈三白曾经随着赵介山出使琉球，好得赵介山有日记，他藏有是书，可以给我参考。这时我恰巧很忙，又自觉笔墨拙钝，不敢谬充赝鼎，婉言谢绝了。不料过了一年，他老人家逝世了。不久，世界书局这部足本刊印出来。从这证明，这足本的两记，一定是伪作的，惜乎没有知道我婉言谢绝了他，他再请什么人代作，这却成为一个谜了。”（该文收入《清娱漫笔》，郑逸梅著，上海书店1982年初版，1984年增订版）。

1936年，朱剑芒主编、国学整理社出版、世界书局发行的“美化文学名著丛书”，其中有《浮生六记》，用的也是这个“足本”。

算时间，1935年前后，正是20岁出头的孙犁高中毕业后在北平、同口等地流浪谋生并发奋读书的时候，他读了多门类的大量书籍，文学类中，有《浮生六记》，应该就是世界书局出版的这个本子。

对年轻时读过的《浮生六记》，孙犁的记忆异常深刻。

1981年3月，孙犁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写道：“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接着，我读了《西厢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一个时期，我很爱好那种凄冷缠绵、红袖罗衫的文字。”

1983年10月，孙犁在《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中又写道：“五、读旧书：读《四书集注》……以及近代人著文言小说，如《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等。”

1986年8月，孙犁创作的散文《刁叔》，主要写了七七事变前在家乡的时候，一个同村长辈刁叔常来借书，“有一次，我记得借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书，完好无损”。

可见，《浮生六记》在孙犁的心目中是占着很大分量的，他对这部书的印象非常清晰，不会误记。

有人说，孙犁中年得过精神方面的疾病，记忆力不好。

不错，但那表现在别的方面，书，是个例外。1980年12月，他在《我的书目书》里提到：“在动乱中，我丢失了不少书目书……书籍发还时，我开列了一张遗失书籍单，共近百册，还都是古旧书，颇引起一些人的惊异，问道：你平日记忆力那样坏，为什么对于这些破书，记得如此清楚？”这是因为，“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孙犁从少年到老年，一直对书珍惜有加，甚至溺爱，以书为精神支柱，视书籍如性命，“中国旧医术上说，有一种疾病，叫作‘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书”如此，要出大的失误，也难。笔者曾稽核过孙犁提到的早年阅读的每一本书，书名、人名等，小小不然的出入是有的，四六不分的事，没有。

前文提到的那部包括“足本”《浮生六记》在内的“美化文学名著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出了影印本，沈金梅给孙犁代买了一本。1983年3月，孙犁写了如下题记：“此即鲁迅所谓专印劣书之世界书局出版物也，余从字体版式识之，细看果然……余为得张岱《陶庵梦忆》购之，不然，实不喜此等无聊文字。”这套丛书收录了明清两代伤逝悼亡的散文小品11篇，哀婉清恻，是孙犁少年时代喜爱的那种文字。人老了，阅读兴趣、审美标准有所变化，很正常，不过从“字体版式”就能判断书的出版者，也说明孙犁早年是读过大量世界书局出版物的，这可以作为他不会误记《浮生六记》的一个间接证明。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取材甚广，“足本”云云，不会没有见过，可能作者认为，伪书、游戏之作，不能入学术之林，故此不录；而孙犁早年所读，是文学，与学术不尽相同，以此例彼，难免圆凿方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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