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评

王人恩　谢志煌

〔提要〕　《浮生六记》被发现并受到学人的研究,迄今已过百年。百年来《,浮生六记》的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的路程,但也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即是对《浮生六记》百年研究历程的客观描述。

 

〔关键词〕　沈复《;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评　　

 

清光绪三年(1877),晚清著名文人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一冷摊上偶得苏州布衣文人沈复的手稿残本《浮生六记》(下简称《浮》),他与“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麟生茂才、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①。杨引传遂以活字版排印,是即存于《独悟庵丛钞》中的《浮》初刻本,时距沈复写就《浪游记快》的嘉庆十二年(1807),虽然已过去了70年之久,但它终于见到天日了。遗憾的是《,浮》在晚清时期并未获得人们太多的关注,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小说界革命”期间,苏州《雁来红丛报》将《浮》再次刊出之后,才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浮》得到了一批现代学术先驱者的青睐,尤其是俞平伯点校本的刊出,使得《浮生六记》走进了学者们的研究殿堂,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重视。如果我们可以把清同治十三年(1874)近僧题诗、光绪三年王韬题跋看作《浮》研究的开端的话,那么,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本文即为百年《浮》研究历程作一初步梳理,力争比较全面而客观地勾勒出其真实面貌。

 

一《、浮生六记》百年研究史的三个发展阶段

 

纵观《浮》被发现、刊行、译介、研究的漫长历程,它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清晰,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时期:初盛期、空白期、繁荣期。

初盛期:1874年～1949年,是《浮》被发现进而被知重的时期。《浮》虽然被杨引传于清光绪三年在苏州冷摊上发现并刊印出来,其实在此之前阳湖管贻萼(树荃)就有《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六首诗品评《浮》,王韬得知妇兄杨引传刊印该书,于是寄管诗于杨,杨遂附录卷末,是知杨氏刊印之前《,浮》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治十三年香禅精舍近僧的《浮生六记序》以及十首题诗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使《浮》崭露头角者是杨引传,他于《浮》的广泛流传功莫大焉,更何况,他所附录的管贻萼、近僧、王韬诸人的诗、序、跋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甚可珍视的资料,他们所发表的给后人以启发的见解倒在其次了。

就笔者所见的资料来看,杨刊本问世后的近40年间,似乎无人对《浮》发表什么评论,1906年～1915年的10年间,苏州《雁来红丛报》和王文濡的《说库》丛书本又先后刊行了《浮》,但是评论沉寂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1924年5月,俞平伯校点的《浮》,作为“霜枫丛书”之一,由霜枫社出版,上海朴社发行。对于刊印的缘起,俞平伯在写于1923年2月的《重刊〈浮生六记〉序》中有交代: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谈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样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把它校点重印②。

俞平伯对《浮》的价值独具慧眼,并赞赏不已,认为此书“确也有眩人的力”③,认定它“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④。更为可贵的是,俞平伯还根据书中的叙述,编写了《浮生六记年表》并附在书末,这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莫大方便,沾溉其惠者难以尽数,尽管年表中不无小瑕。从发掘、校点、作序、撰表乃至推介而言,俞平伯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浮》研究的奠基人,直到晚年,他依然对《浮》青睐有加,撰文考辨,为德译本写序(详后)。多年来,他对《浮》研究的突出贡献一直为其“新红学”奠基人的声名所掩,今天是应该恢复其奠基人地位的时候了。学术大师往往既能开一代风气又能为学术先驱,俞平伯先生有焉。

1935年《天下》英文月刊8月创刊号刊出了林语堂的《汉英对照本序》一文,序文对《浮》的女主角陈芸由衷激赏:“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他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

他还以优美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将《浮》推崇备至,对自己翻译的动机和译文的影响,他后来说道“: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民国廿四年春夏间陆续译成,刊登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⑥。

1939年汉、英对照本由上海西风出版社出版,1942年,英译本由纽约现代书局出版。林语堂的介绍和翻译,使《浮》走进了英语世界,这在《浮》研究史上同样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后来的多种外文译本的问世都与林译本不无关系,正如郑逸梅所言“:林语堂把他的《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已传诵环宇”⑦。

1935年,发生了一件使《浮》的阅读和研究又一次掀起热浪的事情: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第六种刊出了《足本浮生六记》,并附有赵苕狂的《浮生六记考》和朱剑芒的《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二文。因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所得的《浮》本是仅存四记的残本,后二记《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已佚,人们多以未见全豹而引以为憾,所以,这一“足本”的刊印,曾一度给读者和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喜悦,赵苕狂文还交代了发现后二记者乃是吴兴人王均卿。与杨引传完全一样,王均卿也是“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得这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于是将其以“足本”的名目刊行出来。同时,赵文主动提出了“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的问题,他却“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他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伪的吧”;还把这本子的出现说成是“重大的发现”、“重大的贡献”。朱剑芒也发现两个疑点:一是《中山记历》与前四记中的《坎坷记愁》《浪遥记快》所写之事在时间上有矛盾冲突;他解释说是沈复“事前追记,于纪年方面,当然难免有错误”;二是《养生记道》在“足本”中作《养生记逍》,而“道”、“逍”二字的“形体相像,可能是钞手笔误所致⑧。

总之,朱剑芒自己解释了自己发现的两点疑问,与赵苕狂一样,朱也倾向于后二记不是伪作。

《足本浮生六记》的刊行大大扩大了读者的阵容;赵、朱二文对后二记的解释则进一步引起了学人们的深入思考。因为人们不久即发现“,足本”的后二记与前四记相比大为逊色,它们文笔滞涩,内容枯燥,风格迥异,全失前四记的灵秀之美,记事上所出现的与前四记矛盾冲突的地方甚多。首先发现后二记是伪作的,似是林语堂⑨,他于1935年11月16日在《浮生六记英译自序》之后的附记中写道“:顷闻世界书局新刊行‘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内王均卿所‘发现’的《浮生六记》‘全本’,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工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闲当为文辩之。”⑩林语堂的语气很肯定,认为后二记“决非沈复所作”,可惜他后来不曾“为文辩之”,而这一桩公案的了结一直推迟到了20世纪80年代。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成果有限,但在《浮》的百年研究史上,它出现了三次小高潮,一是俞校本的刊印和沈复年表的撰写,二是林语堂《汉英对照本序》的发表和英译本的刊出,三是《足本浮生六记》的刊印及赵、朱二文对后二记真伪的“解释”。第一次小高潮极大地提高了《浮》的文学地位,奠定了百年研究史的基础;第二次小高潮更加巩固了《浮》的地位,并使之走向异域世界;第三次小高潮在扩大读者阵容的同时,则加强了学术研究的分量,赵、朱二文,尤其是赵文可谓是第一篇较全面地详论《浮》的研究专文,它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强烈地影响到后人的研究,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空白期:1949年～1978年,是《浮》研究的空白期。这一时期《,浮》在国内再也没有刊印过,有关它的评论似无一篇,形成了真正的“空白期”。之所以造成这一状况,是和国家的政治、文艺政策大有关系,1983年,冯巧英《平淡之中见深情———读〈浮生六记〉》一文曾作了这样的分析“:此书则因根本未涉及阶级斗争、阶级压迫,不能表现工农兵而被抛弃。随着哲学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左’的思潮愈演愈烈,人性被扭曲了,成了阶级性大前提下的类型人物。此书却是不可雕琢,表现普通人对正常生活的追求。被斥于文坛之外,也是当然的了。”

客观而论,冯文之评是合乎客观实际的,至于她所说的由于《浮生六记》“是笔记体”而“不被重视”,只不过是次要原因而已,因为有些笔记体的文学作品与《浮》的命运大不相同。正是由于特定环境的影响,才使得《浮》在这一时期被学术界所遗弃。这不免令人遗憾,也令人深思。

繁荣期:1978年至当今,是《浮生六记》再次被“发现”、有关它的研究重新开展并逐渐呈现繁荣景象的时期。学术界迎来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浮》的文学艺术价值再次被“发现”,1980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率先出版了罗宗阳的校点本,印数竟高达10万册;198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俞平伯校本《浮》作为“中国小说资料丛书”之一公开出版,并在书末所附录的《重刊浮生六记序》《浮生六记年表》之外,又加上了俞平伯写于1980年2月立春日的《题沈复山水画》,从而使得它的学术研究资料价值大大加强,第一次刊印亦高达10万册!即就这20万册而言《,浮》的读者群之夥盖可想见。出版业的轰轰烈烈给学术界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一些解放前被发现而重遭搁置的问题重新进入了学人们的视野,以俞平伯、郑逸梅、陈毓罴、江慰庐、丁志安以及台湾的吴幅员、杨仲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对新资料的发掘披露和分析探究,从而对《浮》作者沈复的卒年、游历琉球一事的时间以及“足本”后二记的“真伪”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考辨,涌现出了不少学术含金量很高的论文,如吴幅员的《〈浮生六记〉〈中山记历〉篇为后人伪作说》和杨仲揆的《〈浮生六记〉———一本有问题的好书》俞平伯的《〈浮生六记〉二题》,陈毓罴的《〈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以下简称《考辨》)和《〈浮生六记〉写于海外说》(下简称《海外说》)以及《〈浮生六记〉与〈红楼梦〉》,江慰庐、丁志安的《〈浮生六记〉版本及作者游历琉球、卒年小考》,郑逸梅《〈浮生六记〉佚稿之谜》等。以此为序幕,学术界进入了《浮》百年研究历程中的最活跃期,逐渐形成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研究视野也逐渐开拓,触及到了文本作者、版本、作者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美学价值、比较研究、人物形象、养生、插花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众多学者中,除了陈寅恪、俞平伯、郑逸梅、陈毓罴、江慰庐、丁志安等人孜孜不倦的探讨着有关问题并初步解决了不少难题之外,一些中青年学人对《浮》格外青睐,连续发表了相关的系列论文,反映出超越功利目的、追求学术献身的景况,几乎达到了以研究《浮》而名世的境地,他(她)们是江苏社科院的张蕊青、黑龙江社联的曹金钟和黑龙江大学的韩式鹏以及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刘丽伽,尤其是张蕊青的研究,可谓细微而全面,据统计,这一时期她发表的有关《浮》的论文就有9篇,时间跨度有13年之久,内容涉及到了文本后二记的真伪、描写艺术、语言技巧、比较研究等方面。总而言之,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浮》的研究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百年间围绕七大方面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纵观百年《浮》的研究,它虽然走过的是曲折坎坷之路,但是呈现的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向上趋势,究其根本原因,是《浮》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在百年研究进程中,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作者生平行迹、《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真伪、艺术成就、思想内容、陈芸形象、比较研究、译文研究七大方面,以下分别作一探讨。

 

生平行迹

 

研究百年来,学界对于作者沈复生平行迹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两大方面:

 

1.沈复卒年研究。沈复之名既不见于正史,也不载于方志,他一生以游幕为业,偶亦经商“,不是什么斯文举子”,一生平平淡淡,谈不上丰功伟业。更因其思想性格的“特异”,在当时礼法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他难以为世人所知重,以致在他去世后不久,便“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因此,要详细勾勒出沈复的生平行迹,是非常困难的。1924年出版的俞平伯点校本附录了《浮生六记年表》,是就现存四记中沈复的描写进行勾稽排列,书中以外的资料多付阙如。尽管如此,这一“年表”的编定,为人们了解沈复及其生平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材料。但由于后两记已佚,且沈复不为当时世人所知重的缘故,有关四记以后沈复的生平行迹便留下了“空白”。而对于沈复的卒年问题,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第一次作出了大致的推断“: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俞平伯的材料根据当然不外是嘉庆十三年(1808)沈复作《浮生六记》第四卷《浪游记快》,则其卒年当然是在“嘉庆十二年以后”了。限于资料,俞平伯未能对沈复卒年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述,但是这一问题的首先提出和大致推断就颇有学术价值。事实上,当时及后来的不少学者或对此表示认同,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俞平伯的筚路蓝缕之功,则应表出。198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据俞平伯1923年校点的朴社本排印的《浮》,其《刊印说明》中说沈复“:约卒于一八O七(清嘉庆十二年)以后。”这显然是承袭了近60年前俞平伯《浮生六记年表》的旧说。对此,俞平伯在人民文学本出版之后仅三个月的1980年10月,写有《〈浮生六记〉二题》,对沈复的卒年问题重新作了判定,他说“:今本‘刊印说明’采用鄙说固未误,未免疏阔矣。以缺乏事证难于确指,亦其慎也。只读者不可不知耳。”他又根据自己从上海友人黄裳处借得管树荃《裁物象斋诗钞》原刻本进行研究的结果,得出了两点重要认识,一是管贻萼在《诗钞》原刻本上作管贻“,‘贻　’犹言赐福也”“,其作‘贻萼’者,当属传写之讹”;二是《诗钞》有“道光戊戌九秋汴垣寓次赵申嘉序”“,从序文中看出,管氏以述职进省,遂请赵为其诗词稿作序,其距沈请题咏时,当不甚远。按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三白年七十六矣。沈卒年固未详,而大概可知”。于此可见,俞平伯对《浮》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他依据新材料得出新认识而修正自己旧说的精神令人钦敬,虽然他仍未能确定沈复卒年的确切年代。几乎与此同时,江慰庐、丁志安发表了《〈浮生六记〉版本及作者游历琉球、卒年小考》(下简称《小考》)一文,文章披露了一些他们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其中之一即顾翰《拜石山房诗集》卷四所载《寿沈三白布衣》一诗,他们认为顾翰《寿沈三白布衣》诗“序列于《殇三女绣姑》后七题,似应定于壬午所作”,而壬午即指道光二年(1822),此年“即其六十寿辰时”“三白犹健在无恙”———不知他们何以得知《寿沈三白布衣》诗是为沈复六十寿辰而作?至少文中无有说明交代———总之“,其卒年似为道光二年(1822)壬午岁以后”。一“似”字表明江、丁二人为文之审慎。迟至1995年,江慰庐发表了《关于〈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四事》(下简称《四事》)一文,其第四事即“沈复的卒年新探”“,新探”结合俞平伯的考证成果以及自己的“揆情酌势”,推断“沈复之卒年,至早亦当下延至1835年即道光十五乙未以后。得年七十岁”。因材料所限,江慰庐没能得出沈复卒年的确切时间,但他的详细而审慎的论证,与俞平伯的推断渐趋一致,可谓目前沈复卒年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看来,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新资料的进一步发掘。

2.沈复游历琉球一事的研究。在生平行迹研究中,沈复游历琉球一事的真伪及时间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既关系到对沈复享年、卒年问题的认识,也关系到《足本浮生六记》中《中山记历》篇是否为伪作的大问题,因此,它较早就引起了学人的极大关注。从现有资料看,台湾学者在这一方面先行了一步,1980年3月16日出版的台湾《时报周刊》(海外版)第120号发表了杨仲揆的《〈浮生六记〉———一本有问题的好书》,杨文介绍说“张景樵先生于1972年就已怀疑沈复曾到琉球的真实性”,而他本人“自1961年起旅居琉球,研究琉球,达六年之久,回台后又继续研究琉球”,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兴趣”|μ,但限于资料证据不足,杨仲揆未能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而只是作出了疑信参半的推测“,如果沈复确曾到过琉球,那也是四十六岁以后的事”。写于1981年、刊出于1983年、但“对《浮生六记足本》问题考虑已久”的陈毓罴之《考辨》一文,以大量的证据和绵密的议论对此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沈复确曾到过琉球,此事无可怀疑。”他拿出了四个证据:证据之一是石韫玉的《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诗,石韫玉与沈复是“总角之交”,石又是沈的“幕主”,二人关系密切,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沈复曾以从客的身份随朝廷派遣的使臣去过琉球,归来后画了一幅《琉球观海图》”;证据之二是顾翰的《寿沈三白布衣》诗,顾乃沈晚年的友人,诗的内容表明“沈复确曾作过海外游,此行是随使臣去册封琉球国王,还写了一些诗篇”;证据之三是见于《元和县志》的沈复本人在琉球写的两首题为《望海》因为诗中所写多“琉球景物”“,自是在琉球所写无疑”;证据之四是管树荃的《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诗,陈文将李鼎元出使琉球时写的诗作与管诗相对照,认为“管贻萼诗里所写的‘夜半涛声’,乃指海涛之声,而非松涛之声。煎茶品茗,作长夜之谈,也是海外生活中的乐事”;管诗所谓“留痕室”之名,当系“沈复自题其居室”,按之《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所引苏轼“事如春梦了无痕”,十分吻合,不难看出,陈氏的论据确凿,的确无可怀疑,事实上,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了陈毓罴的观点。关于沈复游历琉球的具体时间,陈毓罴也作了有根有据的考证。他依据《嘉庆实录》所载出使琉球的使臣人选及册封对象的资料记载,采取颇能启人神智的“排除法”首先排除了沈复道光十八年(1838)随使臣赴琉球的可能。因为如果沈复能活到七十多岁,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他到道光十八年已经76岁“,作为从客,年事过高,不会让他飘洋过海了”。其次,排除了嘉庆五年(1800)出使琉球的可能。因为此年出使的正使赵文楷、副使李鼎元所带的从客共有四人,都在李鼎元《使琉球记》中记载分明,并无沈复“,沈复之名也不见于李鼎元的《师竹斋集》”;另一强有力的证据是《坎坷记愁》写到沈复夫妇被沈父逼出家门,拟投奔无锡华氏,而出走的头一天在《坎坷记愁》中标明是“时庚申之腊二十五日也”。“庚申”正指“嘉庆五年”。沈复夫妇去华家“度岁”,过了元宵节,陈芸建议沈复往求姊丈的帮助,动身之日,也标明“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辛酉”乃指“嘉庆六年”。此二内证亦证明沈复的琉球之行不可能在嘉庆五年。可能人们会发现,陈氏论证沈复不可能在嘉庆五年随使琉球,但按照《嘉庆实录》所载使臣“一般都是前一年任,次年成行,五月放洋,十月或十一月中归来”的制度,沈复夫妇完全有可能于十一月中旬归来,遭到父亲训斥,才商议同年腊月投奔无锡华氏、次年上月图求姊丈之助呀?陈毓罴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作出了如下合情又合理的解说“:如果沈复于嘉庆五年五月出使琉球,使臣一行在天使馆住了半年,十月二十五日返航,十一月初三抵福州,那么他回到苏州当是十一月的下旬。琉球之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件光彩的事,无论如何,其父不会在他归里不久就责骂他是‘不思习上,滥伍小人’,更不会要出首去告他忤逆,这是可以断言的。”如此的解说正好可以释言人们的疑问。不惟如此,陈氏还发现嘉庆五年八月十八日《,浪游记快》记载沈复同三个友人同游来鹤庵,而《中山记历》则记载沈复这天夜里是在琉球和寄尘和尚一道去波山上观潮。这一矛盾表明《,中山记历》是伪作,沈复这一年未去琉球。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之后,沈复去琉球的时间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嘉庆十五年。陈氏又拿出三个证据:一是石韫玉《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诗,此诗见于石氏《独学庐集》中的《晚香楼集》卷三《,晚香楼集》所收之诗是编年的,卷四收的是庚午至壬申年间的诗《,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作于嘉庆(庚午)十五年,沈复所写《琉球观海图》当作于海外归来不久,石韫玉“是时印象犹深”,所以才有“万里波涛壮,归来助笔花”的诗句。二是《浮生六记》中现存最后一记《浪游记快》的记述止于嘉庆十二年秋天。陈氏又引吴谦《独学老人年谱》所记石韫玉于嘉庆十二年秋天重入翰林院,而此年初秋诏命翰林院编修齐鲲为出使琉球之正使“,石韫玉与齐鲲同在翰林院,很有可能他将随之入京的沈复推荐给齐鲲作随行人员”,从时间上看“也是吻合的”。证据之三是《浮》中的现存四记“,其中所叙之事,时间包括了沈复童年到他四十五岁(即嘉庆十二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琉球之行”。陈毓罴据此得出明确的结论:沈复的琉球之行是在嘉庆十三年,如此详细的论证,严密的逻辑,真可让人击节赞赏。

前文已及,江慰庐、丁志安的《小考》也对沈复游历琉球一事作过探讨,与陈毓罴的研究方法一样,他们也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了沈复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可能性,所持根据一是正使赵文楷、副使李鼎元之中无有沈复,李鼎元《使琉球记》中未见一及“沈复”或“沈三白”其人其事;二是《坎坷记愁》载是年沈复人在苏州“,无从得随赵文楷辈往使琉球”,这也就纠正了旧纂《吴县志》引《耕砚田斋笔记》所载“殿撰赵文楷奉诏封中山王”而沈复“曾随使琉球”的错误。他们还根据新发现的两条文献资料,论证沈复出使琉球的时间是嘉庆十三年,一条是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四)送齐北瀛太史、费西墉给谏奉使册封琉球诗序》,序明言嘉庆“皇帝御宇十有三年……惟时琉球世子臣某,遵朝例,遣陪臣某奉表请封”;另一条是端木国瑚《太鹤山人诗集(卷六)送齐北瀛太史奉册封琉球》诗,诗中有“八年重拜三山使,碧眼倭奴艳欲狂”句,而嘉庆十三年“上溯八载,恰当嘉庆五年,先后两次册封,故云‘八年重拜’;再结合嘉庆十二年秋,石韫玉降官翰林,沈复随之入都,经石向齐鲲推荐,沈复“为齐鲲从客之一随使琉球”,认定“时在嘉庆十三年(1808)”。不难发现,江、丁二人与陈毓罴的考证结论完全一致,虽然他们所据材料不尽相同;而江、丁披露的陈文述、端木国瑚的记述则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极具说服力。江慰庐一直在对沈复游历琉球一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于1995年又发表了《四事》一文,再次重申了沈复出使琉球在嘉庆十三年的看法。

至此,陈毓罴、江慰庐、丁志安等人令人信服的考辨,得到了学术界的大致认同,后来虽然有人提出过质疑,但没有引起新的论争。关于作者生平行迹的研究,除以上两大方面外,江慰庐、矫毅等人还对沈复的书、画、篆刻作了介绍;还有人对沈复形象内涵作了分析;也有人对沈复的“师爷”生涯作了考论，孙旭还探讨了沈复与石韫玉的交往。毫无疑问,这些都有助于了解沈复的为人为文。

 

《足本浮生六记》后二记“真伪”问题的研究

 

《浮》虽名“六记”,但自《雁来红丛报》本《、独悟庵丛钞》本乃至俞平伯点校本以来,只有四记,其五、六两记早已佚失《,足本浮生六记》的刊印自然引起了当时学人的极大关注。赵苕狂《浮生六记考》尽管交代了王均卿在吴中冷摊上得到了《浮》“首尾俱全”的一个钞本“,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并且认为王均卿“不致作伪”,但是他仍然信疑参半,提出了“这个本究竟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ν。朱剑芒也在校读附后记中谈及他发现的“疑问”,一是《养生记道》在“足本”中作《养生记逍》,二是《中山记历》记沈复嘉庆五年随赵介山出使琉球,归来时已届年底,而《坎坷记愁》则记沈复夫妇是年冬贫病交缠,西人索债,被老父斥逐,遂提出疑问“:刚从海外壮游回国,且系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应贫困至此!”他又发现《浪游记快》中游无隐庵一段“,也在是年八月十八”,如果说是年(即嘉庆五年)沈复前往琉球,那么沈复“身在海外,决无分身游历之理”。读书得间,发问得很好!(事实上,陈毓罴、江慰庐、丁志安等人后来的辨伪工作显然受到了朱文的启迪)可以看作是后二记“真伪”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之后,受到资料难觅及战争环境的限制,当时学界未有深入探讨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吴幅员、杨仲揆打破了学术界多年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沉寂局面,重新引发了讨论后二记“真伪”问题的新热潮,但正如陈毓罴所指出的,吴、杨二人虽然辨明《中山记历》是伪作“,可惜未能应用有关沈复的其他一些资料来进行考索,以致有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地方还“受骗了”。

陈毓罴《考辨》一文专列“《中山记历》乃伪作无疑”一节,在业已证明沈复琉球之行是在嘉庆十三年的基础上,又经过细密的考证得出结论“:所谓《浮生六记足本》的《中山记历》全是记载嘉庆五年五月至十一月初之事,从时间上看,相差八年之久。其为伪作乃是毫无疑问的了。”为了彻底摧毁“足本”中的《中山记历》出自沈复手稿的说法,陈氏首先从文词风格的角度指明分插于《中山记历》中的十二首与《元和县志》所载沈复《望海》《雨中游山》两首诗的诗风“迥不相类”,前者“写得浅露,缺乏文采”,后者则“写得较有功力”“,这两点事实也表明了《中山记历》并非真本”。这一论证甚有说服力,因为“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亦不屑刺讯”。

更令人叹服的是,陈氏经过细细查对,发现《中山记历》94%的文字是抄袭李鼎元《使琉球记》,而作伪者采用的手法有二,一是张冠李戴,二是拼凑。陈氏还一一叙列了作伪者作伪时露出的五处“马脚”,同时考证出《中山记历》的开端序言是抄自杨芳灿《李墨庄〈使琉球记〉序》,纠正了台湾学者吴幅员以为《中山记历》开端叙言“完全出自作伪者的笔墨,尚非剿袭之文”的错误认识。

关于《养生记逍》的真伪问题,陈毓罴考证的结果是《:养生记逍》有八处“抄袭自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年间湘潭王启原选编)卷下的《颐养》类”,有十一条抄袭自张英的《聪训斋语》,凡此陈氏又作了一一的叙列对比。同时,陈氏还指出《养生记逍》“是一个大杂烩”的特点。客观而言,陈毓罴《考辨》一文是百年《浮》研究史上的不可多得的宏文佳作,其结论令人信服,无可辩驳,其研究方法亦足资后人借鉴。虽然江慰庐、丁志安、张蕊青以及台湾学者对后二记的真伪问题都曾进行过探究,但从学术价值角度看,似逊陈文一筹。陈毓罴的《海外说》一文,又在其考定沈复在嘉庆十三年间出使琉球的基础上,先通过对前四记里所叙之事止于何时以及所透露的情况的分析,后通过对后二记题目及内容解说推思,从而认为“,《浮生六记》一书是沈三白于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至十月间所写,其后可能有所修改和补充,写作的地点是在琉球的天使馆”。这一看法新颖合理,迄今未见有人提出疑问。关于后二记“真伪”问题,郑逸梅于1980年9月致函俞平伯,谈到了所谓“足本”的问题“:世界书局有《浮生六记》足本,后二记不知出于何人代撰。当时王均卿一度与弟接洽,嘱撰二记,弟以笔拙不类,谢之。”得知这一切之后,俞平伯以为“今得郑老手书,上海商人请他作补,被他辞却,自是第一手材料,二记伪作,已无疑矣”。

之后,郑逸梅又发表了《〈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一文,回忆了30年代和王均卿的一段交往,由此揭开了后二记作伪的事实真相,资料弥足珍贵,引录在此,郑逸梅写道:

“这个本子在王均卿没有交世界书局排印之前,尚有一段小小的曲折。其时我主编《金刚钻报》,下均卿担任特约撰述,所以时常晤面。后来他老人家在苏州买了住宅,全家迁往,但是他不来沪则已,来则必蒙见访。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最近在苏州一乡人处,发现了《浮生六记》的完全钞本,已和乡人商妥,借来印行,以广流传。’我是喜欢这书的,当然也很兴奋。过了一月,他老人家复从苏来,说‘:前次所谈的足本六记,那乡人突然变卦,奇货可居,不肯公开印行了。但已和世界书局接洽印行事宜,如今失信于人,很难为情。没有办法,因想恳你仿做两篇,约两万言,便可应付了。’我当时婉谢着说‘:我不但文笔拙陋,趺难以混玉,且事迹不知,更属无从下笔。’他老人家却说‘:你的行文,清丽条达,颇有几分类似三白处,至于《养生记逍》,那是空空洞洞,可以随意发挥。即《中山记历》,所记琉球事,我有赵介山的《奉使日记》,可以借给你,作为依据参考。’笔者始终不敢贸然从事。不久他老人家患病逝世,又不久,世界书局这本《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那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那么这遗佚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撰,或托其他朋友代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这两记是伪作。还有足以证明伪作处,当时均卿要我仿作二万言左右,现在刊出的两记,恰巧两万余言,可见均卿早有打算的。又三白四记,笔墨轻灵,补刊两记,笔墨滞重,也足证明非一人手笔。”

明乎此,更可知道《浮》后二记之“伪”了,何况还有大量的考证文字在。更令人高兴的是,1989年9月26日《,团结报》刊载了王瑜孙《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进一步揭露出后二记的作伪者是一个名叫黄楚香的人,王文介绍:据大东书局同仁告知《,足本浮生六记》之五、六两卷“是出自一位叫黄楚香的寒士之手,酬劳为二百大洋”,当时王均卿与黄楚香私下订有默契,由王均卿提供资料,黄楚香参照了赵介山等人有关出使琉球的资料补写成后二记。至此,可以说基本上解开了“足本”后二记真伪之迷,但作伪者是否如王瑜孙所言乃寒士黄楚香,张蕊青《〈浮生六记〉后两记之真伪》一文中的观点可以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浮生六记》后两记系后人伪作,是否即王瑜孙所云,尚需再作考证,但可确认不是出自前四记的作者沈复之手。”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最终全面解决,还有待于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学人们的深入研究,因为我们还注意到,洪静渊于1982年曾提出过后二记是近僧即潘麟生所作的观点,他在《读〈红楼梦〉和〈浮生六记〉补遗》一篇短文中写道“:按《浮生六记》原名《红尘忆语》,又名《独悟庵丛钞》。在同治甲戌年间,其书稿为武林刺史潘麟生所得,……根据光绪年间,我们徽州青溪阳湖管贻萼对《红尘忆语》的题跋,认为‘忆语只有四篇,后二篇系以沈三白自况之潘麟生所作,并为六记’。……现在查明后两记是潘麟生所作,固潘认为沈三白所述的经历,有些地方和他的遭际相似,故以三白自况。”

洪文甚短,它只言观点,不出论据,就文章本身难以判定其真伪。不可忽视的是,洪文的看法很独特,似道前人所未道,其谓《浮》原名《红尘忆语》、管贻萼有《红尘忆语》题跋并说后两记乃潘麟生所作,潘有《近僧禅外集》等,就值得学人们继续追踪探究;而洪文言《浮》“又名《独悟庵丛钞》”,显然是错的,因为《独悟庵丛钞》是一丛书,其中收有《浮》;又谓“武林刺史潘麟生”云云,恐怕是对杨引传《浮生六记序》“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麟生茂才”诸句的误读。

 

艺术成就研究

 

《浮》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有人曾将它与《红楼梦》作比。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百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浮》艺术成就时始终保持着优雅和谐的基调,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给予它赞扬甚至溢美之辞。早在同治甲戌(1874)年,近僧从小说史的角度指出“: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移步换形。后之作者几乎无可著笔,得此又树一帜”《,浮》“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揭示了它移人性情、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杨引传与几位朋友“皆阅而心醉焉”,于是加以刊印;王韬也写有跋语,格外赞赏。限于题辞跋语,他们没有深入评价《浮》的艺术成就。直到俞平伯撰写《重刊〈浮生六记〉序》的1923年《,浮》的艺术成就始得到比较全面、深入的挖掘,俞平伯的评价甚为精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晶莹,不见晨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直是把《浮》的艺术成就推崇到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的境地,因此为后来的学者所广泛认同并被屡屡引用,尤其是赵苕狂的《浮生六记考》更是赞赏备至,认为俞平伯“真可算得是沈三白的惟一知己”

显然,俞平伯虽然是用散文的笔调写评论,但是他认为《浮》表现的是对封建宗法家庭的反叛的观点还是可以读出的。此后,赵苕狂《浮生六记考》对俞平伯的观点作了发挥“:这大家庭制度,实在是要不得的一件东西!在这大家庭制度下,产生不出别的什么来,只不过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造出了一种苦乐不平均的局面,弄出不少明争暗斗的怪剧来罢了。而作者关于这种家庭问题,看他虽是很随意的写来,却不是出自无因,他在本书中所揭示的,实是含着一种很严重的意味!而他是在歌颂着这个大家庭,抑是怨沮着这个大家庭?固可不言而喻的了!”

此外,冯巧英、孙菊园、王宜庭、周伟民等人也肯定《浮》具有反封建的价值。而林薇却另有新说,认为“《浮生六记》中确实反映了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宗法制大家庭中封建家长的专制、冷酷。不过‘,反封建’‘、反礼教’之类并非作家有意为之的题旨。……作家以那份与生俱来的漱芳挹芬的灵气,或者说是一种浪漫的自由精神,写成这样一部自抒性灵之逸品,达到空灵飘逸的审美境界,从而完成了独立的、不阿世趋俗的文学本体构建”。林文显然是用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的,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指标幸福家庭生活的途径”的观点,由张蕊青提出,张文在详尽分析沈复夫妻恩爱、坎坷的生活经历后提出“:《浮生六记》告诉我们:幸福美好的家庭并无固定模式,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即使幸福失去了,家庭破碎了,也不必心灰意冷,因为幸福和美好存在于一个人的不断追求之中。”这一观点别具慧眼。

 

陈芸形象研究

 

《浮》的女主角陈芸被赞誉为“最可爱的女人”,正是她的鲜活塑造,才使得她那“小丈夫”沈复得以凭借薄薄一本书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阅读《浮》者,莫不对陈芸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百年来,学术界对她的研究十分重视。

早在书被发现之初,管贻萼、近僧等人的题诗即对陈芸赞许有加,王韬有感于沈复、陈芸“一往情深”,慨叹“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借写跋语而抒其身世之感。对陈芸作出较高而全面评价者则是林语堂,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陈芸这一“最可爱的女人”所吸引而“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以流传她的芳名”,他由衷激赏陈芸,认为“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在《两个中国女子》一文中,林语堂对陈芸和《秋灯琐忆》中的秋芙作了对比分析,说“我颇觉得芸是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个”。事实上,林语堂是把陈芸当作一个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标准的女性的代表看待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勃兴,学术界也随之掀起了研究陈芸形象的热潮,有一系列论文相继发表,如费如明《芸的妻性及其它》、黄芸珠《论〈浮生六记〉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杨剑影《夹缝中的窘迫与坦荡》、冯文坤《女性主体与主体逾越》等。其中,费如明文的分析比较全面而详细,它先引鲁迅对女性三种特征的论述进而认为“芸的可爱恐不在于其母性,也不在于其女儿性,而在于其独有的妻性”,芸之妻性计有柔媚和顺,温婉秀丽,品貌兼备,知书识理,才思隽永,伶俐乖巧,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宽容大度(主动为丈夫纳妾)等;费文还指出“,她的妻性有可取的一面,也有其必弃的一面”。黄芸珠文通过透视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探究了构成《浮》夫妇之爱近代色彩的文化因子,她认为“苏杭一带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使他们的爱情萌发于沈复对陈芸才性韵致的倾慕,与任父母之命捏合的封建婚姻不同。陈芸对性灵派理念的文化认同,使这对夫妇的生活情趣和处世态度非常契合,日常生活的夫妇之爱和精神层面的知己之爱在他们艺术化的婚姻生活中融合为一”,而“陈芸形象所凝聚的文化底蕴”使得《浮》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客观而论,黄文尝试对陈芸形象进行文化学的研究,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沈复《浮》与其他作家作品的关系,这成了第三时期学术界研究《浮》最感兴趣的话题。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毓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张蕊青《〈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的灵犀共识》《〈世说新语〉与〈浮生六记〉》《〈浮生六记〉与〈金瓶梅〉》《〈秋灯琐忆〉与〈浮生六记〉》、李春林《〈浮生六记〉与〈忏悔录〉之比较》、周伟民《东西方历史阵痛时期反封建斗争的启示》、黄强《李渔与〈浮生六记〉》、张小茜《论〈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等。这些论文将沈复《浮生六记》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文本的阐释,又开拓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使《浮》独特的文学价值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些论文中,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一定的广度的是陈毓罴、张蕊青之二文。

陈毓罴将《红楼梦》与《浮》两本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命运加以对比研究。文章分三节论述:(一)沈复和贾宝玉;(二)陈芸和林黛玉;(三)两个悲剧。关于沈复和贾宝玉,陈先生认为“他们都很尊重所爱的女子,注重思想的沟通和精神上的契合无间,并且一往情深,坚贞不渝。这一特点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违背和对男尊女卑制度的反抗”。另外,“沈复和贾宝玉在思想性格方面,还有显著共同之处,即他们两人都反对八股,反对科举,反对做官,追求一种高雅的十分洒脱的艺术家生活,吟诗作画,自得其乐。而陈芸和林黛玉,“她们美丽,聪明,善良,真挚,雅洁脱俗。两人虽家世悬殊,各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她们的思想和言行常和封建礼教相对抗,藐视权威,独行其是,至为封建社会所不容”。而所谓的两个悲剧,即指“:《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陈芸,他们都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各自经历了一场悲剧。”最后,文章指出,这两部作品中“曹雪芹和沈复都在为这些悲剧的牺牲者鸣不平”。通过两部作品的比较,陈先生分析了两部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似点,并由此揭示了两部文学作品与当时时代背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文本,同时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后来学者从事《浮》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裨益多多。

张蕊青文则将《浮》和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进行平面对比研究。文章从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故事情节的逐步复杂、友情爱情描写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详细分析论述了沈复对《世说新语》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古典名著《世说新语》与清初沈复的《浮生六记》应该说因缘很深。前者对后者的借鉴意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英文译本研究

 

《浮》之有英译本,完全归功于林语堂。林译本使得《浮》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一殊荣的获得也使得《浮》成为世界不少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财富。西德鲁尔大学教授马汗茂博士又将其译成德文,由钱钟书介绍,请俞平伯作序,俞平伯欣然撰有《德译本〈浮生六记〉》,又使《浮》走向了德语世界。据载《浮》还有捷克文译本,捷克奥尔德日赫?克拉尔《〈红楼梦〉捷克文译本前言》一文透露《,浮》的捷克文译本已于1956年在布拉格出版。对此,我们知之甚少。总之,据我们所知《,浮》至少已有英文、德文、捷克文三种译本,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林译本,近些年来,我国一些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者将目光移到了英译本上,着重从翻译学的角度对林译本的得失优劣进行评论,如高巍《文化差异现象在汉译英中的处理》、赵莉《浅析〈浮生六记〉的翻译特色》、董晖《老到圆熟　出神入化》、甘海鹰《英汉词汇对比与汉译英中的词汇翻译》、张戈《对〈浮生六记〉英译过程中连接手段处理的抽样调查》、刘旭、程晏萍《文言文的英译技巧》、王海霞《清新晓畅　意到神到》等,它们或从大处着眼,或从小处落笔,虽然多是研究英译本的翻译技巧,但对整体的《浮》研究而言则开辟了新的领域,扩大了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尽管其整体研究水准还有待提高。

 

三、简短的反思和期望

 

回顾百年来的《浮》研究,的确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其中有一些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今后要做的工作甚多。就材料搜集而言,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就深深感到不易得到,如沈复的生平行迹乃至交游资料就较缺少,其卒年问题一直难以弄清,有关他游历琉球一事虽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因此,新材料的发掘搜集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做。再如有关后两记作伪者的材料,也不太充足,学术界虽然一致认为后两记为伪作,但作伪者是否即黄楚香,作伪的具体真实过程怎样,因材料所限,迄今尚有疑问。更何况,前已提及,洪静渊认为后两记是潘麟生所作,管树荃还为《红尘忆语》写过题跋等问题,同样需要新资料的收集、论证。

无可讳言,与其他名著相比较《,浮》的受关注程度明显不够。迄今为止,我们未见到研究它的专著出版,似乎也从未召开过有关它的学术研讨会。完全可以说,目前《浮》的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自发”状态。

一些研究文章不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而“闭门造车”于是出现了一些观点雷同、缺乏新意的文章;有人还改头换面地抄袭他人的成果;还有人一文几发,浪费资源,这无疑会给本领域的研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些都要引起后来研究者的高度警惕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