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看来，《闺房记乐》所写不过是一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故事：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恩恩爱爱，相互厮守，一起享受人生的欢乐时光。与《西厢记》、《桃花扇》、《红楼梦》等爱情题材的文学名著相比，既缺少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似乎过于平淡了一些。
确实，本卷所写大多为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年轻夫妻间的琐事，但这正是其特色所在，其吸引读者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因为它贴近我们的生活，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给我们以人生的启发。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注定是平淡的，既没有开疆拓土的奇迹，也没有光宗耀祖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没有乐趣，就没有意义。只要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善于发现生活的情趣，照样可以活得很精彩，很幸福。作者沈三白和他的妻子芸娘就是这样的人。
按照科举时代的人生标准，作者显然不能算是成功人士，他固然多才多艺，但并没有靠这种才华获得功名，只是靠游幕、卖画、经商为生，奔波各地，有时生活相当窘迫。
在这样不利的生存状态下，作者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意志消沉，反而自得其乐，生活得相当充实、快乐。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虽然在现实世界里不能拥有很多，但作者清楚地知道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比如幸福、温暖的家庭。
作者的婚姻固然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的，但它完全符合两位年轻人的意愿，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情投意合、伉俪情深，他们将这一浪漫的爱情理想演绎成平淡的人生现实。
在二百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能有这个福分的年轻人并不多，因父母包办婚姻产生的人生悲剧，我们从古代文学中读过太多。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伴侣，相互偎依，一起走完寂寞、寒冷的人生旅途，这不也是一种难得的运气吗？
作者对人生是很知足的，因为知足，所以常乐。生活虽然清贫了一些，但和幸福、温暖的家庭相比，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作者以生动、逼真的笔触写出了这份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但又温馨的场景。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做什么都是新鲜、有趣的：一起谈论文学，一起赏月，一起流连山水……
生活虽然平淡，但照样充满情趣，照样让人沉醉。想象二百多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会知道这份快乐该有多么难得。
有着这样的人生态度和情趣，他的文笔绝不会枯涩，尽管所写大多为日常琐事，但读起来，一点都不感到沉闷或单调，相反，让人感到兴味盎然。
作者的文风一如其所写内容，没有夸张的笔法，没有做作的笔调，恬淡，从容，娓娓道来，完全是以本身的面目示人，平淡、真实而又快乐的生活，其本身就有一种感染读者的魅力。
这种快乐也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让我们珍惜眼前同样平淡的生活。
人生态度往往能决定生活的色彩。对一些人来说，生活是灰暗的，沉闷乏味，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五颜六色，充满情趣的。作者笔下的生活，显然是属于后一种。
富足有富足的过法，清贫自有清贫的情趣，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生活方式，让自己过得充实，快乐。一心和别人攀比，讲虚荣排场，风光的表象之后只能是内心的自卑和空虚。
物质的匮乏固然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很多限制，有许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人生的乐趣并不能因此而打折扣。身在王宫，未必心满意足；人在陋室，照样可以悠然自得。在此方面，作者沈三白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作者天生就是一个乐观旷达的人，从小就充满好奇心，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找乐趣，从本卷开头几段生动、形象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尽管他也因自己的好奇和调皮吃了不少苦头，但回想起来，还是以快乐居多。日后的生活虽然遇到不少坎坷，但一颗天真、好奇的心却没有改变，作者的回忆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他很想让读者细细体会怀旧背后的东西。
从作者本人要言不烦的叙述来看，他特别喜欢养花种草，对盆景、园林等也十分喜爱。在为生计奔波操劳之余，忙里偷闲，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净土。
在这里，他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既是在生活，也是在进行艺术创作，并经常和妻子一起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平淡的日子散发着清新的艺术气息，清贫的生活因此而充满情趣。
这些看起来平淡无奇，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一个身处逆境的读书人。在轻松、恬淡的叙述之后是一个坚强而不失乐观的人，这就是沈三白留给我们的印象，尽管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但他给我们的印象比那些正史里的传记更为清晰，更为深刻。
尤为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对园艺并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达到了专业的水准，为此他还向高手学习过。在此方面，作者表现出不俗的艺术修养和高超的才能。生活的乐趣不能仅满足于发现，还要会创造。
有了这门手艺，作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欣赏趣味，亲自动手。于是，一块石头、一根树枝、一只昆虫，到了他的手里，马上象变魔术一样，成为精雅别致的艺术品。
有了这样的爱好，有了这样的技能，就能每天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平淡的生活顿时充满诗情画意。靠才大气粗也可以买来很多高档艺术品，但拥有者得不到这些乐趣。可见人生的得与失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在谈及自己的这些爱好时，作者特别强调节俭，并介绍了许多“节俭而雅洁”的好办法，其中有不少让人拍案叫绝的奇思妙想。确实，节俭并不一定意味着简陋和寒碜，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品位的降低。
关键是你得会生活，会打理。一座不大的居室，经过作者巧妙的改造，一样精巧别致。普通的饭菜装在形如花瓣的精致碟子里，吃饭都有别样的感觉。几个木条的简单组装，种上花草，就是一座精美的活动花屏。就连穿衣、喝茶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既节俭又不失情趣的好办法。
尽管有一段时间住在朋友的房子里，但作者并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反倒把这里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俱乐部，三五知己，不时欢聚，人生之乐，莫过于此。
对一个善于生活、懂得生活的人来说，只要用心去寻找，用手去实践，乐趣就在其中。感谢作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个浅显但很实用的道理。
这是全书中写得最为动情的一卷，相信也是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卷。前面两卷，或写闺房的快乐，或写闲情的乐趣，仿佛置于身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春天，现在则一下进入肃杀凄凉、风雨交加的深秋，无尽的悲伤如寒流一般，迎面扑来。
对作者来说，尽管他努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苦中作乐，但现实中的苦难和烦恼比如生计的窘迫，父母的误会，兄弟的失和等等，都是他必须面对，而且无法回避的。
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对一般人来说，再平常不过，但对作者来说，逐渐变成了一种奢望。特别是妻子芸娘的过早离去，让作者不仅失去人生的伴侣，还失去了重要的精神依托和归宿。一对恩爱的夫妻竟然连清贫、平淡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更不用说白头到老了，命运就是这样残酷，就是这样不公平。
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芸娘的早逝一方面与她本人身体素来虚弱有关，一方面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恩怨和矛盾加重了她的病情，夺走了她的生命。导致芸娘早逝的人为因素有不少，比如生活的困顿，仆人的私逃等，但最为直接的则是家庭内部的不和。这种不和有利益方面的纷争，有缺少交流产生的误会，当然也有观念方面的冲突。
现代读者阅读这部书，对最后一个方面往往予以强调。这种强调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按照古代的礼法，芸娘确实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地方，比如她的女扮男装出游，比如她给丈夫写信时对公婆称呼的不敬，比如她和妓女的结交，等等。
这些行为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生活小节，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别人是没有权力干涉的。不幸的是芸娘生活在一个礼法森严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对人特别是女性有着过多过严的限制。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对芸娘的行为，不仅家里的长辈难以接受，社会舆论也不能认同，加上有人故意挑拨，冲突逐渐激化，导致了芸娘的被驱逐。
本书固然可以作为控诉封建礼教罪恶的文本来解读，不过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这场家庭悲剧中，芸娘一方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这场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呢？要知道芸娘起初和公婆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曾受到他们的喜爱。
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家里的长辈也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大家都是至亲，何以冲突会演变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呢？作者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有种欲说还休的感觉，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隐情呢？无论是芸娘还是作者，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似乎也存在着缺陷。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方面的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但不管怎样，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子就这样过早离开了人世。作者在第一卷里越是将芸娘写得可爱，越是将他和芸娘的生活写得美好，她的去世带来读者的震撼也就越强烈。
从作者的描写来看，芸娘长得并不是很漂亮，甚至还有一点缺陷，比如“两齿微露”，但她让人感到可亲可爱，聪明颖慧，心灵手巧，温柔善良，天真烂漫，在其身上集中了许多难得的美德。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人物的名篇佳作有不少，但能将人物写得如此真切可信，将性格写得如此丰满鲜明，将人物塑造如此成功的则并不多见，这是作者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芸娘虽然寿命不长，但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她永久地活了下来。在现实生活中，芸娘是他的妻子，但到了《浮生六记》里，芸娘已成为一个跨越时代的文学经典，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长年奔波在外的游幕生活尽管让作者不时产生孤寂和漂泊之感，但它也同样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作者由此得以走遍大江南北，饱览各处的风景名胜。
“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作者在说这句话时，一定是充满自豪感的。即便是在旅游业发达、交通更为便捷的今天，有资格这样说的人也并不是很多。
本卷通过作者独到的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色彩各异、独具特色的优美画卷。虽然现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在作者描述过的这些地方驻足流连，但在喧闹、嘈杂、拥挤的游客人流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二百多年前的那种感觉了。时代在进步，但它也同时抹杀了许多诗情画意，让现代人变得更为麻木和庸俗。
作者非常喜欢远足，不管是生活顺利还是身处逆境，不管是一人独行还是结伴同游，总是兴致盎然，不放过流连山水、欣赏美景的好机会。即便是在生活困顿、向朋友求助的旅途中，还不忘记忙里偷闲，特意到虞山一游。这种兴致在其游幕的三十多年间，一直十分难得地保持着，可谓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他还把自己多年浪游的经历记录了下来，这种来自内心的快乐感染着读者。
作者固然喜欢游山玩水，但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名胜都能得到他的赞赏。他眼光独到，甚至有些苛刻。在他看来，滕王阁“犹吾苏府学之尊经阁移于胥门之大马头”，狮子林则“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穴，全无山林气势”。
即便是西湖这样的地方，他也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认为“湖心亭、六一泉诸景，各有妙处，不能尽述，然皆不脱脂粉气，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对于近在家乡的虎丘，他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指出一些地方“半藉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
这种批评可谓酷评，但并非故意和世人唱反调，刻意标新立异。平心静气想一想，作者所言还是很有道理，颇有见地的。总的来说，作者喜欢那种有着幽情雅趣的自然景致，不喜欢过分雕琢的人工堆砌。
这种独到的审美眼光一方面与作者的性格有关，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修养。作者是位画家，精于盆景和园林设计，因此他对风景名胜的欣赏不流于一般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是能准确地道出其中的得失，给人启发良多。
作者并不反对人工构造的景致，他反对的是没有章法、缺少精巧构思的东西。很难想象，假如作者站在今天许多地方粗制滥造的所谓旅游景点面前，该会如何痛心疾首。
从文中的叙述来看，让作者留恋往返、评价甚高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名山大川，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比如幽僻的上沙村、精雅的西山小静室、荒废的无隐庵、新生的东海永泰沙、人工胜于天然的王氏园，等等。
即便是在今天，到过这些地方的人也不多。尽管没有什么名气，但它们都别有幽趣。作者善于发现那些未经开发的景致，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真正的风景。
作者文笔相当老到，表现力强，叙述有致，要言不烦，常常寥寥几笔，就将一处名胜的特点十分传神地勾勒出来，如在眼前，给人印象至深。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将《浮生六记》与晚明的小品文比起来，无论是立意还是文笔，一点都不逊色。
本卷并非出自沈复之手，而是后人根据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改头换面，拼凑而成，现有的资料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是伪作，因此也就谈不上品赏。不过如果将《浮生六记》“足本”从刊出、形成争议到谜底完全揭开的过程梳理一番，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这对其他文学作品真伪的辨别也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刊出《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披露了王文濡提供的“足本”《浮生六记》。对其中的卷五、卷六，相信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怀疑者之所以怀疑，主要有如下两个理由：
一是后两卷的风格与前四卷不同。从表面上看，后两卷似乎也是小品文字，追求一种恬淡、简洁的风格。但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后两卷不仅艺术水准不及前四卷，风格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以第五卷来说，同样是写景状物，作者重点在搜奇记异，记录见闻，与卷四《浪游记快》描写游览之乐、品评名胜之得失的旨趣有异，而且文字也不及该卷富有表现力及个性。卷五中，作者动辄吟诗，全卷穿插了十多首诗，而前四卷里则没有这种写法。两者不像出自一人之手。
二是后两卷的记载与前四卷有矛盾。卷五叙事有明确的时间记录，将其与前四卷对照，便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比如卷五记载嘉庆五年八月十八夜，作者在琉球与寄尘和尚在山上观潮，但卷四却记载，同一天夜里，作者和朋友们在家乡的来鹤庵畅饮、赏月。一个人怎么可能同一时间在两个距离遥远的地方同时出现，这并非作者记忆有误所能解释的。类似的矛盾还有一些。
不过怀疑归怀疑，要解决“足本”的真伪问题还需要更为充分、过硬的证据。1978年，事情出现转机。这一年吴幅员发表《〈浮生六记〉〈中山记历〉篇为后人伪作说》一文，他将《中山记历》与李鼎元的《使琉球记》进行比勘，发现前者系抄自后者而来。
随后，杨仲揆也发表《〈浮生六记〉——一本有问题的好书》一文，印证了这一观点。直接找到了作伪的源头，放一起对照，真伪立辨，以前的怀疑都落到实处。
1980年，郑逸梅发表《〈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一文，提及当年王文濡曾请他代笔“仿做两篇，约两万言”，但他没有答应。后来“世界书局这本《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那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
那么这遗佚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撰，或托其他朋友代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这两记是伪作”。郑逸梅的文章为卷五、卷六伪作说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同时还为揭开作伪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9年，王瑜孙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指出“足本”后两卷的作者为黄楚香，他受王文濡之雇，“创作”了后两卷，酬劳为二百大洋。王瑜孙是从大东书局同仁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篇文章和郑逸梅的文章相互印证，让人们知道了伪作炮制的基本过程。
有内容、风格的差异和矛盾，有作伪依据的文本，还是当事人的证言，这些资料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至此，困扰了人们半个多世纪的《浮生六记》真伪问题算是水落石出，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
2005年秋，有位书商在南京的地摊上买到清人钱泳的《记事珠》手稿，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不少研究者认为系摘抄自沈复的《浮生六记》卷五。该手稿还有《浮生六记》一条，介绍沈复与其《浮生六记》。这一发现，让人得以看到《浮生六记》最后两卷的冰山一角。
本卷也是后人的伪托，并非出自沈复之手，现有的材料足以证明这一点，没有翻案的可能。
与“足本”卷五的《中山记历》相比，本卷的破绽更为明显一些，这种破绽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是风格与前四卷有较大的差异。从前四卷来看，作者所写虽多是日常琐事，但大都写得生动别致，充满情趣。特别是卷二《闲情记趣》，其中有很多制作过程的描述，处理不好，读起来会比较枯燥乏味，这对作者是一个考验，好在沈复笔墨不凡，很有表现力，照样将其写得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反观本卷所写，谈来谈去，不外清心寡欲、顺其自然、延年益寿之类的老生常谈，缺少具体可感的叙述，内容空洞，带有学究气，与沈复独具个性的文风明显不同。这不能不让人生疑。
二是本卷有几段文字使用现代语体，十分明显。比如谈太极拳、石琢堂城南老屋等部分，无论是使用的词语，还是句法，都是出于现代人之手，且不说与前四卷不同，即便是在本卷，也显得不伦不类，破绽太过明显。
“群鸟嘤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和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是一幅绝妙画图也”。
读过这段文字，即便是普通读者，也能明显感觉到它与前四卷的差异。不知这是抄录别人的，还是作伪者本人所为。
本卷比卷五更容易发现作伪的痕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作伪者依据的范本读者较为熟悉。“足本”《中山记历》依据的是李鼎元的《使琉球记》，这本书读者不大熟悉，即便发现其中有问题，但要找到作伪的确证，还得下一番考证、比对的功夫。
本卷则不然，它是依据曾国藩的日记改头换面而来。相比之下，曾国藩日记曾多次刊印，社会影响大，读者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卷六被证明是作伪，卷五的真实性则更受质疑。说句玩笑话，作伪者伪造本卷太缺乏“专业”精神，破绽过于明显。
经陈毓罴先生的比对，“足本”《养生记逍》除了抄录曾国藩的日记《求阙斋日记类钞》之外，更多内容则抄自张英的《聪训斋语》。
与《中山记历》一样，本卷除了几段破绽过于明显的现代语及一些和前四卷照应的语句，大多系抄录而来，抄曾国藩和张英的著述外，还把古人许多有关养生的诗歌、名言等抄录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卷可称古代养生名人名言汇编。
假如作伪者活到现在的话，看到他设下的谜局被人们破解得如此彻底，不知内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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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逸梅《〈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读书》1981年第6期。另参见其《〈浮生六记〉的伪作》，载其《清娱漫笔》，上海书店1982年版。
[4]王瑜孙《足本〈浮生六记〉之谜》，1989年9月26日《团结报》。
[5]参见陈毓罴《〈浮生六记足本〉考辨》，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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