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古迹反映的史实
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同海南岛及祖国大陆一样古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渔猎时代”，住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主要向海洋索取蛋白质等生存资料。地处热带的南海出产许多为渤海、黄海和东海所没有的喜暖性海洋生物，成为珍奇的海产和贵重的贡品。3000多年前的商代，南海沿岸的一些民族就给商王朝进贡珠玑、玳瑁、象牙、犀角等土特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汤王时（前1766～前1754）制定“四方献令”称：“正南……请令以珠玑、瑇瑁……为献。”可见南海居民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从事水产资源的开发。此后，如《史记》、《汉书》、《〈尔雅〉注》、《吴录》等我国古籍都有类似记述，对渔民在南海上捕捞得的海螺、珠贝、玳瑁等珍贵海洋动物的记载也逐渐多起来。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为了生存，在南海上从事捕捞业，发现并陆续迁移到海南岛和南海诸群岛上居住。秦汉时代起，我国人民特别是海南岛的渔民，就连续不断地谱写着南海和南海诸岛开发史的光辉篇章。
最迟从唐代起，海南岛渔民就开始在南海诸岛上定居，建有住宅和神庙。住宅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神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考古发现甘泉岛上一处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大量的铁锅碎片、烧煮食物的炭粒灰烬、瓷器和陶器碎片、铁刀和铁凿残片，还有吃剩的鸟骨和螺蚌壳。明代海南学者王佐《琼台外纪》说：“（万）州东长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淹田”。《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陈天锡编，1928）中也有文字记载我国渔民在群岛上居住，并建造房屋、祠堂、神庙及所花费银两等情况。古代海南渔民还在不少岛洲上种植椰子树及其它农作物。宋代以来，东南沿海渔民开始信奉海上保护神“妈祖”（海南人称“婆祖”，又称“天妃”、“天后”）；至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行程中出现“天妃护航”传说后，我国船民、渔民逐渐在南海诸岛上立庙或在船上设立神位祭祀。在永兴岛、石岛、东岛、赵述岛、南岛、北岛、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等处，还有明清两代遗存的小庙14座。有些神庙还保存有神像、佛像，如琛航岛上的“娘娘庙”中供奉的瓷观音像；北岛的小庙中供有木制的神主牌；永兴岛孤魂庙里拜祭的神位等。
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区进行渔业生产和开发南海诸岛的事迹，也见于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海军部海图局编的《中国海指南》（J.W.Reed,W.king:China Sea Directory,1868）中记载：“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类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礁间者。海南每年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它必需物品，与渔民交换参、贝。船于每年十二月或一月离海南，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英国出版的《中国海航海指南》第三卷（China Sea Pilot Vol.Ⅲ,1923）中，也有关于我海南渔民在南沙群岛海域从事捕鱼活动情况的记载。我国南方沿海尤其是海南岛的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和南海诸岛生产与生活。1917年，曾与日本海军中佐小仓卯之助一同到过我南沙群岛“探险”的平田末治，在他的报告中就写道：“华人五百余户定住在各岛，经营渔业。”（1933年8月6日，《时事报》东京特快讯）1933年7月14日，国民通讯社马尼拉讯载：“该岛（南沙群岛）中仅有少数渔民居住，海南岛渔舟也常往其处”。1933年8月18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派了一艘帆船（47吨级）及2名社员开赴我南沙群岛调查，其记录中说：“二十五日抵达目的地北二子岛。……从海南岛来的两个中国人，以举手礼欢迎了我们。”“岛的南面也有房子，住有三个中国人。”《新南群岛概况》（日本人著，抄本）中则有“（中业岛）中央部有昔时被此岛居住者采伐为开垦地，现在也有当时栽种之甘薯类生长于此。此岛之南西端，有人工造林之古椰子林，其果子被渔民或航驶到此之人采取供为饮料者颇多”的记载。
二、老渔民的历史见证
（一）中国渔民自古在西沙南沙打鱼
我国南海沿岸的渔民一代接一代向大海讨生活，年年出海从事捕捞，有丰收的喜悦也有灾难的辛酸，许多年事老迈的老渔民回忆和讲述了祖祖辈辈和他们自己以海为生、以岛为家的往事，说明自古以来我国渔民同南海和南海诸岛是血肉相连的。
海南岛的文昌、琼海两县是历代以来渔民远去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最多的县份。1977年5～7月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文昌、琼海等县访问老渔民，将这些老人所陈述的内容收录入《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韩振华主编，1988年出版）。1987年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也收录了实地调查所得的文昌、琼海两县曾到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名单和他们的简历，有240多人，并附有29位渔民的照片。正是这些渔民（包括未调查到的更多的渔民）和他们代代相传从事渔业生产的先辈们，是开拓南海诸岛的先锋，建设南海诸岛的奠基人。
1977年已93岁高龄的文昌铺前镇七峰村老渔民蒙全洲说：“祖辈都以渔业为生。据我所知，我祖父蒙宾文从年轻时起，约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由同村老渔民带到西、南沙群岛去捕鱼。……我父亲蒙辉联从十几岁开始，约在清咸丰（1851～1861）年间直至年老为止（在清光绪末年逝世，死时70多岁），每年都去西、南沙群岛打鱼过活……我十五岁（1898）到西沙群岛去捕鱼……十六、七岁就跟父亲到南沙群岛去捕鱼……第一年去，我才得9块银元工钱，第二年就得了40块银元，伙食由东家供给”。
老龄渔民符用杏说：“我是文昌县龙楼公社红海大队人，今年（1977）91岁，祖辈以渔业为生。伯父符世丰从清同治（1862～1874）年轻时起就在西、南沙打鱼，年年风里来雨里去。后来当了舵工。……父亲符世祥也在清同治年间还不到20多岁就跟铺前人到南沙去捕鱼。……我22岁直至40岁（1908～1926）年年都去西、南沙……。”
（二）我国渔民在南海的航线与行程
符用杏在谈及海南渔民到南海诸岛的航行路线和作业场时，回忆说：“我们从清澜港起航……到西沙需航行17～18更”（“更”是我国古代渔民计算航程的单位，明代《西洋朝贡典录·占城国》条中说：“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也有的以1更约合10海里），到南沙“需31更，……当时去南沙群岛一带捕鱼的船有20多只。……我记得各地航程，从南沙到新加坡需50～60更，从母猪头到昆仑31～32更，从昆仑到罗汉头18更，从罗汉头到大佛（华列拉岬）6更，从大佛至外罗12更，从外罗到大洲18更，从大洲至清澜6更”。这里指的是海南渔民由海南岛清澜出发，到西沙和南沙捕鱼、拾螺、捞参，再运到新加坡销售后，沿越南东岸北返海南岛的航线。蒙全洲也说：“清澜到西沙的巴兴（东岛）16更；……西沙的三筐（蓬勃礁）到南沙的艾罗（双子礁）28更；鸟仔峙（南威岛）、乙辛（日积礁）到新加坡70更；……从新加坡回到海南要120更。”
渔民在航行途中辨别方向和海流的办法，据彭正楷回忆说：“一条船要准备两三个罗经（用个盒子点灯，罗盘针放其中），大工旁边要安置两个罗经（放一个罗经怕万一失灵），船长处也有一个罗经，用以纠正大工的错误。”“在海中测验水流正常与否，是用炉灰捏成饭团一样，抛入水中，看其溶解程度如何，如果炉灰团只溶解一点点就沉下去，则水流正常。若炉灰团很快溶解或被冲走，则水流不正常，此时就要从中窥测水流方向。”计算航行时间和里程的方法，据蒙全洲回忆说：“从西沙到南沙艾罗（即双子礁）用亥（罗盘上的270°方位，即北西北），需28更船。……在海上，以看不见前面船的桅尾为止算一更。……帆船一更算五小时，机帆船一更算两小时，机帆船一小时可船行七迈（海里）。”
（三）南沙海域收获的主要海产
蒙全洲回忆说：“我在南沙群岛主要是捕公螺，捉海参、海龟。公螺价格高，……通常一只船在一个季度里可捕公螺几百担，每担100多银元，有一年，一担公螺200银元。英国人用公螺壳去作飞机漆料，日本人也拿去搞化学品，油漆钢板等用。公螺在南沙的银井（安达礁）、铜钟（南海礁）、簸箕（利加礁）、海公（半月暗沙）各处都有。在几托（1托约合1.5米）水深的地方有，在退潮的浅滩上也有。海公（半月暗沙）物产最富，……公螺、海参很多，一条海参就有一二十斤重。深筐（榆亚暗沙）白参、黑参最多。……深水地方，虫豪（牡蛎）也很多。……用虫豪钩插入海底，把虫豪连壳钩上来。……最大的虫豪肉晒干还有3斤多重。一只船可搞到一麻袋（一只渔船一般有4个舢板，大船则有7个舢板）。一斤虫豪筋，价1～2元，虫豪仔一斤，价0.3～0.4元。”“南沙的鱼很多，有红鱼、鲨鱼、旗鱼、金枪鱼、马鲛鱼等，白干鱼一条100多斤重。……在南沙捞的公螺，都运到新加坡去卖。海龟干、鸟干、白海参、黑海参运回海南。赤海参、红海参则运到新加坡去，新加坡需要的是红海参。”彭正楷也谈到渔船作业的情况：“一只小艇4～5人，一个摇橹，即舢板头，其它人潜水抓公螺。当时没有水镜，用一种海棠油射入水中，舢板头凭经验可以看到水中的螺和海参，他用竹杆指点，人即按其指点位置潜下去。一般水深3托至5托的地方都可以看见。” 林英说：“南沙水清，可见30米深，海水盐度高，浮力大，人整天在水上也没有关系。我初到南沙时，分别在黄山马、奈罗、秤钩、铁峙、黄山马东、第三、小奈罗等岛礁捕捞公螺、海参等物。”
（四）部分渔民长年居住在南沙岛上
海南渔民冬去夏返于南海诸岛，捕鱼作业常达数月，诸岛便成为渔民们生产和生活的基地。他们在岛上辛勤开拓，建设家园。文昌龙楼村老渔民符国和（1977年72岁）回忆说：“有些渔民专门住在岛上，……搭草棚居住”，“住岛的渔民在次年四月西南风来时不回海南，直至第三年四月西南风来时才随船回来。粮食及生活用品由东家送去。住岛的人除了下海作业外，还把海产品制成干制品，如晒海龟干、鸟干等。……南沙的海龟很多，产卵季节爬上岸，只要把它翻过来就抓住了，住岛者一人一年可赚一千元光洋（指七钱二分的袁世凯人头像光洋）。”蒙全洲回忆说：“在南沙群岛住岛的人，搭草木棚住，用草席、椰子树叶作棚。黄山马（即太平岛）有草海桐树、牛棚树（即野枇杷）可作屋梁，亦可作船木。住岛的人在第一年冬季带足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去，第二年不回。住在岛上生活所需物资，开单托人带回海南岛，待来年来南沙捕鱼时带来。”“在南沙，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庙。住岛的人随手盖起，并写上神名。祖辈相传遇难的‘一百零八个兄弟公’，我初去南沙时就有了。这些庙内，往往有一只木牌作神位，没有写上具体名字。传说敬奉祭祀他们，你要到哪里捕鱼作业，神就会保佑你平安”。
琼海潭门镇草塘村老渔民柯家裕（1977年71岁）谈到住岛时的生活情况：“我们乘冬季十一二月东北风南下，带足一年粮食，经西沙直到南沙，在小奈罗住下来后（小奈罗的水较好，大奈罗的水则较咸），除了捞海参、公螺、捉海龟外，还在岛上种蔬菜，南沙种的菜长得很好，葫芦长得很大。”文昌龙楼镇尤新村老渔民梁安龙（1977年74岁）也谈到留住岛上的祖辈们的垦殖情况：“北海（南沙）的黄山马、南密（鸿庥岛）、第三（南钥岛）等岛，都有我们渔民先辈种植的椰子树，这些椰子树都已有七八十年，高过屋顶；……黄山马的椰子树有的还超过一百岁。”文昌东郊良田村渔民王安庆（1997年64岁）说：“在南沙各岛，有井就有人住过。罗孔（马欢岛）、红草（西月岛）、奈罗（双子礁）、铁峙、黄山马、鸟仔峙（南威岛）等岛，都有我们渔民挖的水井，铁峙的水井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五）洋人初涉南海诸岛的见闻
南海海域自然资源丰富，又是“世界第三黄金水道”，外国列强早就垂涎三尺。最早涉足南海诸岛的是英国船只，时间在1701年（中国康熙四十年）。而这时，我国人民开发南海诸岛已逾千年。20世纪初，日本人到东沙、西沙盗采鸟粪时，已看到中国渔民在岛上居住、生产。由于南海上暗礁险滩密布，外国航船因不熟海况易触礁搁浅，有时幸运的得到正进行渔业生产的我国海南渔民援救脱险。彭正楷回忆说：“50多年前（1927年前后）一只英国船驶进南沙九章环礁内，船开得进去却开不出来。该船大，可载重千百吨，后来英国人派小船往四周去探水路，看四面尽是沙滩，没有办法开航。当看到我们时就赶紧招手说：‘这地方是你们的，你们很熟悉地形，带我们出去吧！’说完话以后就把罐头、牛乳、白糖等送给我们。后来由我去开航把他引出来。该地叫‘狗障头’（即九章环礁屈原滩），礁滩多，航道窄，窄到连狗转头也会碰到礁石。”
柯家裕回忆说：“我在小奈罗……住了二年后（1930年前后），日本人来抢我们捕获的海产品，如公螺、海龟等，连我们在岛上种的青菜也抢走。日本人曾在小奈罗偷采鸟粪。”王安庆也回忆说：“我15岁（1928年）去南沙时，有日本人在奈罗、铁峙挖鸟粪，开始在奈罗挖鸟粪，奈罗挖完后转到铁峙挖。当时一百斤鸟粪值90元”，“……见过日本机帆船来抓鱼，还上岛添水。当看见我们渔船时，他们就立即溜走了。”
（六）海南渔民世代为开发诸岛献身
自古以来，海南渔民一代接一代地驾木船、闯南海，从事艰苦的渔业生产和开拓珊瑚岛洲，世世代代都有不少人在狂风恶浪的袭击下或赤日酷暑的煎熬中献出宝贵的生命，为南海诸岛的开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南沙群岛老渔民彭正楷（琼海人）回忆说：“我们渔民在开发南沙中死在那里的不少。潭门公社草塘大队郑心传就是三四十年前死在南沙的，那时他已50多岁，……还有一个渔民捕鱼是中暑死在铁峙（中业岛）。”文昌籍老渔民蒙全洲回忆起长眠南沙的渔民陈鸿柏、符用礼、林鸿昌等人，“埋葬时用石头垒起来作个坟地。这些人年纪都比我大。还有好些渔民死在南沙，名字一时记不起来。”老渔民王安庆（文昌人）也回忆说：“我亲自见到渔民林猷钊（文昌人）死在黄山马，还有一个保陵港的渔民死在第三。传说的就更多，‘一百零八兄弟公’就是一例。108个兄弟中有72个孤魂和36个兄弟。72个孤魂是我们先辈在西、南沙下海作业过程中先后死去的。36个兄弟则是同在船上因遭风暴遇难的。其实，我们渔民先辈在西、南沙死去的何止这些人。”在南沙的北子岛，至今仍保存着2座清代中国居民的墓葬，一座是同治十一年（1872）的翁文芹坟，一座是同治十三年（1874）的吴某坟。
三、《更路簿》记录的航海经验
海南古代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区从事渔业生产，对南海及其诸岛的地理位置、航行路线、渔场分布、岛礁名称等进行了世代相继的研究，并记录在一种特殊的手抄本《更路簿》中，世代相传，不断修订增益。《更路簿》又名《水路簿》、《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等，已收集到10余种，内容大同小异，一般记载南海海区划分、航行起止点，航向、航线、航程，风况、海况、水情，岛礁方位、地貌与命名等项，实质上就是一部“南海航行指南”。这是海南渔民多少世纪来集体创造的具有首创性的科研成果，也是他们长期从事南海渔业实践的经验总结，又用于指导南海渔业生产的实践。
海南渔民所开辟的南海诸岛航行路线，是通过许多代人在航海捕鱼的实践中，付出鲜血以至生命的高昂代价而取得的经验结晶和科研成果。1918年12月，日本拉沙（萨）磷矿公司，派遣退役的日本海军中佐小仓卯之助率领15人乘“报国丸”号开赴南沙群岛“探险”，在我双峙（双子岛）登陆，碰到我国正在进行渔业生产的渔民3人，双方通过手势和笔谈时，我国渔民写出双峙附近的各岛礁间的方位和距离：“黄山马峙（太平岛）牙子有多，红草峙生石不白上，鸟仔峙在西南，双峙上红草四里，红草上罗孔五里，双峙下铁峙二里，铁峙下第三峙二十二里，第三峙下黄山马二里，黄山马下南乙峙一里”；小仓卯之助当即根据笔谈绘成一草图，认为结果与他所携带的海图“大致相符”（载于小仓卯之助《风暴之岛》，昭和15年即1940年版）。
海南渔民长年累月经营南海诸岛，对诸岛情况及南海航线了如指掌。如老渔民符宏光（？～1976）绘制的一幅海图《西沙、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长107厘米，宽79厘米）相当精确，图中罗列西沙岛礁18座，南沙岛礁63座，还附列罗经24方位（由天干、地支、四卦组成）①。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三艘军舰巡视南海诸岛时，就曾雇请三亚、万宁、陵水一带渔民作向导（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政府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南海诸岛时，执行接收任务的太平、中业、永兴、中建4艘军舰，也召雇海南渔民充任海上航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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