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今天这个充满喧嚣和诱惑的物质时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或者黄昏里，或者夜深后，或者临睡前，或者旅途中，无论开怀、欣喜、失意、孤独、忧伤、疲倦时，读一读小说。如果有，那将是小说和作家之幸；如果读的人很多，则无疑是小说和作家之大幸。当然，那些只想将小说写给自己看的作家除外。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小说面临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譬如，曾经以先锋小说风靡于当代文坛的作家马原，就早已“金盆洗手”不写了，其理由是：小说死了。他的这一判断虽因带有个人主观性而未免过于悲观，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从事小说写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越写越多；另一方面，耐着性子阅读小说的人却越来越少。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固然关系密切，诸如拜金主义的盛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等等，这可视为其中的客观因素。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源自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与少数作家的精神坚守相比，更多作家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和出版市场的影响，内心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浮躁，从而导致写作耐心的极度缺乏。在他们笔下，小说写作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力，不再重视灵魂的救赎和思想的启蒙，仅仅只与畅销和印数有关。相应地，他们如果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不是小说的优劣，而是版税的多寡、炒作手段的高低及其他各种八卦新闻旧事。此即造成今天作家和读者相互不满意的深层原因。
我不反对作家为了兴趣甚至生存而写作，我反对的是，作家以写作的名义堕落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进而言之，一个真正有抱负的小说家，应以写出好的小说为归旨。对读者来说，则以读到好的小说为快事。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在有限的阅读体验中，充分感觉到好小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味同嚼蜡、粗制滥造乃至令人气急败坏的小说比比皆是。那么，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得上好小说呢？《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认为“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透过李敬泽的形象比喻，不难看出他所看重的好小说的品格，那就是“通灵”。而在批评家李建军看来，“一个好的小说家，善良，有同情心，绝不对人物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亲切，不拿架子，什么时候都把人物与读者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小说当作小说，当作必须写人、讲故事的一种文学样式，当作与读者沟通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便努力把故事讲得有趣、可信，把人物写得生动、可爱。”李建军的这段话并不长，却包含了好小说的多种品格：诚恳的、有趣的、可信的、生动的、可爱的，等等。总之，无论是李敬泽，还是李建军，尽管对好小说提出的评判标准因为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根本指向却无疑有着相似性。即，好小说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追求。
在本文中，我想通过对作家薛忆沩小说的粗略解读，来进一步探讨好小说与什么有关。
二
生活在“别处”。这是作家薛忆沩当下的生存状态，也可视为他的精神向度及其小说旨归。这么多年来，他以个人的文学视角和叙事经验，描摹着“别处”的风景与生活，体认着“别处”的境遇和困惑。最终，他的生命与他的写作互为实证，他的精神也在“别处”得以涅槃。与文坛的众声喧哗相比，他的自甘寂寞无异于一种特立独行：倾心于写作却超然于名利得失；钟情于小说却游离于文学中心。他对文学一如既往的兀自坚守、对小说始终如一的苦心孤诣，充分昭示了他丰富而又辽阔的内心，由此照见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喧嚣与平庸。
作为“人”的薛忆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总是满怀善意地打量这个世界。在他眼中，生活有着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但他少有抱怨与愤懑。与此同时，作为小说家的薛忆伪，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心存苛求地对待自己的写作，他希望每一个词语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晶，每一部小说都是尽善尽美的产物。他显然不是以量取胜的作家，他看重的是质，恰如他的那句口头禅：要么不做，要么做好。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实在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等待。迄今为止，薛忆沩问世的作品就数量而言并不算多，两部长篇：《遗弃》、《一个影子的告别》；两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仅此而已。较之于著作等身者，薛忆沩显然写得很慢。但在我看来，薛忆沩的慢却凸显出一种耐心。“在我们这个以加速度前进的全球化时代，耐心已经成了人类生活和写作中的稀有品质。”(谢有顺语)而从薛忆沩的小说作品来看，他的耐心，其实就是语言的耐心、叙事的耐心和精神的耐心。正是借着耐心的打磨，他的小说才能在慢中散发出精美的质地。
生活在“别处”，薛忆沩体验到的是恐惧、孤独、悲伤、过去和死亡，在小说中表达出的却是温暖、信念、希望、未来和新生。他的语言节制、简约而又富有张力；情感纯粹、真挚而又超越现实；思想单纯、干净而又接近神性。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遗弃》、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见证了他在文学道路上二十多年来谦卑而孤僻的行走。综而观之，“个人”或者说个人忍负的“普遍人性”是薛忆沩全部作品的共同主题，无论其具体背景被乔装成爱情还是死亡，现在还是过去，战争还是和平。
薛忆沩的小说既古典又现代，这当然与他的个人气质与偏好有关。一方面，他潜心于《四书》、《庄子》、《楚辞》和李商隐诗歌等中国传统典籍；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乔伊斯、普鲁斯特等西方文学大家，并从中汲取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养分。因此，他的小说，弥漫着诗人的气质，充满了哲学的语言。阅读《遗弃》，或者《流动的房间》，或者《出租车司机》，又或者《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能在隐约中看到博尔赫斯、维特根斯坦、贝娄、兰波、布罗茨基等人的影子。在薛忆沩看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揭示灵魂的秘密，而要揭示灵魂的秘密一定必须有智力和情感的高度默契。没有对个人生存困境智慧的洞察和深切的同情，一部作品就没有价值。这是薛忆沩对好的文学作品的理解，显然也是他自己的写作心得。在小说中，薛忆沩总是不遗余力地醉心于书写人类与命运、情感与婚姻、梦境与回忆、希望与绝望、爱与被爱、告别与死亡、孤独与悲伤、恐惧与苍白、欲望和激情、惶惑与焦躁、时间与虚无、天空与大地、战争与和平、黑夜与灾难，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漂浮于寂静的个人世界，面对平静或者疯狂的历史、冷漠或者平庸的时代，他不断追问生活的意义；张扬生命的尊严；找寻过往的温暖；体味人生的悲凉；思考命运的归宿。进而在这种书写中，反抗时代的喧嚣、发掘生命的奇迹，并使得他的精神向度及其小说旨归，回到过去，立足现在，抵达未来，指向永恒。也正是从这些阔大且又形而上的词汇里，我读出了一个小说家“触及灵魂”的博爱、悲悯与宁静。所有这一切，无不都是他生活在“别处”的追求与思考。
对小说语言和思想的苛求，让薛忆沩淡化了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经营。因此，无论是讲述“城市里面的城市”的小说，如《乳白色的阳光》、《有人将死》、《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公共澡堂》、《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和《流动的房间》等作品，还是讲述“历史外面的历史”的小说，如《死去的与活着的》、《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和《首战告捷》等作品，都不难发现其背景模糊、故事性较弱、情节少矛盾冲突、人物身份简单的特点。在多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是“X”(如《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枪》、《无关紧要的东西》等)；或者“税务员”(《乳白色的阳光》)；或者“苦思冥想者”(《有人将死》)；或者“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或者“年轻的哲学家”(《走进爱丁堡的黄昏》)；或者“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或者“排长”(《老兵》)；或者“将军”(《首战告捷》)。那么，这些小说吸引我的地方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首先是语言和思想。薛忆沩用十分考究的语言和出色的心理描写，表达出了人性的、历史的思想深度。其次是虚构与想象力。“想象力激起了欲望和虚构的狂热”，于是，薛忆沩的目光与思绪，穿过九十年代，穿过八十年代，穿过七十年代，穿过六十年代，穿过时间，回到了他生命最初和最高的意义中去。代表作《流动的房间》，通过回忆与追溯，生发出薛忆沩对于生活、历史和时间的个人思考：“生活正在否定生活。”“时间一开始就已经结束。”透过那些堆满书的房间、没有家具的房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浓缩着历史的房间、充满音乐的房间，不难读出其中的隐喻。正如薛忆沩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所写：“不同的时代就像不同的房间。他们这些匆匆过客，处在不同的时代就像住进了不同的房间，他们最后总是要退房离去的”。
生活在“别处”，小说即是薛忆沩的上帝。他用他那高贵的文字，传达出最为简单而普遍的真理。他的写作实践，力证了精神与信仰在文学写作领域中的弥足珍贵。犹如其中一部小说《流动的房间》所揭示的那样，生活世界永远都在流变，唯有精神，可以永恒。而他建基于此的精神向度及其小说旨归，必然会引起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思考与辨析，进而将我们渡向一个更为高远的精神彼岸。
三
作家纳博科夫认为，文学作品首先是对个人产生重要意义，他也只愿对读者个人负责。作家池莉也有着相近的观点。她觉得好小说并不在于作家自己所声称的社会意义，也并非日后社会对于该小说的意义性评价，而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的，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功夫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解表达出来的，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什么题材。所以，她认为，小说首先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小说与所有的艺术品一样，与花朵、舞蹈、绘画、雕塑一样，其要素便是它是否好看和迷人。好小说要动人，要拥有超越时代的风韵和魅力，要像越陈越香的好酒，任何时候开坛，都能够香得醉人。多么贴切的比喻！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纷繁热闹地经历了多种流派或主义的技巧性探索。在我看来，无论是先锋派的注重“怎么写”，还是现实主义的注重“写什么”，都并非评判一部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我以为小说写作既没有固定套路，也没有永恒模式，谁都无法规定小说必须如此这般发展。我们也许无法给什么是好小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我心目中的好小说，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毫无功利地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命运和心灵世界。“小说的使命即是照亮生活世界，并守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说到底，小说固然离不开故事的支撑，但小说写作不是百姓故事的复制，亦非个人隐私的贩卖，在情节和悬念之外，必定还有心灵的抚慰和思想的烛照。诚如作家南翔所说，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三大信息量：一是生活信息量，二是思想信息量，三是审美信息量。他进而指出：生活信息量是我们全力搜寻与表现的人物、情感、历史及其生活细节；思想信息量是我们要通过人物、故事传导出来的深邃、理智而清明的思考；审美信息量则是我们的话语方式、结构方式等。对南翔的这一文学主张，我们还可以作如是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归结于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和审美的高度。生活是树根，审美是树枝与树叶，思想则是树干。有思想的作品并非故弄玄虚故作深沉，而是关于生存状态、关于终极命运、关于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对一部出色的小说而言，思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贯穿于文本的始终。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既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譬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祥林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又积淀了丰富的小说思想，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还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格非、苏童、余华等人的先锋写作，从而达到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据此，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语言追求精雕细琢；细节注重准确传神；故事演绎引人入胜；人物塑造鲜活生动；叙事从容，想象力丰富。更重要的，是如何与现实生活接轨、发现并揭示生存真相，如何从精神气质上与时代同步，如何适应现代人性并予以精神关怀，从而引领读者向善、向美、向崇高，对社会与人生进行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进而提升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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