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彰显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两年时间过去了，“乡村振兴”取得了累累硕果， 但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农民不增收，农业不发展
“产业振兴”都是耍流氓
产业是用来支撑农民持续增收的，农民不增收，理论再完美，乡村振兴也将是空中楼阁。
有些政府工作者、基层村干部没有理解透彻乡村振兴的真正意图，不明白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
一些地方把乡村振兴，等同于产业振兴，出现了“偏科现象”。他们对这个“产业”的理解是相当狭隘的，大搞旅游、养老、农家乐、还有什么四季花海、经济观赏园、林木苗圃等。
美名其曰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文化创意园”等，一阵操作猛如虎，结果农民不受益，大片的农田被流转，真正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数大幅减少。
试问如何农村没有了农业生产，农民都进了城，这样盲目偏离农业本身的所谓产业振兴，跟乡村振兴有何关联？有些小地方，又如何能吸纳那么多第二、第三产业？
发展乡村创意文化不是不可，但不能忘了农业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保留优良农耕文化特点基础上，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适度规模、技术革新加组织变革，改造传统农业耕作方式。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延伸，与田野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发展，才不会本末倒置。
以农耕+文化的产业园为载体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五常大米、潜江小龙虾、安溪铁观音知名地方产业的打造，就是兼顾了两者的正面案例。
乡村，到底是谁的“乡村”？
以我国幅员之辽阔，全国有3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乡村要振兴，离不开各种产业项目。
但具体搞什么产业，部分农村领导干部还抱着“招商万能，产业万能”的旧思维，脱离地方实践和农民的实际需要， 专于“造点”，乐于“示范”。
表面上，从短期来说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际的收益，而且造成了农民的“半无产化”。
举个例子，某个村引进了一个农业产业项目，需要大面积土地，农民张三将土地流转给涉农企业，按理来说，张三可以获得的收入有三部分：
一、土地流转收入，一般以500-1000元一亩。
二、张三去企业打工的收入，一般1000-3000元一个月。
三、国家的农业补贴。
当然还有可能张三不去企业上班，自己出去打工。
涉农企业追求利润为前提，流转而来的土地聚集到一块后，必然会尽量减少人力成本，使用更多的农业机械，而且企业还不一定就在本地招工，因为怕劳资纠纷不好处理。
那么就会出现涉农企业只能提供少量就业岗位，农民只能出门打工。像张三这样的农民兄弟，到了城里打工一般只能从事低端体力劳动，缺乏福利保障，他想回家种地，地也没了。
像这样的“张三困局”，绝不是少数。
加上地方可能为了追求政绩，帮助资本流转大块土地，甚至强迫农民，有些地方村干部也参与进来，这样就简单地将农村变成企业家的投资场，农民的土地、山林和草场流转以后又被排除在外。
还有一种情况，农户作为产业化分工中一个环节，通过政府扶持的龙头企业，采用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模式跟农户合作，农户看似赚的多了， 其实境况并没有多大改观。
涉农企业赚钱还好，遇到农产品滞销，第二年可能就缩小合作面积，或者选择不跟农户合作，这都取决于市场的弹性需求。这种信息、地位的不对等，让小农户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是被动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说到底，只有农民参与和主导的乡村振兴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应该从个体小农的分散经营中脱离出来，探索更多的形式，通过组织上的变革，将农民维系在一起，抵抗市场的风险，参与产业链条的合理分配。
“资本下乡”还是变相搞房地产？
社会资本的下乡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活水，但现在很多资本下乡已经偏离正常轨道，一些浮躁冒进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有的“下乡资本”“心术不正”，以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名义，跑马圈地、圈而不种，变相搞房地产；有的挖空心思钻营如何申领国家各种涉农补助和项目扶持资金；有的缺乏种地的经验，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抵御能力差，遇到农产品价格下降，收不抵支时，毁约弃耕的现象有时就会出现。
根据社员反映的一个情况，有个企业在下乡过程中，向当地一个村子租用了1000多亩地准备建设大型农业项目，让游客接触和体验农业文化。
然而，企业却借乡村旅游的名义大搞房地产开发，兴建物业出售。随着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下行态势，很多物业销售不佳，企业难以收回投资成本，农民也因此无法收到土地租金而怨声载道，这绝非个例。
崩解的淳朴民风如何重建？
几千年来，我国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相关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机制，以便惩恶扬善。
但在商品经济、城乡一体化冲击下，原有的这套伦理道德体系正土崩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每次回乡都感触很深，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亲戚也罢，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红薯，我借你家一升谷米，因为彼此的互相关照，日益亲密。
过去邻里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互助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成了很多农村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回乡下转一圈，发现有二个问题也非常严重，在各地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有些地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员参与麻将、斗地主、地下六合彩等赌博活动，除了在逢年过节愈发明显，在平时也成了一种常态。
其次，在很多农村，动辄几十万的结婚彩礼已成了男青年的不堪承受之重，很多家庭只能靠借贷，不但跟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准不匹配，在农村适婚男女比例本来就失衡的情况下，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农村基础工作者反映，在农村开展工作太难了，发展经济难，人情世故更难，关系错综复杂，看到不正之风又说不得，一说就得罪人，往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首先是能让农民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是一撮而就的，需要长期的运营。
这方面，山西的蒲韩乡村社区可以作为一个典范，社区从成立之初就旨在恢复孝道、夫妻互敬等传统价值观念，早期社区针对传统道德开展活动，比如辩论是否应该孝敬公婆等。
经过10几年百折不挠的探索，把合作社的宗旨和方向定为：服务-教育-再服务。在搞活经济的基础上做好教育、养老、卫生等各项综合服务，基于乡村熟人网络，利他、共享原则，培养乡民一致的正面价值观。
为什么“新农人“不愿意种地？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离不开农民的参与，但传统农民，正面临“老妇农业”的困局。
种养端赚钱难，很多地方出现了传统粮食作物农民不愿意种的情况，有人会问，那年轻农民在干嘛？
实际上，大量“农二代”已经脱离了乡村，虽然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但是在思想意识、农业技能上，已经跟农业没多大关系了。他们大多不愿意回乡从事种养端， 造成了农村劳力的不足。
当农村劳动力剩下老人、妇女的时候，为了节省劳力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农产品品质不高，达不到消费者的要求。
有些农二代分化出来，成了这些年群体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农人”的一份子； 另外一部分从各行各业跨界而来。他们看的懂政策，也有一定的资源积累跟专业技能，干规模农业、家庭农场、新型合作社等。
但因为传统农业风险极大、回报周期长，到处都是坑，即使有各方面的补贴，也是如履薄冰。 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发现：一头扎进传统农业，倒不如在农业的各个产业链条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环。
他们已经是“泛农化”的新农人，更多地从事农业营销端、服务端的工作，对种养端要么退避三舍，要么正举步维艰。
这也是不白长期观察、并结合社员情况的一个综合判断， 也是很多社员的共识。
并非提倡新农人一定要扎根传统农业，而是当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放弃了种养端，转向“泛农”环节的时候，映射出来的问题可大可小。
小方面可能是市场环境不够友好、扶持力度不足够，以小见大，关系到食品安全，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等问题。
规划方案动辄上百亿，落地有多少？
有个属于东部沿海小县城，出了一个乡村振兴规划方案，具体就不罗列了，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按照它的规划，没有100个亿根本下不来。
光吸引社会资本就60多个亿，而且很多都是只花钱，不见收益的项目，花里胡哨下来，能招到几个商？光靠国家补贴又能有多少？
不是出了个假大空的规划，项目越多，金额越大越好， 关键看落地跟实效。再说了，一个小县城振兴乡村都需要百亿，全国2856个县城，又需要多少？根本不现实。
很多地方都申报并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村未制定规划，但很多内容笼统粗糙，不具备可操作性，或者片面强调村容整治，忽视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
总结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过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实施并不能一蹴而就。
农业的本质是“慢”，“乡村振兴”也一样，需要长期的规化，科学合理的实施，扎实地推进下去，不断地完善。
现在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情况是，父辈负责生产,后辈负责营销拓展,这种‘代际分工’是一种趋势，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在向产业化拓展，新农人，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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