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小老汉
在我10岁前，村南头住着一个小老头。他个子低矮，腰弯成了弓，经常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两手背抄攥着一根拐杖，安静地一步步地通过我的门前到街上去，或从街上回来经过我的门前又到村南头去。
那个时候我跟着小伙伴们学了一首嘲笑这个小老头的儿歌：“小老汉，背竹竿，背到河南吃鸭蛋！”
有一天，我看到小老汉背着竹竿从村子北头又回来了，等到他要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我站在路边大声背完了这首儿歌，然后撒腿跑回了家。
这个小老汉很生气，他想要追到我的家里，不过并没有追来。
几十年以后我又想起了这桩往事，我通过询问父亲才知道小老汉的名字叫鲁雨顺。
二十二、牛娃叔
大约六七岁那年，有一天，我在村南头大队队委会院子里玩耍。
忽然间，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哭嚎着从村北头跑来，她跑进大队院子里然后闯进一间房子，把门子反锁了，一边哭着喊：“快救人啊！”
我们小伙伴们都吓呆了，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气势汹汹、骂骂咧咧地追了过来，他一边砸门一边咆哮：“狗日的，我打死你！”
这个男人叫张牛娃，我叫他牛娃叔。从那以后不久，被他打的那个女人和他就离了婚。又后来，牛娃叔和一个河南女人结了婚，没几年又离了婚。从此，他一直是单身。
有一年麦收时候，牛娃叔和另一个村民打架，他一时兴起，抄起了麦杈，像猛张飞一样地大喝：“过来一个干掉一个！”结果当然是他大获全胜。
中年以后，牛娃叔的性格好了很多。我们两家种的地块比较接近，这使得我们两家包括我自己和牛娃叔也有不少交流的机会。
大约是1986年的夏天，我20岁的那一年，我利用暑假用小平车把院子里积攒的一大堆土粪往村南头很远的小沟的地块里拉。牛娃叔用骡子驾的一辆小马车也往那里邻近的一块地里拉粪。
那时候我的身体棒极了。我装满一小平车沉重的土粪，拉起来一路飞奔，到了地头，又一口气拉到396米远的地南头。牛娃叔看他赶的骡子车还追不上我，一路上不停地挥着鞭子。就这样，牛娃叔赶着骡子拉了一天的粪，我全靠自己的体力一车一车地也拉了一天。第二、第三天，我们各自又拉了两天，把各家的土粪都拉完了。“嚯，你真能干！”我和牛娃叔在路上相遇交错而过的时候，他曾由衰地这样赞叹我。
步入老年的时候，牛娃叔的性格简直变得温和了起来。有一次我和父亲在村北头209国道边的麦田里犁地，休息的时候牛娃叔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在路边聊天。
“人活在世上就这么一回事，得财不得人，得人不得财！”牛娃叔看看我的父亲，“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他又热切地看着我，我表示很赞同他的处世道理，这让他显得很是开心。
他后来什么时候离世的，我却不知道。
二十三、根娃叔
根娃叔姓胡，论起来与我们也有亲戚关系。他的身材结实魁梧，圆脸庞，眼睛瞪瞪的，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很冲。那时我们前滩村里有方圆闻名“四大师傅”——杨师傅、鲁师傅、胡师傅、张师傅，胡师傅说的就是根娃叔。
据说在张店公社组织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修建去南窑头村的那座堤坝的时候，一辆小平车的车轮滑到了沟底。坝上的斜坡上满是虚土，没人能把车轮从沟底拿上来。有人打赌说：谁能够独自把车轮取上来的话，赌一包点心。根娃叔眼睛一瞪，说他能拿上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先用一根绳子把车轮系住，然后把绳子缠在腰间，接着他通过四肢着地爬行的方式，硬是从沟底顺着坝面的斜坡把车轮拖了上来。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
有一年，大约是1976年，我10岁那一年，我和小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10多里，和村子里的大人一起到枣园村后面的山坡上种树。整个山坡上全是挖树坑的群众。正在劳动的过程中，大家突然看见有一只野兔在山坡上飞奔，于是大家此起彼伏地大声吆喝着“逮住它，逮住它”！但是兔子还是飞快地从人群中穿过去消失了。
“这么多人还顶不上一只狗？！”根娃叔瞪着眼睛颇有些气恨恨地在旁边说。
根娃叔去世的时候我不在村子里，我的大哥参加了他的葬礼。
二十四、张家奶奶
张家奶奶住在村子的北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知道她是张小勇叔的老母亲。
这个老奶奶有几个儿女，但她的晚年一直是独自生活，自己种地，自己收获。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不记得和她有过什么交往。
然而，大约是2017年冬天，我去参加榜照舅儿子婚礼的时候，在榜照舅家的院子里遇到了张奶奶。
那时她已经90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腿脚便利，一尺高的土埂，她很轻松地就跨了过来。
我虽然有30多年没有见过她，但多次听邻居们谈到过她的刚强个性和健康身体。
我走到老人家身边问候她。
“哟，这不是向军吗？”我没有料到老人家张嘴就这样说。
“是，我是向军！”我万万料不到老人家竟能叫出我的名字，诚惶诚恐地赶忙回答。
那是我和老人家最后一次见面。那天，我还特意站在老人家的座椅背后和她合了一张影。我想着她可以活过100岁的，但是没想到两年后她却溘然长逝了。
二十五、菊凤姑
菊凤姑姓孟，她的丈夫叫胡伟德，他们家和我们家也是亲戚。
菊凤姑人模样长得好，手也巧，做得好花馍，剪得好窗花。
我小的时候，菊凤姑住在村子的北头。她经常到我们院子里来，和我的爷爷聊天，和我的母亲聊天。
我的姑父在县城畜牧局工作，后来菊凤姑一家就搬到县城居住了。
后来，我听说菊凤姑的性格有很大变化，不爱说话。到了2003年，非典流行，教会关门，不让信徒去礼拜。菊凤姑性格更加沉默，大约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她从平陆县城西侧的斜拉桥上跳下去身亡了。她应该是在斜拉桥上跳桥自杀的第一个。
后来我猜想，菊凤姑当年应该是得了抑郁症，但是大家都不懂。如果及时救治的话，她也许不会有那样的选择。
二十六、小创姑父
胡伟德姑父的小名叫小创，我叫他姑父。
小创姑父在县城畜牧局工作，逢年过节他从县城回到我们村子的时候，经常到我们院子的西窑看望爷爷。
但是小创姑父更愿意和我远在郑州的姑父段子墨聊天。
我在郑州的姑姑刘竹梅和姑父段子墨有时从郑州远道来到我的小村子，看望我的爷爷，看望我的父母和我的二叔二婶。那时我就会见到在爷爷住的西窑里，小创姑父和段子墨姑父高谈阔论，十分投机。父亲不喜欢他们的那种神侃，我却喜欢得紧。我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国际形势，觉得大开眼界。
在儿时我的心目中，我的这两位姑父都是人间的高士。可惜，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高论了。
二十七、四奶
四奶奶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平时只是称她为“四奶”。
村子里我们的老院居住了我们一家和四奶奶一家，我们家在院子北半边，四奶奶一家在院子南半边。院子中间有一颗高大的小国光苹果树，是四奶奶家的。
四奶奶家门前有一个凉棚，那是她每天做饭的地方。上小学时，几乎每天中午我连蹦带跳地放学回家走进我们大院落的时候，正在凉棚下拉着风箱做饭的四奶奶看见我就会对我的母亲吆喝：“妈呀，大学生回来了！改菊，赶紧做饭吧！”我也仿佛就真的是一个大学生一样，很开心。
有一年秋天，村子里来了一个照相的。照相师傅进了我们院子里，父亲要给我和妹妹在院子里合照一张相。摄影师在四奶奶门前的院壁上悬挂了一个天安门图案的背景布。就在准备照相的时候，四奶奶从她的国光树上摘了两个苹果给我和妹妹手上一人塞了一个。我们就傻乎乎地站在天安门布景前，手里攥着苹果，盯着照相机，照了平生的第一张相。那一年我大约7岁。
又有一年，院子里来了一个中年人，说着河南话，说是会算命，他也不要钱，能给一块馒头吃就行。大家挺好奇，母亲让算命先生也给我算命。只听那个算命先生说到哪一年我会有什么灾，到哪一年我又会有什么灾，总之，我的人生中有不少灾难。听了算命先生的话之后，母亲不开心，我也很失落。四奶奶在旁边说：“贵人多遭难嘛，军长大了会有出息的！”四奶奶的话让我宽慰了许多。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发现四奶奶说话少了，她平时总显得很疲乏的样子，垂着头叹气。
母亲私下告诉我，四奶奶的身体怕是不好了。大约又过了没两年，四奶奶就去世了。
二十八、四爷
四爷叫丁春来，是四奶奶的丈夫。
四爷没有文化，但他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原则性极强。他曾经在村子里做队长，大家称他丁队长。在那个年代里，他作为生产队长一方面要组织社员抓生产，另一方面还要经常组织社员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批斗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原则性强，不讲情面，得罪了不少村民。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和四爷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是我向来对他很尊重，因为毕竟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后来，我们家在西场麦地里新建了地坑院，不久，四爷一家也在我们新院临近的地方建了新的地坑院。我们两家还是邻居，中间只隔了韩永亮一家。
晚年的四爷身体不好，身体经常非常疼痛。他常常独自久久地坐在门前的场边。我每次回家路过他身边时，都要亲热地喊他一声“四爷”！他总要亲热地回一句：“军，回来了！”
1990年10月我结婚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两家相隔只有几十米，但是四爷并没有过来吃席。父亲抽空端了一碗醪糟鸡蛋汤给四爷送去。据父亲说，四爷接过他端去的鸡蛋汤，老泪纵横。
四爷去世的时候，有些村民因为过去的怨气起初没有主动前来参加葬礼活动，我的父亲就跑了好几户人家劝说大家要化解过去的怨气，送老汉一程。而我的母亲始终在四爷家跑前跑后地帮忙。四爷的葬礼总算顺利结束了。
四爷和四奶一家是我们家几十年的邻居，我们中间也曾有过一些不快，但更多的是一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友好。
二十九、榜记叔
榜记叔是四爷和四奶奶的孩子。他其实和我大哥的年龄相仿，我也弄不清楚是按什么辈分来排，总之，我称他为“榜记叔”。
榜记叔和我的大哥是同龄人，我们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又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所以他们的感情要亲近得多，但我也因此和榜记叔交往挺多。
自从四爷去世之后，我的父母和榜记叔一家的关系更亲近了一些。榜记叔的妻子叫换英，和我母亲一样，她们都是岭峤嫁到前滩村的闺女。按照岭峤村外婆家的辈分来排，我平时却称榜记叔的妻子叫“换英姐”。农村里的辈分就是这么有趣。
榜记叔和换英姐两口子都是极能吃苦、极勤奋的农村人。因为他们的勤劳，他们的家庭在村子里算是小康家庭。可惜，他们的儿媳妇和儿子离了婚，他们两口子就帮儿子在家看管孩子，非常辛苦。
2016年夏天，我的母亲去世了。正是盛夏酷热。打坟墓的活时间短，任务重。换英姐在我们家里跑前跑后，帮忙料理母亲出殡前的种种事情；榜记叔坚守在坟地，不惜力气地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墓坑，砌砖头。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父母的无言的感恩，但我仍然为之感动。
谁能料到，四五年后，六十出头的榜记叔就因病撒手人寰了。
三十、冬阳
我不知道是“东阳”还是“冬阳”，估计是“冬阳”吧；我也不知道他姓张，姓回，还是姓赵；我也不清楚他是我的叔叔辈，还是爷爷辈。
冬阳长方脸，瘦高，住在村子的北头。他的一只胳膊——应该是左胳膊——只有半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失去了半截胳膊。
有好多年，他是生产队那片果园的看护员。那也是一份让儿时的我羡慕极了的工作，——在那样贫穷的年代里，一年难得吃一两个苹果。
有一次，我和三四个小朋友提着竹篮割猪草的时候，仔细看了看发现冬阳不在果园里，我们就溜了进去。苹果树挺高，矮小的我们够不着，正在想办法要摘的时候，忽然听到果园东边传来大喊：“谁在摘苹果！？”那正是冬阳的声音。我们吓得拔腿就往果园西边跑。可是哪里拔得动腿，我的两腿吓得发软，越想快跑越跑不快，好容易在东阳追来之前爬上果园西边的地堰钻进了玉谷地里。
还有一次，在生产队西大场上，七八岁的我和军义、晓东三个人提着竹筐割猪草。冬阳站在场边生产队的那一片菜园边喊我们：“来，给你们一些好吃的！”我们过去了，冬阳把新摘来的鲜嫩的黄瓜和红红的西红柿给军义和晓东的竹筐里各放了一些，但一个也没有给我。“我只给好娃！”冬阳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我说。那是我平生所受到的第一次羞辱，那真是重要的一课。
我始终不知道冬阳为什么那样对待幼小的我，是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果园里想要偷摘苹果么，还是因为他曾经想借用我们家的长柄茅勺父母没有让他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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