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启动新村运动时，农村的条件非常恶劣，通电的村子不到２０％，有自来水的还不足１５％，８０％的农舍还是茅草屋；人均年收入才几十美元；政府财政也没有什么余力。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表明，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发展观念和全社会的支持，中国如果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这两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由于当时连发展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政府支援少量水泥、钢材等物资，帮助农民改变基本交通、水利、居住条件起步的；而后又在结构调整、产品销售、贷款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但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持是最为主要的，也是韩国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农民树立“做就成”的信念，激发自力更生精神，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推动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农村的进步。比如，上世纪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期，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青年学生提高的欲望，鼓励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除此之外，韩国政府还在农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其中，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是最重要的一项。培训由新村运动中央会和分布在全国的１６个市（道）和２３６个城市（郡）的分支机构具体实施，中央会还设有研修院。来自一线的指导者，通过系统培训，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他们的具体指导，保证了新村运动的健康推进。而在农村，持久、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２０多年前中国安徽省率先搞起的“大包干”，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有革命性的一步”这点与韩国不谋而合。韩国的新村运动其实就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的会徽是三片小绿叶，代表了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勤勉、自助、协同，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这些精神不仅在农村结出硕果，而且得到越来越多韩国国民的认同，走进了城市、企业，成为全体国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韩国持续３０多年的新村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目前，韩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约１万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６５％，下降到７％。韩国新村运动是成功的，但也出现过偏差，例如在一些地方就曾出现过为追求视觉效果而热衷搞有形事业的情况，偏离了新村运动的精神。
如果你想到韩国来看想像中的“新农村”，如同中国有些发达地区新农村那样别墅林立、百业兴旺，那是不可能看到的。城市化已经将韩国总人口中93%的人带进了城市，而仅有7%人口的农村成了一块“软肋”。不是说其农村如何凋零，而是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村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百业兴旺的农村。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的韩国农村，恰恰背不起城市化形成的沉重负担。青壮年都进了城，老弱病残留在农村，经营着他们的小农经济。在韩国没有大农业，全国4800万人口所需要的粮食60%依赖进口。韩国农民依然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他们整天为外来廉价农产品进入其市场发愁。韩国政府迫于农民的压力不得不维持农产品的昂贵价格，并且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农村。
客观地讲，目前的韩国农村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但赶不上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最关键的是，中国与韩国国情完全不同，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是不能照搬的。韩国人粮食不够吃可以大量进口，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韩国可以用大量财政补贴和维持高物价的办法保证农民的收入，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只能像当年韩国“新村运动”那样主要依靠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是，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村运动”已经时过境迁，现在的韩国农村已经难觅其本来的踪迹。
其实，韩国的“新村运动”早已不是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而是成为一种倡导“勤勉、自助、协同”的精神运动。随着人口向城市转移，“新村运动”在农村已经淡化，而在城市则转变成美化环境、助人为乐和彼此互爱的志愿者运动。如果普通的外国人想在韩国刻意寻找“新村运动”，那是很难找见的。只有常年身处在韩国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年“新村运动”留下的精神魅力。 韩国“新村运动”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社会变革。
韩国新村运动真相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宏伟战略。由于中国与韩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有着共同的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更具可借鉴性。各级政府也纷纷视韩国“新村运动”为农村现代化的成功样板，甚至一度传出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取经”的消息。“新村运动”一时炙手可热。但是，“新村运动”的真相究竟如何？它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它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特编发此稿，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新村运动”。
上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却不过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
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之初，政府为了让居民自愿参与，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到了1972年，工作内容扩张到增收和精神启发，继而转变成“政府主导”。政府强化了各级公务员的职责，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市)－面、邑(相当于乡镇)］，要求各级公务员责任到人，各负其责。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1973年－1974年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
在新村运动之初，大部分投资由普通居民来承担。比如1971年的居民负担比政府投资多了两倍，1972年的居民负担增加到总投资的83.7％。为了引导村与村之间的竞争，政府采取了“拣选支援”的战略。但随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政策的实施，投资财源逐渐转变为政府承担。
成果: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弊端:政府主导造成农户负债更加严重
通过新村运动，农村生活环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得到了改善，但负面影响也不校
首先，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推进方式，虽然有利于高效率地推行国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顾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地区差异而强求一律的推进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过程中不能保障农民的自愿，许多自愿的工作也变成了官办，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过分依赖。
其次，新村运动并没有大规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却造成严重的农户负债。因为新村运动推动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农民不得不改造自己的房子或屋顶，他们不得不承担严重的负债。1970年－1980年，农户平均负债由1万6千韩元增加到34万韩元，增长21倍。
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是在新村运动结束后才实现的。经过上世纪后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韩国迅速实现了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农民收入增加更为迅速。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200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3050万韩元，20多年里又增长了11.3倍。
新村运动尽管很快地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然而，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加上中央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和农村结构。更由此产生了农户负债、劳动力转移和对中央政府依赖等问题。近几年，韩国农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缓，农村空心化、劳动市场波动和城市贫困等又成了新的问题。2005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10多个百分点。
启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常常很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短期做法，另一个国家往往是不可学的。但长期来看，因为人类的共性，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总有借鉴意义。韩国农村发展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这为韩国农民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创造了条件。同时，土地私有制也为农民合作社的良好运行创造了基矗韩国的实践证明，因为农民广泛获得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帮助，且国家不支持城市资本在农村圈占农业用地，农村就很难出现农民迅速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的情形。我们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土地私有化会造成大规模土地兼并的情形，在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不仅没有出现，反而是相反的情形在困扰着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普遍问题是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受到制约。
韩国的经验证明，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韩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能接近城市居民，归根到底是农民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减少，余下的农民又有机会在城市经济部门得到兼业机会，这使得政府在支援农民时的负担得以相对减轻。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却是世界主要国家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普遍有效的做法。
在农村发展中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农民主导，这是看起来容易、其实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因为现代国家实现了高度工业化，科学技术装备农业的能力大大增强，技术装备的成本相对降低，国家支援农业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再加上各国政治家为赢得民心，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过度保护，使得政府支持农业有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但是，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减弱了农业领域的竞争性，阻碍了农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在一些国家，甚至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也成为市场的垄断因素，不利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农产品价格十分高昂。政府对农业的畸形支持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显示，引起了各国社会精英的关注。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与目前韩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不同。土地产权不清、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城市化程度低、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从韩国的历史经验看，我国政府必须下决心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政府应采用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解决农村隐性失业问题。
另外还要认识到，发展农村经济，最本质的还是农民权利问题，具体就是农民财产权、农民自由迁徙权和农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等三方面的问题。只有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具体政策才能制定出来。在制定具体政策的过程中，韩国新村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而另一些做法(如政府干预过度等)则是需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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