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批评界看来，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不同道路，可排列成两个系列：荒诞和反抗。
其一是 “荒诞”（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则可以概括为“西西弗神话”系列。
其二是关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之中，最后在论著《反抗者》中表现得更强烈。而按照神话母题来归类，这个系列则可以概括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系列。
从逻辑推理上看，加缪作品“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第二系列的积极意义要高于“西西弗神话”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础上实现的。它走过了如下的一条认识与行动的轨迹：
生存（客体）——荒诞（本质）——意识（主体）——行动（选择）——反抗（人道）。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终抱着局外人的态度。但他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荒谬，可以说，他处于一种“无言的反抗”中。《鼠疫》中里厄医生则不一样，他虽有时感到孤单，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同病菌作斗争，他看到爱情、友谊、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他不是孤军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线希望。比较一下这两个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尔索是以反抗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里厄的反抗则表现出整个人类的尊严，其中包括集体主义的力量。“与《局外人》相比，《鼠疫》标志着从孤立的反抗态度转变到承认集体力量，要进行集体的斗争。如果说从《局外人》到《鼠疫》有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在团结和与闻其事的意义上实现的。”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关于人同恶势力作斗争，以及最终使有正义感的人起来反对现存生活，并同人们和自我作斗争的最激动人心的神话之一”。
可见，加缪在《鼠疫》中表现的哲学不再是悲观失望，而是积极行动，是团结，是斗争。我们记得，里厄医生在谈到与帕纳卢神甫的意见分歧时说过：“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在这里，主人公毫无顾忌地抡起棍棒向上帝打去，否定上帝是命运的主宰，宣传自己亲自动手就能消灭鼠疫的道理。通过里厄医生等人物的嘴，加缪一方面承认了人们生存条件的荒诞，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让人们团结起来，不要无动于衷，而要积极行动，自己拯救自己。小说中反抗者的群像构成了人类的尊严，团结的力量。这里，集体的反抗代替了个人的反抗（如默尔索），这种反抗体现了人道主义，它解释了同情心、团结和为他人服务。加缪的反抗思想其实还有其另一面。他提出“忠诚于反抗本身”，他认为，
“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与他们水平一致的思想与行为，一切过分的举止都会陷于矛盾中，绝对是达不到的，尤其不能在历史上创造出来。”
所以，他坚持反抗要忠诚于本身之高贵，不应该由于疲惫和疯狂，遗忘了它的崇高职责而陶醉于暴政与奴役之中。
作者通过《鼠疫》中塔鲁之口，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塔鲁年轻时出席过一次法庭审讯，他的父亲作为代理检察长曾在法庭上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处一个被告死刑，而年轻的塔鲁则深深地可怜那个像猫头鹰一样胆战心惊的被告。他当时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他必须与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谋杀作斗争。于是，他离家参加了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斗争，一开始，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偶尔判人死刑也是必须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场的惨景之后，他的观点动摇了。他感到，在漫长岁月里，自己满以为是在与鼠疫作斗争，其实，自己一直就是个鼠疫患者，因为他间接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因为他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为原则。塔鲁终于认识到：欺骗、骄傲、憎恨、暴虐都是“内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体的灾难一样，在感染着人，应该以不懈的斗争为代价，制止这种可怕的传染。在这里，加缪实际上提出了杀人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他后来在论著《反抗者》中特别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反抗一旦超过了限度，导致新的屠杀，就违反了人道主义。加缪曾痛斥希特勒纳粹主义者灭绝人性的恐怖，他们把屠杀说成是复仇和强者的法律。加缪也同样气愤地反对所谓的“合理恐怖”，即为了实现一个人民幸福，不再有恐怖的社会而采取的革命暴力。在他看来，怎么可能接受赞成暂时消灭人的价值而使这种价值在将来得以尊重这样一种纯粹的预言呢？正是这种有限度的反抗，纯粹的反抗，“人道主义”的反抗，使塔鲁找不出寻找内心安宁的道路。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屈膝忍受只能加重痛苦，加速死亡，起来反抗又容易导致生灵涂炭。作者的“人道主义”无形中多少束缚了反抗者的手脚。塔鲁也只能在死神那里寻求他的安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加缪，断绝了同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甚至跟一度被视为同志的萨特也闹翻了。《鼠疫》中，塔鲁始终纠结于渴望无罪、纯洁、博爱的心情，他总想成为“不信神”的圣者。而这种思想在里厄医生的眼中则显得不免有些过分，里厄以“真正的医生”的行为，拯救着人们的肉体，减轻着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负只是“做好一个人”。但是，要做好一个人，就不如做一个“圣者”那么难吗？这是加缪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读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塔鲁与里厄的这种关系中，我们隐约也看到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矛盾的阴影。加缪跟萨特、跟当时很多的革命者不同，他最终走向的是人道主义。这是一条在基督教和主义马克思之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道路。自始至终，加缪思想的核心一直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从根本上始终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在写于德国占领时期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加缪明确表示反对他所虚构的“德国老朋友”的理论，那位友人以“一切都是允许的”为借口，替希特勒的武力征服政策辩解，加缪则在第三封信（写于1944年七月）中批驳他道：“为了保持对大地上人世的忠诚，我选择了正义。我一直相信，这一世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世界上有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需要生而有意义的生存物。”
这种态度，在小说《鼠疫》中通过一些人物的言行，表现得十分明确，而在《反抗者》中则得到了更深的哲理上的解释。
让我们站在加缪那样的高度上来看世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结论是要反抗，尽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在加缪笔下，人们面临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局外人》），还是在奥兰（《鼠疫》），无论是在高加索的山上（《西西弗的神话》），还是在古罗马的皇宫（《卡利古拉》），无论是在西班牙的加的斯（《戒严》），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村庄（《误会》），甚或是在沙皇时代的莫斯科（《正义者》），人们都需要正视这世界的莫名的荒诞。但是，在加缪的笔下，总是会有人站出来，不甘心忍受这荒诞的世界的羁绊，而要担起责任，起而反抗，无论是里厄医生及其朋友们，还是他们的西班牙同行迪埃戈，无论是遭受诸神永恒惩罚的西西弗，还是参加革命行动的卡利亚耶夫，他们都在反抗，而且，在反抗中见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享受到了明媚的阳光……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前主编，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8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翻译奖。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典型地体现出了加缪的哲学思想与文学风格。人意识到生存本身的荒谬，并起而反抗，在反抗中人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加缪小说的白描式风格，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人物的所思所为，传达出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中篇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小说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主人公默而索，他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他母亲的去世，甚至自己被判处死刑，他都没有感觉。这一荒诞主题实际上是作者对二战后人类荒诞的生存境况的呼喊。此作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长篇小说《鼠疫》，一部被法兰西文学界奉为经典的长篇巨著，一部被译成28种语言，1000万册的作品。该作是书上的传奇，半个世纪以来常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有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在与世隔离并面临死亡的绝境下，各类人的不同表现。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团结起来抗击鼠疫。在遭受鼠疫对情感和生存境况折磨的时候，人类仍能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面对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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