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 金石碑帖 6月3日（周一）下午1:30、下午3:45 嘉德艺术中心拍卖厅 C厅
文/宋 皓
2016年嘉德春拍，古籍部曾上拍日本学者金山铸斋旧藏十函一百零四册《十钟山房印举》稿本，以690万成交，创造了印谱拍卖的最高纪录。时隔三年，今春嘉德古籍部又征得一部10函60册张伯英题跋本《十钟山房印举》，感慨之余，更觉亲切。印举既无定本，也无完本，所见者散页为多，今再得此60册本，收印逾8000枚，可谓幸事。
（清）陈介祺 辑 张伯英 跋
十钟山房印举
清晚期陈介祺拓本
6函60册 纸本
半框13.6×7.4 cm
《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簠斋先生晚年的宏幅巨制，毕其一生心力辑录而成。印谱的编纂采用了举类分列的编排方式，故名“印举”。此谱开集各家收藏古玺印于一谱的先例，辑录古玺印之多之精，前所未有，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是中国印学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
2019春嘉德古籍部征集的此套张伯英旧藏《十钟山房印举》为10函60册本，无年代，版心无字，一页二印，共收印8016枚。在第一册卷首，有张伯英题跋：“潍陈氏之万印，多而且精，今印已星散，全者不可得，亦不易见矣，老勺赌其完帙因以自幸。壬午（1942）四月廿有四日，彭城张伯英，时年七十有三。”
第一册卷首张伯英题跋
簠斋一生好古、鉴古、藏古。《十钟山房印举》是他辞官归里之后在潍县老家辑录而成的一部巨著。陈介祺于咸丰四年（1854）告病辞官，此前的一年，他刚刚躲过一场无端的大祸。咸丰三年二三月间，太平军攻陷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告急，咸丰皇帝下旨令十八家老臣解囊助捐，陈家也在名单之中。被点名的老臣一般都捐银几千两，最多的捐银二万两，唯独陈介祺被人别有用心地设计，被点名代父捐银四万两。在东拼西凑，几乎倾家荡产地躲过这场灾难之后，惊魂未定的陈介祺决定以母丧丁忧为名托病辞官，离开凶险的官场，回乡去过“林下田间”的隐居生活。
归里之后的簠斋，静心修养。建宅邸，修祠堂，自京携归的古物皆封箱不动，金石事以止酒例戒之。1861年，令陈介祺畏惧的咸丰帝去世，簠斋似乎开始恢复了收藏古印的兴致。同治三年（1864），他曾致信老友翁大年，托其寻觅古印，自叙：“自甲寅归田，忽逾十载，五六年始有居室。旧存都置高阁，无地可设，亦无人可谈。惟戚友投赠、乡间出土古印即陕贾时寄数钮，为归来所增益耳。”
同治十年（1871）是对簠斋打击巨大的一年。正月里原配夫人李氏去世，五月间年仅38岁的长子陈厚钟病亡。年近花甲的陈介祺遭此重创痛苦不堪。也许是为了摆脱亲人远去造成的抑郁心绪，陈介祺于次年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启动了浩繁庞大的《十钟山房印举》的辑拓工作。他在光绪九年的自序中曾如此记录：“辛未春，李淑人卒，夏热无以自遣，复检金文读之，又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遂试拓墨。”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壬申，簠斋亲笔题字刻版，每卷首页第一行为“十钟山房印举”，次行为“同治壬申海滨病史六十岁作”。版心上刻“十钟山房印举”，下刻“潍水陈氏藏”。版框尺寸横13厘米，纵18厘米，这就是俗称壬申本的《十钟山房印举》，今人俗称其为大本《十钟山房印举》，乃是区别于光绪九年癸未所作小本《十钟山房印举》而言。
关于十钟山房印举的收印情况，据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簠斋尺牍》中同治十二年簠斋致吴云信札所叙，年前“高要何昆玉携潘氏看篆楼古印、叶氏平安馆节署烬余古印来，方出旧藏，盖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藏印、海丰吴氏双虞壶斋藏印，子年（鲍康）、竹朋（李佐贤）各数印，名曰十钟山房印举。”这是簠斋本人关于同治十一年开始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收印情况比较准确的描述。
陈介祺编纂《十钟山房印举》的设想非常宏大，但是身边的主要帮手就是他的二儿子陈厚滋。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簠斋回复其表弟谭雨帆的信中说：“《印举》已编有大概，惟考与过细及标目未备。次儿考中书未所稽，迟尚未归，月内盼其到家。何伯瑜由津欲入都，其徒周子芳同往。前已印得二十部，与彼三七分。彼七者，以纸、印泥一切俱属彼。”同年，簠斋在致鲍康信中说：“《印举》久未理稿，今次儿北上，再理恐在夏秋间。前七八册稿已定，拟再做数部……加以目录、凡例、序文，今年未知能毕否。” 光绪九年簠斋致信王懿荣，谈及“印举”说：“冬寒拓友将归，又以《印举》须自理。”由这些信札可知，因为印谱编辑头绪繁多，拓印工作数量大耗时长，重要的助手陈厚滋外出未归。《十钟山房印举》的编辑工作进行的非常缓慢。
由于壬申本的钤拓是一页数印，这造成在编目归类时的不便，于是之后的钤印本形式改为了一页一印或两印。光绪九年，簠斋专门题序刊刻置于卷首，落款为光绪九年癸未二十八日乙巳，此本称为“癸未本”。癸未本版心上刻“十钟山房印举”，下刻“簠斋藏古之一”字样。版框尺寸横7.4厘米，纵 12.3厘米。较之壬申本的大尺寸，此本又被称为小本《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依然是散页未装，并非定稿。本场古籍拍卖Lot2406号拍品即为癸未本散页。
《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散叶
除上述两种版式之外，目前馆藏和市场所见《十钟山房印举》还有一种无年代，版心无字的版式，版框尺寸横7.4厘米，纵13.6厘米。一页两印。以版框和钤拓方式的变化发展推论，此版《十钟山房印举》应该是在壬申本和癸未本之间所拓。本场此件张伯英藏本《十钟山房印举》即为此种版心无字的版式。
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五日，簠斋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说：“《印举》买纸既已经年，试拓竟不能安妥，已误多金。必须手编，无友可助。法越日亟一日，忧心未能专一。春寒多病，今尚未能理绪，伏案至愧至愧……”由此可见，簠斋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还在为编纂《十钟山房印举》而殚心竭虑，三个月之后，簠斋因病去世，印举终未竣事。
陈介祺自同治十一年开始辑拓《十钟山房印举》，至其卒年光绪十年（1884），历时十二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收印近万方，数易其稿，终未定本，亦无完本。据张暄《十钟山房印举纂例考》记述，陈氏殁后《印举》遗稿的状况是，乃“依《印举》稿类次后，束以纸带，注明类目，复集束为包，标写各束名目，此乃为《印举》完成时，寻检便利而设，并非即以束以本也”。也由此原因，目前不论馆藏还是市场所见的《石钟山房印举》册数各不相同，编次也互有差异。
簠斋先生耗费十二年心力于《十钟山房印举》的编纂上，印举的体例创制及科学性是此前同类集古印谱所难以比拟的。但遗憾的是印举既无定本，也无完本，所见者散页为多，能见到存印在8000方左右的《十钟山房印举》，真可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此，勺翁所言“赌其完帙因以自幸”真真是人同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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