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盘上的铭文

古代贵族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主要是显扬祖先，以体现子孙孝心。史书有载，《墨子·非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战国策·赵策》“三分赵国，壤地著于盘盂”，《吕氏春秋》有“功名铸于盘盂”的记载，《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大凡对上帝的崇拜、建国的功烈、诸侯的分封、拜官赐命、征伐纪功、献俘大典等皆铸之于铭文，以荣耀于当世，传之于子孙，作为世家宠荣的护身符。尽管如此，青铜盘上的铭文并不是自盘一出现就伴其左右，而是体现出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变化轨迹和一定的时代特点。

 

虽然青铜盘出现的很早，但商代早中期的青铜盘上至今尚未见有铭文，直至商代晚期青铜盘上始出现数量少，篇幅短，通常1～4字不等的铭文。我们在《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的168件有铭青铜盘的基础上做了简单统计，商代有30件，只占到总数的1/10。其中1字铭文有9件，2字的13件，3字的7件，4字的1件。西周早期有铭青铜盘数量有所增多，但不明显。西周中期以后是青铜盘上铭文的大发展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传世的如虢季子白盘111字、散氏盘357字，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时期著名的史墙盘276字，特别是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逨盘洋洋洒洒372字，篇幅字数仅次于清代出土的毛公鼎，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器。这都是商代青铜盘上铭文远不能比的，即便整个东周时期的青铜盘上也没有见到铭文篇幅超过西周的。《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铭文字数在20字以上的西周中期青铜盘有6件，西周晚期青铜盘有12件，整个春秋时期的青铜盘有19件，战国时期青铜盘1件，其中50字以上青铜盘总共有5件，西周就占了4件，其中中期3件，西周晚期1件，而春秋晚期只有1件。

 
与其他水器比较而言青铜盘上铭文相对较多，而且铭文大多位于青铜盘腹内，少见于口沿内外、圈足内外壁等其他位置。如果腹内没有纹饰则铭文一般位于盘内正中，若盘内底有纹饰，二三字数的铭文的位置则多嵌在纹饰中的空白处，与纹饰合为一体。这种情形主要见于商代青铜盘，如妇好盘、旅盘等。安阳大司空村M539出土的青铜盘铭文在外底是个特例。西周青铜盘上的铭文则很少出现此种布局。盘上铭文绝大部分都是遵循从右至左行文顺序，如休盘。也有少数铭文行文是从左至右的起始顺序，如西周晚期的汤叔盘、春秋时期的曾子伯盘，还见有番君盘。可谓独具匠心。铭文是依次排列在盘内蟠龙纹卷曲的肢体上，巧妙地处理了纹饰和铭文之间的分配关系。个别时代较晚青铜盘上的铭文会出现在青铜盘的其他位置，如战国晚期的楚王酓盘铭文分两部分，一部分刻在盘口沿上；另一部分则刻在盘外腹上。

 旅盘铭文

休盘

商代至西周早期部分盘上铭文的行次排列不够规整，基本是竖成列而横不成排，字体大小也不均匀。西周中期盘上铭文总体上显现出一种规范整洁的风貌，笔画向线条化发展，字体质朴端庄，字划无波折，两端平齐如圆箸，可称为标准的“玉箸体”，以史墙盘铭文为代表。

墙盘

墙盘铭文

西周晚期盘上铭文布局工整，字形大小相近，笔道秀劲有力，字体呈长方形，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行次宽松，字迹刚劲，字划匀称，结体竖长，结构工稳，字体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格，章法上纵横成行列，无可挑剔，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与已知的春秋时期秦国文字有某些共同特征，成为探寻秦国文字形体来源的重要资料。

虢季子白盘铭文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盘很多是由各诸侯国贵族制作，铭文自然就会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曹公盘铭文，字形典雅，行列整齐，整篇文字显得端庄凝重。蔡侯盘铭文字形颀长，笔画细劲，笔端或蜿蜒状，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楚王酓盘铭文形体扁平，笔画较短且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

 

商代晚期青铜盘上的铭文内容简单，主要是器主名、日名或族徽，如父甲盘是族徽“举”与日名“父甲”结合的形式。舟盘上“舟”字和鱼盘上“鱼”字及◇爻盘（《集成》10032）上的“◇爻”都是以图形文字的形式体现出的族徽。类似的还有亚址盘和鼓寝盘等。妇好盘内位于蟠龙纹龙首两侧的图形文字是起到一种标识器主的作用。

亚址盘和鼓寝盘铭文

 

西周早期仍继续商代这种篇幅短小内容精简的特点，中期以后铭文内容逐渐丰富起来，“有为自作者，有为父作者，有为妇作者，有纪伐玁狁之功而作者，有纪正疆界而作者，有为战获兵铜而作者，有锡金而作者，有为锡卤而作者，有锡衣巿等而作者”，除了以上几种外，还有“女自作者，子为母作者，母为女作者，父为女作者”。“母为女作者”和“父为女作者”的青铜盘都是为女儿陪嫁而作。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为了巩固势力，常用联姻来拉拢关系，故盘上铭文内容简单，以联姻最为多见，如鲁伯者父盘铭“鲁伯者父作孟姬女庸媵盘”。也有自作器的如鲁司徒仲齐盘铭文“鲁司徒仲齐肇作盘，其万年永宝用享”。

鲁司徒仲齐盘铭文

 

商代早期青铜盘腹内多被蟠龙纹、鱼纹、圆涡纹等水族纹饰占据，商代晚期即便有铭文的青铜盘也多以陪衬的形式出现在盘内纹饰的空隙处，二者相比，在青铜盘上装饰各种纹饰似乎要比铸刻铭文重要得多。西周中期以后，周文化形成，与商人不同，周人朴实尚文，青铜盘上的纹饰一改商代的神秘诡异，纹饰日益抽象规范简省，与此同时，青铜盘上流行铸造长篇铭文。在周人的眼中，铭文的重要性大约超过它的艺术欣赏价值，所以有些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是不饰或少饰纹饰的。孔子也曾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人尚文的特点或许也是西周以后盘上铭文多见的一个原因。

 

青铜盘上长篇铭文多见与青铜盘自身的形制变化抑或有一定关系。商代青铜盘的形制都是圆腹斜收成平底或圜底，盘底面积较小。西周中期后青铜盘腹逐渐变的较浅，腹壁较直，盘底平阔，面积较前增大，最适合铸造长篇铭文。像墙盘、逨盘、兮甲盘等这些长铭青铜盘都出现在西周中晚期。青铜盘较小的外表面积虽然使腹部的装饰受到一些限制，但它宽敞平缓的内表面积却为铭文的铸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字铸好后也便于阅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商周时期的有铭青铜盘约占青铜盘总数的38%，且几乎都在盘内，说明古人正是利用了青铜盘的这一优点。

 

一般来讲，有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器主生前相当重视或珍爱之物，在形制纹饰方面要明显比其他青铜器精致。像逨盘器形宏大，器通高20.4、口径52.6厘米，腹部四耳比较独特，除了一对附耳外，还有一双兽首衔环耳，耳上纹饰刻划得也非常精细。此外，青铜盘上多见铭文也和水器盘在所出青铜礼器群中的地位较高有关。从出土青铜盘统计表来看，出土有铭青铜盘的墓室面积一般都在10平方米以上，随葬器物组合也都比较完整。例如，宝鸡茹家庄M1、竹园沟M4和M13食器、酒器、水器俱全；茹家庄M2出土的青铜盘虽无铭文，但此墓也无酒器，而是以食器和水器为主，可以看出在传统酒器日趋衰落的同时，水器的地位，尤其是青铜盘大大提高，成为礼器组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仅就水器而言，包括盘、匜、鉴、盆等，青铜盘出现的时间最早，流行的时间最长，衰落的过程最慢，历经数代变迁，成为水器中的核心分子。

 

综上所述，青铜盘上较多见铭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没有铭文的青铜盘还是要比有铭文的青铜盘数量多得多。2016-05-22 赛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