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奚
白奚，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资深教授，首批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首批北京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支持计划杰出人才，首批北京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系作者2016年11月2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的演讲。
每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树立了求仁的目标和信心，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实践“仁”，就看你有没有自觉性，肯不肯下功夫了。
“仁”的本义是“亲爱”，“仁，亲也，从人二”。“从人二”说的是“仁”字的构形，表示两个人在一起而发生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两个人之间的亲爱之情，推而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仁”是一个人处事所应有的态度，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故孔子又说：“仁者人也。”“仁”与“人”互相定义，“仁”就是人的本质。这表明，古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给人下定义的。孔子认为，万物之中唯独人有道德属性，因而凡是人就都有道德心，反过来说，没有道德心就不是人，就够不上人的标准。孟子重申并强调了孔子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是否具有道德心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以“仁”为核心概念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由于“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孔子的学说就是仁学，甚至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是仁学，儒学就是仁学。
有两点我希望能和大家共勉：
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所以不要把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和方式用在别人身上。这是人际交往中的一条“黄金原则”，是维持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以“己所不欲”加之于人，必然会让他人遭受痛苦。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立”，用现代的语言和观念来看，便是独立人格的确立。“达”，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发展。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但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还要帮助天下之人共同完善和提高，这表明孔子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了国际公认，被称为“全球伦理的最低限度共识”。“仁者”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境界是一个理想中的境界，是理论上的最高峰、道德修养的极致，永远也不可能登顶。因而，孔子从来不说某人达到了“仁者”的标准，即使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孔子也只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认为自己也达不到“仁”的标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不是自谦，因为根据“仁”的学说，在道德修养的道路上，永远有攀登不完的高峰，道德修养是一辈子的事情，永远也不应该停止。
但“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切实可行的。孔子认为，“为仁”并不难，求仁之路就在脚下，要不要做一个“仁者”，是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树立了求仁的目标和信心，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实践“仁”，就看你有没有自觉性，肯不肯下功夫了。当然，要做一个“仁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点一滴地去做，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仁”的原则，平常时候贵在持之以恒，危难之际更要经得住考验。
关于道德完善的问题，在孔子那里就是如何做一个仁者的问题，孔子为此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道理。但具体如何去做，孔子所言并不多，而孟子则对此做了重要的推进，他认为，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一步一步踏实地去做，完成道德修养所必需的具体步骤，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么，普通人要想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究竟要经过哪些道德修养的步骤呢？针对这个问题，孟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为普通人实现道德完善的宏大目标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循序渐进的具体方法。
在孟子看来，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有种，即“四德”：仁、义、礼、智，人生来就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四德”的萌芽。“善端”虽然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善人，因为他拥有的仅仅是善的“端”。由于有了这个“端”，就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可能，否则道德修养就没有前提，人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救药的。又由于拥有的只是个“端”，还不是完备的善，这就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必要。
虽然每个人都有先天的善性——本心、良心、赤子之心，但并不很牢固，在某些环境的影响下，甚至还会丧失。孟子称之为“失其本心”或“放其良心”，简称为“放心”。“放心”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他认为应该像把走失的鸡犬再找回来一样，要把失去的良心再找回来，恢复心中的善性，孟子把这称为“求放心”。“求放心”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失误的补救方法，是一种犯了错误再改正过来的方法。显然，一个人如果只是停留在“放心”与“求放心”的循环阶段，那他在道德上就不会有进步。与其出现道德失误再来改正，不如当初不失误或少失误。为此，孟子提出了“存心”的理论，他把能否“存心”看成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并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如何才能“存心”而使之“勿丧”呢？孟子提出的方法是“寡欲”：欲望越多，善性丢失的就越多；欲望越少，善性存留的就越多。运用理智的力量克服外物的诱惑，把欲望节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这是存心养心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要想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还需要在“存心”的基础上进行更重要也是更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尽心”。所谓“尽心”，就是扩充善性的功夫，即培养心中的“善端”，使之充分发育成长。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善端”好比种子，具有成长成熟的一切潜能，只要坚持扩而充之，终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保住“善端”并坚持扩而充之，就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最终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
“尽心”就是把人的道德修养提升到最完美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标志，就是养成了“浩然之气”。有弟子与孟子交流，“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境界，是因为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获得的一种无所畏惧的、充满自信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量。养成了“浩然之气”，就成为了“富贵不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是十分完备的，他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讨论了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指出了道德修养的目标和最高境界。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提出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的学说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了动力和信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观念成为了儒家学派一个标志性的思想。
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提出“满街都是圣人”，都是受到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那么，孟子道德修养学说有什么实践意义呢？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培养、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与精神世界，有利于历代王朝的长治久安。特别是他提出的“养浩然之气”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两千多年来，浩然之气早已被历代志士仁人演绎、升华为“正气”“气节”，汇入优秀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
儒家建立了丰富而完整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诚、敬、恭、宽、敏、惠、温、良、俭、让、慈、廉、中庸等，这些道德条目在孔子那里都已经提出，孔子于其中最重视“仁”。孟子在众多的道德条目中最重视仁、义、礼、智四德，汉代董仲舒在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定格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人伦关系也定格为孟子讲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以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其中“修身”讲的是对内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对外的建功立业，合起来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讲的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讲如何做人的文化。儒家式的人生道路，最高的目标是做圣贤。圣贤的标准很高，普通人难以做到，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在道德上成就君子人格，做一个君子。君子人格虽然比起圣贤人格低了一个层次，但却不像圣贤那样难以企及，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够达到的、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两千多年来，君子人格深入人心，不仅塑造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而且对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子人格把个体的人格和国家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既强调对内的道德人格培养，又强调对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感，这种人格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君子人格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前面涉及的仁爱、孝亲、仁义礼智等，主要还有如下内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指的是一种积极奋发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指的是一种宽厚博大的包容精神。
君子人格要求做人要为人正派，直道而行，讲究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违背良知。君子要心胸宽广、胸怀坦荡。
“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人格强调道德自律，凡事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问心无愧。遇到挫折和失败时，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苛求他人。孟子说，君子做事好比射箭，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射中，不能怪靶子，也不能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而应该反躬自问，看自己是否站得端正，找出差距，这样才能有所提高。
孔子认为，有些事情是个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比如个人的出身、机遇，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君子应该乐观地对待、泰然处之，不怨天、不尤人。《周易》也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消极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只要尽心尽力了，就问心无愧。后人也把这种态度称之为“尽人事，听天命”。
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也包括名；义指的是道义、正当性。义利关系问题亦称为“义利之辨”，是儒家道德学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儒家所有的道德观念最终都要落实在义利问题上，都要接受义利关系的考验。朱熹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程颢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在名利面前如何取舍，是检验一个人道德水平的试金石。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认为道义具有至上的价值，奠定了儒家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不过孔子并没有完全排斥利，他只是主张“以义制利”，把利置于义的监督控制之下，在名利面前首先要考虑是否正当，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在此前提下的“义然后取”，并非完全不要利。儒家的义利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至今也不过时，值得我们在处理义利问题时认真借鉴吸取。
联系客服
